三
多少年后，《北中国诗卷》依然从大江南北、从岁月深处、从许许多多诗人心里，发出低沉然而却是经久不绝的回响。就像蓄水的三峡，时有山妖水怪，老鳄长鲸在那里呼风唤雨、兴风作浪。
内蒙古文联副主席、《草原》主编尚贵荣在《草原》创刊500期纪念大会上说：“整个八十年代，《北中国诗卷》与内蒙古另一个影响巨大的诗歌杂志《诗选刊》，成为《诗刊》、《诗歌报》之外的又一个诗歌中心，中国诗坛最具实力与影响力的老中青三代诗人都曾在《草原》上发表过作品。《北中国诗卷》的影响波及到港台、东南亚以及美国、加拿大等地区和国家。直到今天，《草原》的诗歌栏目依然叫《北中国诗卷》。”（《五十六年的文学梦想》）
诗人姜红伟指出：“1986年2月、10月，由赵健雄、尚贵荣主编的《北中国诗卷》刊登了北岛、廖亦武、海子等一大批青年诗人的力作，在八十年代诗坛影响重大。以后，《北中国诗卷》每年四期，为中国当代诗歌的兴起贡献巨大。”（《八十年代为诗坛做出杰出贡献的诗歌编辑历史备忘录》）
诗人马永波回忆道：“要说正式发表的处女作，应该是1986年夏天大学快毕业时，《草原》的尚贵荣和赵健雄老师给发的一首挺长的写黑土地的诗。”（《答诗选刊21问》}
诗人杨然写道：“余写诗三十年，每每与诗人交往，用心记之，枝繁叶茂，遂成为生命常青的诗人大树”。几十年过去了，他仍然念念不忘与诗人赵健雄的交往（《诗人之树常青》）。
诗人哑樵回忆说：“有一段时间，内蒙古曾是中国的诗歌重镇。雁北和阿古拉泰主持的《诗选刊》，影响力曾经堪比《诗刊》，是全中国以及世界华语诗人都心向往之的诗歌胜地；诗人赵健雄和尚贵荣主持的《草原·北中国诗卷》与诗人张廓、孙彬、默然等开拓的《这一代》交相辉映，北中国的天空朗月高悬，繁星灿烂。”
诗人张天男回忆说：“八十年代，《草原》高张《北中国诗卷》大旗,内蒙古出版社推出《诗选刊》方阵,拔然众山之上,赫然群峰之巅。”
70后诗人广子写道：“当年《诗选刊》和《草原》以其声势浩大的诗歌造势运动倍受诗坛瞩目，并一度激活了内蒙古本土诗歌创作的热情与繁荣，一批拥有个人才华和创作实绩的优秀诗人，聚集在《诗选刊》、《草原·北中国诗卷》周围，他们的名字至今仍为后来者所津津乐道，并一度成为支撑内蒙古诗坛的中流砥柱。”（《蒙古高原的诗意守望》）
70后诗人赵卡说：“赵健雄、尚贵荣主持的《北中国诗卷》，是众多文学期刊里最灿烂的诗歌专刊，其每年四卷的规模，迄今无人超越。很多诗人都把入选《北中国诗卷》当作毕生的光荣。”
资深记者、青年诗人蒋静回忆说：“健雄兄我早就知道的。在他周围活跃着的弟兄们曾经是怎样的以诗歌的姿态神采飞扬着。贾漫老师说他是内蒙古新时期诗歌的元始祖，我深以为然。说真的，八十年代内蒙古诗坛乃至中国诗坛是与赵健雄、雁北等人的名字分不开的。”
尽管八十年代早已过去，但我们仍然有理由广告天下：《北中国诗卷》所代表的，正是那个时代中国诗坛的最佳阵容、最强实力和全新追求。一颗又一颗“北中国之星”从高原上冉冉升起，装点着天空和大海；它所引领的，绝不仅仅是当下眼前，而是中国新诗辽阔辉煌的未来。
四
赵健雄先生有句狂言：“走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旗县甚至一个偏远的角落，凭着《北中国诗卷》编辑的身份，就可以找到同道和知音。二十年后，只要提起这段往事，他总是志得意满，爱叙当年：“《北中国诗卷》这可能是我文学生涯中最有价值的工作。可以引为自豪的是，后来活跃在国内诗坛的中青年诗人，几乎都在《草原》上发表过他们的作品，不少是处女作。那时国内有多少自费印刷的诗歌刊物与集子啊！它们与手稿一起，都涌向《草原》这片碧绿的海洋。我们小心地梳爬，让一切优秀之作得见天日，让它们放射出个性的光芒。”
既然如此，为什么正当《北中国诗卷》如日中天之际，健雄却突然转身离去？显然，这是个谜。他本人给出的答案更是扑朔迷离：“1991年，我非常惋惜地离开了多年居住与工作的呼和浩特，回到了江南，其中有个人的原因，也有其它方面的原因。”这样一种语气，令我惆怅多年。
他在回忆中写道：“八十年代的中国新诗，担当了太多的使命，几乎整整一代人，对于写诗这种文字不同方式的排列表现出如痴如醉的热情。有人说，那个年代随便哪一片树叶掉下来都会砸着一个诗人。今天完全是另外一个年代和另外一种境况，诗歌成了圈子里的玩意儿，我称之为沙龙游戏。即使像我这样曾经狂热地浸溺于诗歌的人，也变得对它不屑一顾。这个世界需要成熟的理性，而不是软弱无力、似是而非的诗歌。”——这当然是对他转身离去的另一种解答。
我一直想问健雄，假如生命可以再来一次，你还会选择诗歌吗？
近日上他博客，搜到一篇旧文，其中有一段话，正可以剪下来回答我的问题：“我在《草原》的7年，正是中国新诗发展的鼎盛期，恰逢其盛，是历史的幸运。对于个人来说，这也是我自己的盛年。生命中最值得珍惜的一部分，化作了一本杂志内外的若干行诗句。一切都成了历史，如果生命可以选择，也许我不会重复走过的道路，但对过去的岁月仍觉得珍惜与留恋。那个时代像风一样很快过去了，但它的诗歌和诗歌精神却永远地留存下来。”
九十年代以后，健雄一不读诗，二不写诗，却还经常收到全国各地熟悉与不熟悉的诗人惠寄的诗集，他们仍然把健雄当成最亲密的朋友。健雄几次回呼，受到师友及编辑部同仁极其热情的款待，直到今天，仍有当年的诗歌作者远赴杭州看望健雄，这些人多数已不再写诗，却十分留恋那个年代人与人之间通过诗歌建立起来的单纯与真挚的关系。
五
今年7月26日忽接健雄电话，说他已到呼市，次日将赴锡林郭勒，青城只住一夜。我因事稍稍耽搁。晚九点，大雨忽来，打车，见吾兄于大学路金宇文苑。饮至夜深，依依别去。健雄生于1949年，看他雄心依旧，健步如风，哪儿有半点儿衰老迹象。只因我连日轰饮，体力难支，未能陪兄作雨夜长谈，一路上怅恨久之。
南归二十年，健雄的勤奋令我吃惊。他几乎每年都有新书问世，除去我所珍藏的诗集《明天的雪》，随笔集《糊涂人生》、《都有病》、《浊世清心》之外，他还先后出版了随笔集《拾酒楼醉语》、《天下零食》、《乱话三千》、《当代流行语》、《纵情声色》、《危言警语》、《金匮问道》、《吃相》、《姑妄言之》、《白相经》等；文化专著《中国传统石雕》、《时代的颜色：中国美院外传》等。未能出版的著作尚有《文革辞典》、《灵感深处闹革命》、《一个红卫兵的前世今生》等等。最有意思的是，他虽多次重申“一不看诗、二不写诗”，然而还是言行不一地出版了诗集《最后的雨》。一场“明天的雪”飞到江南，终于化作“最后的雨”，从迷蒙的天空上纷纷落下。
据我所知，健雄在江边，并没有洗手不干诗歌。他先在浙江省轻工业学校教书，一年多后进入《联谊报》报社。前几年他在《西湖》杂志社做兼职副主编，还亲自向我约过诗稿。“平生塞北江南，虽然酒和诗歌让人趋于虚幻，但那一段岁月又如何能够忘记呢？我相信，将来梳理中国当代文学史乃至思想史，是不能够跳过《北中国诗卷》的。”窃以为此话可收入他的《乱话三千》。
2007年3月，他在刊登在《鸭绿江》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中说：“而我依旧迷恋诗歌，在诗歌宽大的怀抱里，我深信自己得到了护佑和爱抚。任何热闹都不会让我有所分神，我心里总有那片静谧的雪野。我选择了缓慢的进步，虽然依旧有惶惑，但变得更从容，写作也进入了自由的状态。”
他的理想并没有死灭：“人类进化史已经有几百万年，至今仍在半神半兽间彷徨，回过头去，常常可以看见血腥，当然，也还有理想的光芒或闪亮。那么，这种光今天是越来越强大了？或者如此吧，至少我们希望如此。也正是抱着这种希望，我才来写这本小书，而天朗气清的秋季已经来了。赵健雄1997年10月30日于大运河边拾酒楼。”（《浊世清心》后记）
说来蹊跷，健雄在《草原》待了7年，1985年3月他为我编发的第一组诗歌题目叫《北国之春》，1990年2月，他为我编发的最后一组诗歌题目叫《即将到来的冬天》。上帝啊，我似乎在冥冥中已经预言了自己和《草原·北中国诗卷》的命运。
健雄回杭州后的第二年，我曾寄他一信，完全是手写，龙飞凤舞，少说也有两三千字。阅后，他写了一篇读后感，收在随笔集《糊涂人生》里，题为《难得真情》。其中一段是：“午后起来，收读天男的来信，字里行间浓重的情意，令我胸中波起浪涌。待要回复，想给他写几个字，却又感到无言。这才知道，用来搪塞，或应酬，都可用语言，真想交点儿心，这文字就不够用了。”有时灯下翻到这一篇，一个失踪的时代便踮着脚尖溜了我的书屋,并回身关紧了房门。
2007年5月，健雄在他的博客上致我一函，题为《致天男书》，其中两段是：“最近一期《草原》老兄的《钓雪楼丙戊诗钞》十首拜读，气象非凡，以为你“敢将黑字铸诗史”的狂言决非妄言，如果中国将来还有人写真正的诗史而非官方或流行文化史，这一代旧体诗人中，恐怕无出兄之右者。”“南归后我以文字入世，与诗歌渐行渐远，酒也喝得少了，可以说愧对从前的师友。虽在外人尤其南人看来，仍算超然，但自己知道终究俗了。每当忆起在塞上的日子，兄的身影总晃动在最耀眼处。不多说了，祝你写出更多的好诗，虽然时下的人间也许不要，但天要，地也要。”恨我当时尚未触网，没能及时看到为师的勉励。直到三年后的一个冬寒之夜，我才无意间读到他的这篇文字，内心大为感动，几天后回他一首七律，题为《寒夜寄武林赵健雄师兄》：君悲世事我悲秋,万里云缄恨未收。冷眼看人都有病,清江拾酒岂无楼。老来方竹更萧瑟,自古阴山几鹤鸥。钓雪楼头兄弟在,年年草绿忆三牛。
读者注意：这篇文章同时献给我敬爱的兄长、著名诗人陈广斌先生。《北中国诗卷》开卷数年，他正是《草原》主编，没有他的鼎力支持，就不会有这段辉煌的历史。陈广斌先生山西洪洞人，祖籍河北巨鹿，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作协会员，国家一级作家，被誉为“草原上的抒情王子”。著有诗集《孔雀与仙鹤》《游牧者的恋情》等。现任内蒙古诗词学会副会长、《内蒙古诗词》执行副主编。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