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郑小琼《女工一百》

一百名女工们的后工业时代生活

——读郑小琼《女工一百》

西域

在百度百科中，关于“后工业时代”一词这样解释道：“所谓‘后工业化时代’,就是以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为主体的时代。现代主义的生存土壤是商品生产为目的的工业社会，后现代主义则是把后工业化社会作为时代背景。”

而“后工业”名词的发明者美国社会学家D·贝尔在《后工业化社会的来临》中描述后工业社会的“轴原理”时说：“理论知识的中心地位是社会革新和政策形成的根源”。对此，百度百科中说：“从经济方面来说其标志是由商品生产经济变为服务经济；从职业方面来说，专业和技术阶级处于优先地位；在决策方面，是创造新的‘知识技术’。而这些，恰恰就是目前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几个重要特征。对此，也许我们可以解释：由于技术变革，而把马克思主义者赋予工人阶级的作为社会变革的历史代理人的作用取代了，而且这种取代正如历史发展一样是不可逆转的，后工业化必将来临。”。百科最后评价：“后工业化社会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宽大温床。伴随着历史剧变，人们难免对旧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产生厌倦、怀疑、甚至嘲笑，他们不再认为对社会的发展负有责任，宁愿将个人生活置于随心所欲、纷乱无序的状态中。中心变成多元，永恒成为变迁，绝对变成相对，整体成了碎片……后现代主义并非只是西方的文化现象，它对我们的冲击已无可避免。”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境。而在它的内部，这语境又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浅显到深刻的变化。站在时代变化的前端只能眺望到未来的端倪，而不能深入到后端的核心。譬如D·贝尔在上文中描述后工业社会的“轴原理”亦只是泛泛而论，固然“由于技术变革，而把马克思主义者赋予工人阶级的作为社会变革的历史代理人的作用取代了，而且这种取代正如历史发展一样是不可逆转的，后工业化必将来临。”，但后工业时代对人性的扼杀与机器对个体的取代而造成的混乱、荒诞的价值沦丧却是不能亲临时代的理论家所不能谈论的，尤其是在一个农业转换工业机械取代农耕的生产模式的转化中，理顺的、协调的生产关系缺席的大背景下，人性、道德与生活\社会价值的矛盾与冲撞造成的扭曲、混乱的人性\生存的当下浮世图景中。这种图景在少数精英知识分子的文本里浮现，我们于中俯首而拾，成为了解和透视社会与时代真相的录像机。比如在女诗人郑小琼的写作中，我们一直可以感受到这样的来自时代的底层生存图景的刺痛。而她近期的系列诗作《女工记》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这是一首以珠三角城市女工为写作对象的系列长诗。珠三角，作为现代工业的前沿，交织着飞速的集约化生产与缓慢的生产关系矛盾结合的苦闷、彷徨、犹豫、焦灼的精神个体与潜在的堕落、颓废的生存场景。而女工的生存痕迹集中的体现了这种状态的真实。而郑小琼之所以选择以女工为述写的对象，并不是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后者作为相同性别的身份认同与心理间距，而是女工的与生具有的那种先天劣势与在工业生产中的弱势地位。后者决定了她们社会/生活中个人身份的不牢固与盲动性。

“在人群中，我感觉我正在消失之中，我变成一群人，在拥挤不堪中被巨大的人群压碎，变成一张面孔，一个影子，一个数字的一部分，甚至被拥挤的人群挤成了一个失踪者，在人群中丧失了自己，隐匿了自己。生活何尝不是，我们被数字统计，被公共语言简化，被归类、整理、淘汰、统计、省略、忽视……，我觉得自己要从人群中把这些女工掏出来，把她们变成一个个具体的人，她们是一个女儿、母亲、妻子……她们的柴米油盐、喜乐哀伤、悲欢离合……她们是独立的个体，她们有着一个具体名字，来自哪里，做过些什么，从人群中找出她们或者自己，让她们返回个体独立的世界中”（郑小琼《《女工记及其它》》）——这也许是郑小琼写作《女工记》的原初的单纯的想法，之所以“单纯”，因为她只能“从人群中找出她们或者自己，让她们返回个体独立的世界中”。在一个黄钟暗哑，瓦釜齐鸣的时代，一个人以字为梦的人的力量太小，一种底层的声音几乎没有声音。让迷失自我的身体找回自己的面孔，让生活在城市里的异乡人返回家园——这只是建立在文字砌成的家园里。即使是这样，说出事情的真实，是一个作家∕诗人应有的品质，它不仅是一种良知，而且映衬出作者对于时代认知与辨别的能力。

前苏联作家伊利亚·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中记述罗马尼亚作家伊斯特拉蒂时说：“要了解一个时代，不能只根据铺设公路干线的工程师，还要根据那些在夜里绕道而行的走私贩子”，作为一个深入其中而又躲在一边的旁观者，郑小琼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走私贩子”，她用文字修筑了一条装载着痛苦、忧伤、茫然乃至血滴与死亡的“走私”之路。因为她的这些孤独而又勇敢的行为，我们得以更深入的切入时代的底部，看清时代列车飞速前进后面扬起的灰烬与尘土，落在此条漫长的返归之路上。

我们来看具体的诗歌：

《女工之刘美丽》：

十七岁的她像简单的电子元件∕插进生活中的线路板间　未来是∕前途不明的漩涡　充满着诱惑与危险∕她善良的本性正修正泥泞的人生∕正如她的微笑中有不可动摇的美好∕……生活寂寞的伤口∕有隐秘的力量　在她身体里生长∕流水线上机械的动作像她的一生∕在别人看来尽管有些笨拙　她却∕热爱前景看来不那么明亮的打工人生∕……一千多块的工资∕能满足她那颗少女的心　她习惯节省∕每月一百五十块的零花钱让她觉得富有∕她把工资寄往湖南的乡下　她成为∕乡间外出女子的榜样　手指的茧∕像一条苏醒的河流　带着她八年的∕岁月和寂寞　回家结婚是她唯一的打算

《中年女工兰爱群》：

咳嗽　恶心……她遇见肺部／泥沙俱下的气管　塞满毛织厂的毛绒／五金厂的铁锈　塑胶厂的胶质……它们纠结／在胸口　像沉闷的生活卡在血管处／被阻塞的肺部　生活的阴影／她遇见肺部　两棵枯黄的树木／扎在她的肉体上　衰老的呼吸／她　四十二岁　在毛织厂六年／五金厂四年　塑胶厂三年　电子厂两年／她的血管里塞满了生活的尘土与疼痛／拖着疾病的躯体在回乡的车上／她疲倦苍白的脸上泛出笑容／1994年出来　2009年回家／她算着这十五年在广东的时光／两个小孩已读完大学　新楼已建成／剩下这身疾病的躯体　回到故乡衰老／死后最好埋在屋后的桔树下

十七岁刘美丽与四十二岁的兰爱群，两个不同年龄而生活工作在相同环境下的女工，“生活寂寞的伤口”与终生的职业病纠缠着她们简单而低度的愿望——回家，但回家对她们却如此遥不可及。

《女工之周细灵》：

对于她来说 生活仅仅只是生存本身／这么多年她无法解读报纸与新闻中／有关自己群体的痛与苦 劳累与悲伤／甚至命运的尖刻与现实的刻薄 她不知道／职业的疾病与《劳动法》的条款这些年／她习惯把生存当着生活的本身 争着加班／或者埋怨自己的手脚慢了半拍 她习惯了／组长的咒骂与保安的搜身她像茧一样／将自己的生活囚禁在狭小的空间 上班／加班 休息 成为她生活唯一的节奏／等待每月二十五号发工资将微薄的薪水／寄往遥远的四川乡下 她有着的爱与欲望／被毛织制品挤掉 散落在无人光顾的角落／她用加班将自己的生活填满她已习惯了／这样的命运与现实 空闲时她会想起／……七个月便寄养亲戚家的儿女  屋后的耕地／偶尔她会茫然地站窗口朝着北方眺望／在迷茫的灯光里 她眼角含满泪水／她想回家 长大的儿女与老去的丈夫／十一年了她都呆在这个小镇的毛织厂／……她生活的全部／她瘦小的身躯里饱含着一个母亲的爱 ／妻子的爱 家庭责任　女性的柔情

《女工之贵州女孩》：

在一万多人的工厂　瘦小的她／似苍海中的浮萍　在命运中颠波／人生渺小如一滴顺着枝条落下的水滴／无声息地消逝在流水间……她瘦小的手指 单纯的眼神／有着近乎透明的稚嫩 人性与人生／……对于她 流水线／是生存也是生活 她十三岁(或者更小) ／无法理解命运生活 生存 只有现实中／每月微薄的工资带给她的希望与喜悦／生活已沦为仅仅生存…… 工业向时代推销／繁华的喜剧　她瘦小的脸庞向我／推荐无奈的悲剧 瘦弱的美丽与不幸／她已习惯了这命运贫穷与荒凉的大山／构成了她对故乡唯有的记忆  “命运如此” ／她习惯如此 沉重的词压在她稚嫩的脸上／她有些疲倦 我有些悲伤

中国妇女是有着巨大忍耐力是最能够忍受的群体。难以想象一个每天工作八小时，加班四小时，连续工作11年的人，她可能已经变成一台操作机械了，但这又是一个活着的人体。而13岁的“贵州女孩”则又是这种苦闷生活的替补，当“工业向时代推销／繁华的喜剧”，而“她瘦小的脸庞向我／推荐无奈的悲剧”这是戏剧吗？“‘命运如此’／她习惯如此”，这是“命运”吗？！

《女工之小青》：

像稻菽上的滴露 十七岁赤脚的姑娘／……她的生活／遍布乡间的贫穷与城市的欲望／城中村的发廊 祼露的身体的曲线／廉价的香水胭脂 口红与眼影／疲惫的肉体与精神 ……／这么多年我习惯了道德与崇高／神圣与黑白　在我身体里扎根／对于她 我内心充满厌恶／……比如梅毒与淋病／比如瘤状肿起的私处 像整个社会／溃烂而腐败鲜艳而丰盛／充满诱惑 生活对于她来说／依然是一个无法捉摸的暗喻／这么多年她对生活有过梦想／她无法窥探到生活的深度／用肉体测量现实与梦想的距离／却不小心 连肉体也沉沦于深渊中

《女工之中年妓女》：

她们的眼影 胭脂掩饰不了她们的年龄∕……她们谈论手中毛衣的花纹与颜色∕她们帮远在四川的父母织几件　或者将织好的寄往∕遥远的儿子……虽然这些所谓的保护费∕是她们十桩普通生意　她们认为∕算被鬼压了十次　虽然这鬼∕庞大而虚无……我想像她们现在的生活　过去的生活∕以及未来的生活　就像她手中的毛衣下∕潜藏着一颗母亲的心　妻子的心以及∕女儿的心　她们在黑暗中的叹息以及∕掩上门后无奈的呻吟……这些∕中年妓女的眼神有如这个国家的面孔∕如此模糊　令人集体费解”

当我们“习惯了道德与崇高／神圣与黑白”之时，这些“沉沦于深渊中”的“肉体”，仍然让我们“无法窥探到生活的深度”。比如“十七岁的小青”与“中年”了的妓女，他们同样“对生活有过梦想”，她们同样“潜藏着一颗母亲的心　妻子的心以及∕女儿的心”，对这些，我们都很熟悉，但那看不见的“模糊”的“面孔”，却如此“费解”。

《女工之何丽》：

有关于她∕在我心中仍然是一个谜∕一个来自重庆的女孩∕十九岁来这个城市两年∕进了五家工厂 从事过∕电子厂流水线工人∕玩具厂拉线员工∕塑胶厂啤工五金厂操作工∕磁电厂的插件工∕每个工作没有超过三个月∕在这五个工厂她递交了五份辞工书∕辞工的理由 母亲生病∕父亲生病外婆逝世∕奶奶逝世∕她的亲人∕不断地在她的辞工书里逝世∕或者生病其实她的亲人∕在重庆活得好好的∕她的心底辞工的理由只有一个∕累 她感觉无边的累∕在这个城市这永远构不成∕辞工的理由

《女工之凉山童工》：

生活只会茫然  时代逐渐成为∕盲人十四岁小女孩要跟我们∕在流水线上领引时代带来的疲惫∕有时她更想让自己返回四川乡下∕砍柴 割草摘野果子与野花∕她瘦小的眼神浮出荒凉……∕她的眼神总能将柔软的心击碎∕为什么仅有的点点同情∕也被流水线的机器辗碎∕她慢半拍的动作常常换来∕组长的咒骂她的泪没有流下∕在眼眶里转动 “我是大人了∕不能流泪”她一本正经地说∕多么茫然啊 童年只剩下∕追忆她说起山中事物比如山坡∕比如蔚蓝的海子 比如蛇牛∕也许生活就是要从茫然间找出一条路∕返回到生活的本身……

一个19岁的女孩与一个“十四岁的童工”在心理上必定有着相同的联系，不同的是前者是我们看不见的“无边的累”只能怀揣着她的亲人，永远流浪在“辞工”里。而后者更多的是辛酸，“童年只剩下∕追忆”和“瘦小的眼神浮出荒凉”让我们流泪。

《女工之乞讨的母亲》：

衰老的脸上有难以表达的言辞∕破旧的瓷碗中盛装孱弱的生活∕无法澄清的命运工伤的儿子∕公道与公平 尽管离她有些遥远∕钞票 人情权势腐蚀着它∕她依然坚信这些神圣的词∕她用古典的方式来证明公道的存在∕她跑部门 工厂她用乞讨的方式∕谋生存 生存目的就是讨回公道∕如此清晰而泥泞的人生∕乞讨  成为她在这世界对话的方式∕她向路上的行人伸出破旧的瓷碗∕她向高大的部门递上诉的状子∕碗中与纸上有着一颗母亲的心∕一颗公民的心两年了∕这位来自贵州的母亲∕她的声音有些苍凉∕她的面容如此坚定

《女工之疯女》：

雨水落在她的赤脚 她薄薄的衣裳∕……鸟叫声　像雨滴一样清冷∕落在她的心上  她站在雨中∕躲雨的鸟等待雨歇飞往巢中∕躲雨的人却不知家在哪一方∕她蜷缩在屋檐的角落下∕雨淋下∕像淋湿了迷茫的尘世∕淋湿了她身上破旧的蓝工衣……∕我不知道她因何而疯∕也不知她的家人∕我只看清蓝色的工衣上∕写着“盛世音响”

“乞讨的母亲”与“疯女”女工似乎是打工群体中的“另类”，但她们的结果，是打工过程的产物，必然与不合理的“规章”与机制的种种弊端有直接的关联。为什么“鸟叫声　像雨滴一样清冷∕落在她的心上”？为什么“生存目的就是讨回公道”?

在《女工100》中，还有记录“工伤”、“ 讨薪”、“非正常死亡”等等种种问题的作品，其中也不乏积极向上的，自尊自爱的女工，如“舒苗”与“曾国香”这样的保持自身的纯朴与纯洁，用平凡的高尚与无暇的美丽来装点着生活，成为时代生活的亮点。她们在我们悲悯的阅读情感上添加了一丝抚慰的温暖。

郑小琼在《女工记》的前言《女工记及其它》文章中坦陈了她寄托在这些诗歌上面的经历与思想来自情感：

“当我从报纸上看到在珠三角每年有超过4万根的断指之痛时，我一直在计算着，这些断指如果摆成一条直线，它们将会有多长，”

“文字的力量在现实面前永远是那样脆弱。当我的手指曾经让机器压掉了指甲盖时，我内心充满了对机器与打工的恐惧，这种恐惧从肉体延伸到精神。”，

“这些年，我也遇到无数桩非正常死亡，比如我堂嫂在广东的车祸死亡，有被老板的狗咬死的，我们工厂厨工在东兴路被车撞死的，有被谋杀的，有因为过劳而死的，还有的无声消失在世界，不知被拐卖了还是死亡了。因为死者长眠大地之中，我只有用这些诗句来复述着她们的一生……但是对于这一切，我除了记录，又能做些什么呢？”

“这些年，我目睹无数我曾经跟踪的女工从老家过来，然后与我相识，又离开了，最后消逝在茫茫的人海中。有时候，站在拥挤的人群中，特别是节假日的公共场所，看见来来往往的人群，我有一种说不出的孤独感”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把这些人物写下去，也不知道她们会成为什么样子，是小人物的志传，还是小人物原生态的呈现，我有些惶惑。我只是努力地告诉自己，我要将这些在别人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呈现，她们的名字，她的故事，在她们的名字背后是一个人，不是一群人，她们是一个个具体的人，”

“我并非想为这些小人物立传，我只是想告诉大家，世界原本是由这些小人物组成，正是这些小人物支撑起整个世界，她们的故事需要关注。……我和她们一样，也是女性农民工，我们有着相同的梦，从农村来到城市，面对无法进入的城市，有着相同的苦恼，比如婚姻、工作……我们有着相同的背景和生活。……当我在穿过阴暗而低矮的城中村，当我打开铁皮房的门之时，当我看到她们坐在门口、拉线上之时，当节假日我们一起去公园、街头，当我在车站看到她们背着行李回家之时，在医院门口见到她们去做人流手术之时，她们失恋之时，她们被抢劫之时，她们为了讨薪跪在工厂门口之时……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些什么？”

“我不希望这些女工沦为麻木的器具者，也不愿意他们成为血腥的暴力者，但是现实却不能找到和解这些的方式，我只能深深担忧着在底层积聚的暴力，或者被压抑的暴力会成为一股怎么样的力量，它会将我们这个国家如何扭曲！”

读着与诗歌相呼应的这些文字，我们似乎不需要再说些什么，除了沉痛，便是更多的无言。法国诗人勒内·夏尔说：“灵魂是赤裸的，而生存则毛发蓬松”。

是的，生存永远是一个远大于文字的概念，文字记录生活，但却救不了生存，这是小琼的悲哀，也是我们所有处于生存重力之下的人的悲哀。但小琼又是欣慰了，至少文字记录了时间抹不掉的经历，至少让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无名的人”复名在诗行里，那些死去的人也复活了。而那些丑恶在文字的审判台上得到了鞭笞，在诗歌的激流里永远流浪。就如同评论家张嘉谚先生所言：“倘若缺乏良知的见证言说与公义之心的客观证词，无数被摧残蹂躏的血肉之躯如何为后人知晓？”。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也在《文字的良心》中说：“作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表意见，而是讲出真相”，而我们不仅通过这些触目惊心的文字得知“知晓”，并且获得了生活与抗争的勇气。从写作的意义上来考量，此样的现实性的写作不仅反映文学的有效性，亦能获得建构与影响的文学的人文效果与社会效应。

“女工100”，只是一个代表性的数字，在这个象征数字的后面，是几何数字的庞大人群在中国城市的各个角落蚂蚁一样艰难而又卑微的生存着，而郑小琼也只是一个代言者，一个表达底层生存群体真实状态的执笔者。造成这种状态的原因与社会机制的亟待完善与社会机构的有效运作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固然，体制的完善问题一直在缓慢的改变，但这种改变尚不能触及根本状态。“六年里，外界一直在变化着，比如由找工难到招工难的转化，农民工的就业环境有了一些改变，《劳动合同法》的制定，最低工资的增加，收容制度的废除，是的，看来一切都在改变。但是她们在底层的状态却没有改变，她们依旧用肉体直搏生活……”（郑小琼《女工记》

诗人西川说：“我是通过理解写作同伴而理解时代生活的”，而通过郑小琼所记述的这些女工，即使我们中的一些人没有深入到苦难的底层，但亦然通过词语的呐喊感受到灵魂的疼痛，每一个人的苦难都是我的苦难。每一个人的痛苦也是我们共同的痛苦。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痛苦，灵魂就永远没有归宿。

2012-2-28\3-3于鄂西北  寓中

[1] 参见民刊《独立》十二期；04年发星最先为《人行天桥》所写评论的最后一节《史实性诗歌：一种新的写作方式》；

[2] 例如恪守“朦胧”阴性诗风的杨炼就说：“我的诗，甚至对原文的读者也是陌生的。它不能被译成公众的、日常的中文。我为每一首诗发明的形式，每一部新作对以前‘模式’的颠覆，刻意加大了与读者的距离。”（杨炼《追寻作为流亡原型的诗》；见《蓝》2002年第3期／总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