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从久远的过去绵延而来，路过今天又折向未知的将来。今天，是历史的留存。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等等，无不挟带着昨日的气息。甚至作为这一世界舞台上的一个角色，我们自身也是历史的留存，无处逃避与历史相关的一切。
这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得拉在其小说《玩笑》中给我们描绘的历史。
历史的气息就像它诡异的面孔已模糊不清，像一个真正的隐士悄然归隐于山林之中，埋首于文字与卷帙之间。当今天成为昨天，昨天即成为历史。而在这个所处的高度全球化一体化的时代，历史是显得如此急促与轻浮，即使历史事件本身沉重。而唯有文字的历史才是真正的不死的历史。在此意义上说，作为独具优势的文学，即是在记录历史，也是在创造历史。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与广阔的空间里，无数文人志士用他们孱弱的肉体用他们坚韧的笔为后来者勾勒出一个个超越了时间穿越了历史的风范形象。虽然他们更多寂寞的身影不一定都具有现世意义。但后人将在他们的脚印中去阐释、释解。当曾经轰轰烈烈的中国现代诗歌步入喧闹、浮躁、拆解的后现代，在与历史同样寂静的山林和同样孤独的孤灯下 ，有那么一些赤子般的面孔正在释经揽卷，独对着风月的寥落和命运的冷寂。
多年来，民间诗歌作为体制诗歌的补充，它的写作效绩与呈现出来的文学精神于提升汉语的光焰与生命的拔高力可谓功莫大焉。诞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并顽强的坚持到今天的“地域诗歌现象”亦可谓中国民间诗歌运动中的一个奇迹。并且这一棵民间诗歌大树在新的世纪又新生出一枝枝遒劲的干枝。本文试图对“地域诗歌”以及由”地域诗歌”派生出来的”彝族诗歌”及部分诗人作一简要评论，权当抛砖以引玉。
一、”地域诗歌”在当下写作语境中的突围与确立
在文学中，具体说在诗歌写作中，对一个有写作经验的诗人而言，无论他拒接还是接受，抵达或是离开，他都无法绕开纠缠在诗歌写作之外的事实上的现实境遇。无法避开它对你的影响。而只有一条迎面而上的路。这种现实境遇最明显的焦虑就是：体制内与体制外；书面语写作与口语化写作或曰传统写作与再建传统写作的对立与依存以及两者之间纠缠不清的互文关系。
体制内的写作群体主要是由架居在各级官方文学机构和期刊杂志编辑院校学术权威以及成功突入到体制内的个体阶层等构成。这一群体其写作基础牢固，受过系统训练，掌握着文学资源与公共话语权。而由于掌握了话语与传媒的这一群体中的部分人群的狭隘与短视目光而阻塞了体制外人士作品发表的通路与个人写作更高的诉求，这种公共资源的无作为系一发而动全身，造成了体制外群体对体制内阶层事实上的普遍不满。而体制外文学人群，由于它先天性的良莠不齐、嘈杂不一、喧闹而混淆和掩盖了其中的部分优秀写手。
另一种现状是存在于写作语言中的总体上的两种语言使用：书面语与日常口语在诗歌写作中的相互主导与交锋。从惯常的层面上来说，书面语多存在于知识分子写作中。它讲究语义的隐喻，语言外表的整洁规范，着力于技术和深度的华丽。应该说这种诗歌书写方式是值得尊敬和追求的。但问题是一些缺乏生命经历和基础训练的“伪知识分子”装出一副高深的伪崇高的面孔，写出一些故弄玄虚与艰涩的文字来唬人，而破坏了真正的严肃写作的知识分子的形象。而日常化口语写作，因它直接来源于生活现场，感同身受的平面化生活经验降低了语言表述的难度，而受到大部分写作人群以及新上路的诗歌研习者们的普遍的追棒。一时口语横流至今，已几近泛滥。出现在各类版面上的是大量的平面化的无关痛痒的小感受、小经验，直到最后成为一堆文字的堆积，真正的好的口语只是少数。这两种体制两种文体构成了诗歌写作的两极，并且将长时间存在于诗歌的现在和将来。
当诗歌的光明逐渐暗淡，当曾经的激荡不在回响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所依靠的只剩下的那种“没有信仰只有信念”，甚至是没有信念只有信心的等待与盼望。而正是在这种焦虑与期待中，“地域诗歌”及“彝族诗歌”出场了。
带着大山般的神秘与深邃的异质的品质，露珠般透明草叶样纯净，诞生在大凉山以诗人发星为头马的这一群蹄声响彻大西南的黑马群，像一道闪电时不时的在诗坛上一闪，飞驰而来又绝尘而去。给低俗昏庸的当下诗歌旁门斜出的一击。直让我们张大吃惊与期待的嘴。
“地域诗歌”的倡立者诗人发星在文章中曾预言说：“二十一世纪前十五年的中国现代诗先锋优势可能在边缘众多少数民族地区生发、形成、爆炸”，“因为这些地方原文化（母文化）在现代文化的冲击与影响下，在一定周期中会做出良性的反映。这是原文化（母文化）坚守传承者们承找的积极有效的精神自救与突围方式”。毋庸置疑，发星的观点在今天已经部分成为现实。尤其是大西南彝族诗人的整体入局，成为民族文化恢复活力的坚实有力的证据。“写作实力持续力与背靠的文化根系有很大关系”（发星语）而彝族诗人在汉语大语境下的奇异纷呈与诗人们所依存的民族文化的博大与顽强是一脉相承的。而相对于“离开或没有离开”已经长时间缺乏爆发力与创新力的汉语诗人，发星认为：“是他们身上所累积的文化根性原力（写作原力）在大量消耗之后，没有再去寻找、补充所致”。其实，汉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其“根性原力”的无穷无尽是任何民族都难以超越的，问题是这一些用母语写作的汉语诗人，他们自身的写作韧力与汲取民族文化根性原力的耐力有限，加之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西方文化浪潮的冲击，一时让他们眼花缭乱，头晕目眩，而丢了西瓜捡芝麻，盲目地蠢动和不切合实际的攀风附雅，以此来给自己标上时尚的标签，搞一些噱头，到头来只是一堆纸老虎，一些假大空。
而“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的确立与“大凉山彝族现代诗诗学”的提出，无不对当下的混乱的现状具有启示的意义。可以看做是基于被长期湮没的弱势文化再现与自身的文化意识觉醒。虽然“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事实上是一个松散的、缺乏群体特征，没有统一的宣言而又依靠写作又事实存在的“地域诗群”。维系他们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独占一元的资源来自于彝文化的古老的未被现代思潮污染的母语根系。引导他们合唱的是这一地域相同的民族文化风情与精神习俗。同一写作渊源在同一民族内部更具有认同感。而如果能够持续爆发，这一民族文化能量将是耀眼和惊人的。但事实上他们又是在坚守，在全球化浪潮汹涌的今天，民族文化的差异性与个性化的消失就像冰川的消融一样是触目惊心的。有时，我甚至感到发星与他所倡导的“大凉山彝族现代诗群”的悲壮性。因此，这一地域民族文化群体的提出与整理便显得及时与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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