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

　　解读《独立》18期“21世纪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专辑

　　西域
　　
　　2011年度由《非非》与《非非评论》联合评出的“2011年中国诗歌界十大新闻”中，“《独立》推出‘21世纪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专辑”作为第九条入选本年十大新闻。文中说：“2011年12月，《独立》第18期大篇幅推出‘21世纪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专辑。《独立》是四川独立诗人发星主编的一本卓有影响的民刊，多年来致力于体制外写作、少数族裔写作、隐态写作和地域写作的文本整理和传播。此次出版‘21世纪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准备期即达4年，该《诗选》由著名先锋诗人、诗学理论家周伦佑先生作序。《诗选》图文并茂，除作品外，兼顾了资料性等，因而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由发星选编的十大流派分别为：非非主义：后非非诗歌；《独立》：‘地域写作群体’；《存在》诗群；打工诗歌群体；‘北回归线’诗群；新死亡诗派；垃圾诗派；《活塞》群体；神性写作；现代禅诗派。”。且勿论这个“十大”是否具有唯一性与权威性，但《独立》推出“‘21世纪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专辑”作为非功利与非利益关联而以民间之纯粹性能够入选，足以说明此期《独立》所具有的重要性与在林林种种的诗歌官民二刊中所自蕴的份量。

　　诗歌发展到今天，随着单一的一元的强迫性的体制话语写作方式的打破，不同风格的各类写作文本与五花八门纵横交错的主张、宣言像破笼而出的鸟儿向着各自的方位与轨迹展翔而来。而互联网的发展与普及，又将这种趋势推向了极致。谁都可以在诗歌的范畴内自由的言说，一个人就是一个派别，二个人就是一块阵地。而在这摇曳多姿的后工业季节，需要一双穿越雾里看花的慧眼才能穿透层层雾霭，分辨这纷纷扰扰的时代与变幻莫测的网络世界，而《独立》18期“21世纪中国先锋诗歌十大流派”专辑就是淘尽沙砾与穿过烟雾之后呈现出来的最具活力与“流派”意义的专辑文本。它的意义不仅在于铭记历史，而且书写历史，即使不能写进历史，但至少能够把具有建构性质的诗歌写作留在历史的回音壁上。

　　按照周伦佑在此期《独立》的序言《走向流派的中国先锋诗歌》中关于“流派”的“五个条件”标准，即他所言：“一、对某一群体或流派具有认同感的相对比较稳定的写作成员；二、比较自觉的具有鲜明特点的能够自圆其说的诗歌美学及写作主张；三、用以定期或不定期刊布流派成员作品的流派刊物；四、在一段时期中持续进行写作探索活动的持续性；五、在写作主张和成员构成方面对其他诗歌观点和写作成员的必要的排他性。”，来衡量此“十大流派”的真伪，这些写作群体或多或少或全部具有以上的条件。应该说周伦佑的这个并不宽泛的论断作为衡量某个诗歌群体是否具有“流派”的特点而不负其“派”之称谓的尺度，具有精确性与正确性。

　　按照这种思路，此期《独立》“十大流派”基本上都具备了各自的写作自足性与流派的完整性。以下将就“十大流派”做分别概述与扫描。
　　
　　十大流派之一——非非主义

　　应该说这里的非非不是严格意义或者说不是我们通常所熟悉的那个“非非”，非非主义在80——90年代，历经了成立——光大——消隐——复出——转型的个人际遇与时代背景同生共存的风云变幻之后，非非进入了“后非非”时代。“后非非”时代的“非非流派”不仅在语境遇语像上发生了一系列的嬗变与进化，而且写作队伍也在发生着悄然变化，不知不觉，一批更年轻更沉潜的诗人跟了上来。按照非非的说法：1986——1989年为“前非非写作”时期，此期主要的写作标志为“反文化、发价值”的理论和“非文化、非崇高、非修辞”的文本特点。1989年以后为“后非非写作”时期，“后非非”逐渐转变为“从逃避转向介入，从书本转向现实，从模仿转向创造，从天空转向大地，从阅读大师的作品转向阅读自己的生命”。2000年后，非非创始人周论佑又提出了以倡导“大拒绝、大介入、深入骨头与制度”为特色的“体制外写作”。而这种转向与周论佑个人90年代前后的个人际遇密不可分的。这种转型固然与时代的现实休戚相关的同时，也承担着不可预知的政治风险。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使“非非”保持了“先锋性”。

　　“后非非”增加了许多新鲜血液，一批写作才艺与思想兼备的“新”面孔加入了进来。其中以雨田、袁勇、龚盖雄、梁雪波、董辑、蒋蓝等尤为突出。比如梁雪波的《修灯的人》、《断刀》，蒋蓝的《乌鸦的大军》，袁勇的《张弓》、《造反》，雨田的《乌鸦的三种叫法》等作品无不具有尖锐而又高迈的品质。这一批后非非诗人的写作不仅继承了“非非”独立、不依附的个性，更重要的在于延续了非非的生命，使这一在中国最大乃至国外俱名的诗歌团体屹立不倒，并将继续存在下去。
　　
　　十大流派之二——《独立》

　　“独立”与“非非”、“存在”被誉为四川的三大民刊。在我看来，即使放置国内若是排名也是靠前的，这一点，在许多关注民刊了解当下诗歌现状的评论家那里也几乎是众笔一致的。

　　诞生于1998年的《独立》已经走过了14个年头，连续出刊18期，举目四顾，亦是寥若晨星。主办人诗人发星以他具有侠客风范的襟怀和种种义举独力承担着编辑、出刊、组稿、资金等一系列工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奇迹。《独立》在某种程度上书写的不是文字，而是精神，流淌的不是汗水，而是血液。

　　《独立》坚持“地域、边缘”的大文化观，倡导“地域诗歌”写作，关注民间现代诗歌运动史以及相关刊物资料的收集研究整理，关注“底层诗人”与“独立精神个性诗人”、“具有特殊人文价值的个人及文本”的研究整理，探索并建构中国边缘民族现代文化及精神。其中，由发星主倡的“地域诗歌写作”成绩斐然。经过多年的坚持，“地域诗歌写作”得到了壮大与发展。一批具有边缘民族身份诗人以及具有独立精神的诗人评论家团结在《独立》周围，为地域诗歌的成长，辛勤耕耘。已经形成了“四十年代诗人”张嘉谚，“50年诗人”周论佑、海上、孙文涛、孙谦、孙文，“60年代诗人”发星、阿库乌雾、张联、吉狄兆林、吴若海，“70年代诗人”梦亦非、西域、胡应鹏、湄子、李果、毛于贵，“80年代诗人”郑小琼、阿索拉毅、罗逢春、鲁娟等五代诗人等容齐观的诗歌写作/批评群体。
　　
　　十大流派之三——《存在》诗群

　　《存在》诗刊创办于1994年，出刊2期《存在诗刊》，七辑《存在诗刊作品集》和一本《存在十年诗文选》。另外，《存在》于2004年创办存在网络诗歌论坛。《存在》最初参与创办的同仁有：陶春、刘泽球、谢银恩、吴新川、索瓦等。后来又加入了朱杰、曾令勇、华未眠等。

　　《存在》诗群强调诗歌意识的神性、智性以及自然构叙能力三重结合的原生性质写作。主张“真正意义上的写作，是从人的内心出发，为我们生命的沉思寻找一个形式”，反对“游戏性和策略化写作”。《存在》诗人把诗歌作为信仰，这一点于我深为赞同，在一个精神贫乏信仰缺失的时代，把诗歌作为信仰不仅是一种价值回归，还是精神重建的过程。如同《存在》诗人刘泽球在文本中说言：“‘上帝死了’，将让另一个上帝诞生。‘诸神缺席了’，就让他们从消失的地方现身，让人与自身的‘名’、与通往世界的‘明’、与内心的‘光’、与面具背后的‘我’而非‘他’相遇”。

　　《存在》诗歌群体，作为四川又一个持续时间长，影响广的诗歌流派，它的存在不仅维护了四川作为一个诗歌大省的单位，而且彰显了诗歌信仰不灭的灼灼光辉，无不具有激励与欣慰的意义。
　　
　　十大流派之四——打工诗歌群体

　　这是最底层的一群，这也是最大的一群。打工诗歌最初于2001年在东莞常平镇诞生，由许强、徐非、罗德远、任明友等主持创办。为4版的报纸，一直持续到2005年。之后处于休刊的状态，到2007年8月，由于得到香港乐施会的资金赞助，印刷量大增，每年出版6期，每期达6000份，《打工诗人》的影响亦随之扩大。

　　在许强、柳冬妩所写的打工诗歌理论《一种生存的证明》中，讲到：“‘打工诗歌’作为现代化与城市化趋势下的中国社会、主要是城市生活的主体性书写，城市与诗歌的关系，实在是一种互写与互塑的关系。作为一种审美对象，‘打工诗歌’中的城市与乡村蕴含了各种丰富的语义。诗人在城市里找到了新的认识体系，获得了新的认识体系，获得了新的感觉和想象力，昭示着对现代性的含纳和探望。‘打工诗歌’其实是关于中国现代性叙述的一个丰富而细致的侧面，是以诗歌为方式对当代中国所做的一种想象性构建。赋予转折的时代以启示和意义”。

　　而其实在我看来，打工诗歌因为暗合了城市打工人群的异乡空孤的心理背景以及面对现代化城市的冷漠与嘲弄的精神忍受这一大的缺失的精神图景，而迅速的在这一群体中找到精神诉求与文化归属。——这就是打工诗人与打工诗歌获得影响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