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诗歌写作的有效性及其他
——读郑小琼《女工记100》
张嘉谚
一
郑小琼这部作品的原题目《0172诗集女工》，我不明白其数字有什么特殊含义，也不便问，因此擅自在本文中将其改名为《女工记100》，以便获得一种言说的便捷。
评说郑小琼这部诗作，对我来说是一个机缘。这些天，我正与一帮年轻诗友在网络上讨论“大诗”和“长诗”写作，恰恰在这时，发星寄给我郑小琼这部作品，使我不禁要感恩时空圣贤的眷顾，感恩促使我写作的亲友，其中特别是发星与郑小琼的助缘。
由于发星认定的时间限制，原打算对《女工记100》写一长篇专论的想法不得不暂且放弃，什么时候再写也难说，因为我现在的写作差不多只是随缘。发星说得对，写专论可以缓后一步，现在应当有什么感觉先写什么。
二
《女工记100》这部作品八万多字，由100首短诗20来篇写作手记加上一篇前言组合，我好歹全部粗略读了一遍。近年我已很少读长篇大论，然而这部诗作读来意犹未尽，时时闪烁的诗性品质，足以吸引我投入目前正感兴趣的诗学选题，我想细加阅读。
郑小琼这部作品，是一个人相当大的写作工程。从选材、收集、理清思路，再到动笔完成，花了六年时间。我读罢，个人感觉写得相当成功。它可以不断读下去，让你一路看到女性公民迎面而来；同为打工族，虽然身份相同，其可悲可叹的个性人生并不雷同；同时也可以随时停顿下来，领略每首诗写法与其语言表现的微妙差异。我就这样一边读，不时停伫下来小作凝视，或联想或寻思，或急欲对人说一点感受。
利用电脑的便捷，我简单地分别计算这部作品的字数：100首短诗，共45，800余字，此外的前言和写作手记，加上标点，约38，000余字。我想，即使删去手记部分，对这部诗作也未必会有实质性的影响！以不到五万字的诗歌文体，竟然写了一百个当今社会中实际生活或确实存在过的真实人物。岂不令人吃惊！并且，这些人物一个个表现自有个性；她们的人生遭遇、命运、生存境地与生活情形，她们的性格，性情兴趣或志向追求；乃至她们各人生活中的言语谈话，行为动态；她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情形，心事心境，都在这些诗中有所表露；甚至一个漫不经心的眼神，一个无意为之的动作之类的细节，都为诗人捕捉！
三
据研究者统计，《红楼梦》中出现了400多个人物，为《女工记100》4倍多；但是，《红楼梦》的字数，又是《女工记100》的多少倍呢？虽然《红楼梦》所写重要人物的饱满与鲜活远非《女工记100》可比，然这部伟大小说中起码四分之三的人物未必能够像《女工记100》那样逐一让人知道其身世命运，更甭说生活方式与个性特征了。这里谈不上两者孰高孰低，孰优孰劣，但比较一点差异，更容易显现新作的独特之处。
诗歌文体巨大的概括性与象征性，使我们很容易明白，《女工记100》所写的底层打工女性，无论是实际指向还是隐含象征，她们都远远超出了实际所写的的数量。在她们的身影背后，更多的卑微者与难以统计的无从记名者无望地消逝于虚无中，却把他们创造的社会财富捧献给了无耻挥霍的社会。诗人不屈不挠地诗写这些打工女姓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似乎就是要她们呈现的各种类型，让人们以一斑而窥全貌。
弱势之人再怎么卑微，依然有其不可蔑视的做人权利与人格尊严，理应得到看重与尊重。但现实并非如此！郑小琼对此感同身受，她的代言情真语切，表现了超乎寻常的责任意识。
四
读郑小琼的《女工记100》及其《人行天桥》等诗，不知怎的联想到鲁迅的《狂人日记》、《祝福》等小说。试加比较，确乎有些可比性：1、两者的写作都发生于世纪之初，虽其间相隔了近百年；都有某种震撼人心的特点。2、两者之作，各有揭示社会体制（鲁迅揭示的是“社会家族制”，而非子虚乌有的“封建制”；郑诗揭露的是现行体制）“吃人”的主题内涵；3、两者都显示了相当的独创性。
以上方面，区别又是明显的。第一、鲁迅着重从历史的纵向着笔，掘发出传统文化劣质性的一面。其思忧愤深广，其情悲愤激烈，以他深刻到十二分的透视之眼，直白尖锐地呐喊出震慑人心的“礼教吃人”之声！然而在当今新锐思想者看来，这声“呐喊”太过偏颇，其悖论性后果，便是它竟然成了威权势力利用的狼牙棒！更可堪忧的是，鲁迅式的“吃人”偏激思想固然可称为“深刻的片面”，却为后人大大敞开了误读之门，沦为了极端主义思潮的教条！一旦极端主义与威权势力形成合力，势必将传统优性文化一并扫荡清空！事实上，中华民族正常的优性文化承传纽带已经断裂破碎，“反传统”挟带的负面影响是如此巨大，一个种族因此元气大伤，估计好几代人的修整工程也难以恢复。鲁迅一代及后继者们的“功”与“过”，定将为后人严峻审理！
郑小琼的写作多横向性地落眼于当下社会生活（包括借古写今的长诗《魏国》），无不以广阔的社会事象暴露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与人生艰难。在中国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倾覆滚动之时，农民工女性的巨大牺牲与深重苦难，使其成为承受时代阵痛最令人悲恸的群体！社会资本原始积累的血腥，将众多的打工个体造成了“非人”！这些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就这样逐一被财富社会绝情吞噬……倘若缺乏良知的见证言说与公义之心的客观证词，无数被摧残蹂躏的血肉之躯如何为后人知晓？送上历史审理的法庭？郑小琼的写作没有“吃人”式的直白宣讲，却以她的发现、调查和思考，以其无可辩驳的真相陈列，揭露了众多有名有姓的小人物被卷入极权资本的血腥履带之下；历史变动与现行体制的钢牙巨齿对无辜者的“吞噬”，比起鲁迅笔下的“礼教吃人”，其血肉淋漓的命运悲惨，更为骇目惊心！
如此一看，对“吃人”的概括，鲁迅采用的是历史抽象之法，他笔下的历史事象与现世人物：赵贵翁、七八个人，路人，女人、老头子、大哥甚至孩子与母亲都与“吃人”难逃干系！狂人对无数的历史吃人记载，狂人揭发“妹子”已被吃掉连“我”也将被吃等等骇人事实，狂人对“吃”与“被吃”情形“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拷问，达到了空前的历史深度，同时也落于片面深刻的偏激！……郑小琼所写一百个女工，皆实有其人。与鲁迅不同，她采用的是现实形象法。她对作品意蕴的诗性演绎不求深度而强调这些个体背后尚有无数相同命运的个体！没有极端性姿态也没有指斥一切的控诉，更让人可信让人寻思。我注意到，郑小琼在她的写作手记里表示了她对民间暴力积聚的担忧！这使诗人的写作与思考显示了民族精英的成熟与诗性正治写作的正知正见。郑小琼力图呈现史实性“真相”的形态写真，在笔者看来，更具现代感，更具令人赞许的品质。
鲁迅《的狂人日记》获得“开创”白话小说的盛誉，当然名符其实。仅仅这一点，他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几乎无人可比。他采用意识流叙事的写作技巧，结构上配合逐层揭示深化主题；小说开篇一段，他又以文言叙事匪夷所思地与整篇白话对照，造成耐人寻味的悖论与反讽，这些都充分表明了鲁迅话语方式的独创性。
郑小琼写作的白话语体只能承继前人，但运用得极为娴熟而充满诗性。她诗写每一人物时注意了写法的变化，比如以不同的喻象描写不同的个体生活情形，其话语选择都有差异；她的叙写语调亦显得自如似乎驾轻就熟，将一百位女工写得各显个性，显示了作者巨大的诗性才华。以短诗为单元的“片断组合”结构，看似平列，其中亦有讲究：其间不时插进写作手记作背景交代，形成诗体与散文夹杂阅读的节奏感，打破了一首接一首阅读的单调，同时又强调了作品的“史实写作”特征。其每首诗各成独立单元，发出的控诉之声互不混淆，集合起来，却是有机的整体，具有组合性的爆发能量！阅读这个诗性文本，我又想到鲁迅的散文诗《雪》中描绘的“朔方的雪花”——“他们决不粘连”，永远如粉，如沙”——
……在晴天之下，旋风忽来，便蓬勃地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
——如此热烈蓬勃纷飞的雪花，如此富有生命的激情！每朵雪花是“决不粘连”的“独立个体”，又能群体乘风起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如包藏火焰的大雾，旋转而且升腾”，并且“弥漫太空，使太空旋转而且升腾地闪烁”——这种场景令人神旺！这是人类社会真正值得向往的理想境地：每个人既是独立的个体，又能抱成团，合力焕发出壮盛的生命能量！
是的，郑小琼笔下这些女工是独立的个体，又是以诗性统合为巨大冲击力与感染力的群体势能！
说到这里，我建议今后改掉“农民工”这种歧视性称谓，换上一种堂堂正当的称呼。我和我的朋友季风曾就此讨论改为“农公民”的命名，希望这种命名得到更多的讨论与认同。正如《女工记100》的作者讨厌以“四川妹”、“河南妹”、“湖南妹”等称谓抹煞女工姐妹的个性，漠视她们的人格尊严；她努力还原式的书写这些农公民中的女性，就是要显示她们虽然卑微却独具个性，她们拥有的人格尊严不可漠视！
五
从某种角度看，郑小琼奉献给我们的《女工记100》是又一种“现代史诗”。为避免纠缠不清的解释，本文不在这里作现代史诗的讨论，而认同以“史实性诗歌”称其名。“史实性诗歌”的命名，似乎最先是诗人发星对郑小琼《人行天桥》的解读发现[1]。虽然至今未得到诗界的重视，但真知灼见总会穿透时间的尘埃拨云见日。不避浅陋，老象试图通过本文将发星提出未及展开的命题进一步以诗性的“史实写作”加以论说。
何谓诗性的“史实写作”？简单地说，所谓诗性“史实写作”（下文简称“史实写作”）就是以今人眼光捕捉进而透视现实生活中真实不虚具有历史印迹的人、事、物、景，予以现代性诗性言说。《女工记100》无疑具有这种“史实写作”的基本品格。
郑小琼以短诗平列的诗性言说呈现无可辩驳的惊人“史实”，其中的人、事、物、景不仅并无虚构也未作任何变形处理。如果说，中国当代文学已经出现过类似文本，如冯骥才写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人的十年》，但那是回忆性纪实小说。诗性纪实区别于小说纪实在于，第一，篇幅上有“少少许胜多多许”的艺术优势。人类进入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信息的优化压缩无疑不容忽视，无视受众语言压力的任性书写，读者多半避而远之。第二，冯氏的纪实小说大多来自回忆性的“真实”，难免有某种“虚构”之嫌；同类纪实小说，或许还可以举廖亦武极大影响海内外读者眼球的《中国底层访谈》。笔者游访成都时，听知情人之一的民间思想家周伦佐先生说起，廖的“底层访谈”有些是虚构和想象的，不可一概信真。这里聊备此说，无非是说凡涉及“真人真事”的写作，必然遭到他者与后人对其“真伪”的辨别对其是否符合“真相”的质疑！在呈现真实不虚的中国当代史实上，所谓纪实小说的“真实”描写，未必能达到“史实”的要求。
笔者之所以将郑小琼的《女工记100》称其为“史实写作”， 其“同步感应”的及时，更接近“人物真相”与“事实原态”的“史实性”。这个诗性文本几乎全是个人身处其中或自行体验或交往或目击或寻访当事人所得：诗人笔下的人、事、物、景，无一不据实而写，人，皆实有其人；事（做工、加班、漂泊、卖淫、被撞死、狼狗咬死，被机器伤断手指手臂等等）亦实有其事。这样的人与事，虽然一般人难以想象，但在实际上，这种种原始资本野蛮积累的常态，根本用不着节外生枝地编造，因而更具有“史实”显现的研究价值。
六
人类历史走到某个时期，社会发展出现某种制度，社会制度造成某种现实，社会现实出现某种学术思潮，其思想潮流推进到某种阶段，与之对应，某种艺术思潮的消失与产生……对诗歌来说，当下处于世界诗潮的哪个阶段？哪些写作已然失效哪些写作正方兴未艾？对这些问题的感应与把握，无论对思想家还是作家诗人，都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一般人对此相当盲视，并不多想深究这些与有效写作密切相关的问题，这令人遗憾。作为一个话语写作者，应当选择哪些题材，什么样的写作方法和手法，什么样的话语方式，才最适合自身。对于这些问题的思考和选择，无疑直接关系到写作的有效性。因此，才会出现即使面对痛切人心的大题材，像汶川大地震那样的特大自然灾难，哪怕数百上千的诗人写了成千上万的诗，却被诗人朵渔以《今夜，写诗是轻浮的》一诗轻轻消解！又如八九那样家喻户晓的重大题材，迄今已过20余年，再如文革那样的的民族文化洗劫，至今已过40多年，对之有多少知识精英避而不谈？对于它们的写作，究竟有多少让人震撼？有多少能够屹立国人的心坎？……
世纪之交互联网出世，国人的思考始得爆发出令人鼓舞的活力，写作也勃发了真正可以期待的创造性。然而，多年体制教育的洗脑与威权压力普遍对知识界所制造的内心恐惧，又使当代诗歌的无效写作与失效写作分外触目！而且振振有词不肯轻易退场。这就不能不让我们对当代诗写的有效性，再作严重思考。
七
如果一般地谈当代诗歌写作的有效性，我想至少要有三大元素：纪实、批判、创造。
本来，诗歌并不擅长纪实。但某一时段的具体语境却向诗歌文体显示了特殊的有效性。“纪实”的召唤，来自千年难遇的社会大转型阶段出现了无数可悲可泣的人物与事件；来自人类猛然感觉种种世纪危机胁迫降临；更来自阳性诗潮勃然兴起适于诗写外在世界的影像变化，并对其作批判性的诗性审视！这成了有效性诗写的外在动因。“创造”的吁请则转向诗歌本身的艺术根性和艺术进展的铁律，这是有效性写作恒久不变的内在动因。具体而言，当今诗写的有效性应当有以下表现：
1、迎合时代涌潮的呼吸即阳性诗潮迎面卷来的明快感应写作方式；
2、适合互联网时代利用多媒体效能或对抗图像冲击的思维方式；
3、适合信息爆炸语言巨量压力下采取的快速便捷阅读方式；
4、适合富有游戏精神让大众开心喜欢获得娱乐快感的话语图式。
在以上方式中，第四种图式话语最容易在大众传媒中风行。不过，诗人须以正知正见选择，分辨其正负效应。如果说，像当年的汪国真话语还不失某种诗性与良性，那么，而今网络上丑恶肮脏混乱恶劣数不胜数的垃圾“尸泻”，无疑只会将“诗”与“人”引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要说当代诗歌写作的有效性，背弃大众，面向小众小圈子的写作或许别具反向探求的合理性，甚至只作私我性的自作抚摸也未尝不可[2]；当然无须抱怨，受众必定冷落这一类写作。
如果以良知的立场和客观的态度，像周伦佑概括推动的“体制外”写作，杨春光主张的“后正治”写作，周发星推举的“现实批判主义”写作，张嘉谚倡导的“诗性正治”写作，都各有其正面构建当代诗歌写作有效性的意义。笔者特地举出这几种诗学主张，主要是针对中国先锋诗歌不应绕行的语境障区，当首先应对专制主义之“毒”与极端主义之“病”，对治极权性贪腐病毒，对治人类暴虐心态滋生的暴力倾向与相互憎恶，而选择暴露性、批判性史实写作。
当代诗歌写作有效性的构成，远不止以上所提，也难以一一列举。从读者、文本与作者三个角度，我们还可具体举出以下写作方式：
1、顺乎世界思想艺术奔腾向下的潮流，内心不失崇高根性的“崇低写作”、“审丑写作”与“垃圾写作”；
2、以“个体先锋”姿态突击“政治话语禁区”，揭露所谓“伟光正”之伪崇高丑假恶的“低诗歌写作”；
3、为底层各类弱势群体代言（包括控诉与呐喊）的“打工写作”、“草根写作”与“低性写作”；
4、为大自然惨遭破坏摧败起而呼吁，为野生物种惨遭杀戮而祈请保护的“生态写作”；
5、以正知正见的诗性精神暴露人性之丑陋“病态”，观念意识“病害”；揭发集群团伙组织中包藏的强暴之“毒”（包括自心憎恨之类的“毒”）；审视人类思想文化中的“病毒程序”等等的“病毒写作”；
6、以诗性话语真实纪录社会转型、时代变迁的种种历史印迹的“史实写作”即“当代史诗”写作；
7、彰显独立精神，坚持品格操守，抒发边缘民族根基原性与原色风貌的“地域写作”、“原民族写作”；
8、以人类精神永恒向往的崇高，抵制当今人性向下堕落的頺势，寻求心灵超越的“神性写作”；
9、揭示现代人精神灵魂的扭曲错乱，肉性腐败，人性变得荒诞不经导致外部世界混乱失序的“怪诞现世主义”写作；
10、面对当代人在种种生活压抑中的精神疲惫，寻求净化心灵，体验诗意栖居的“禅诗写作”与“灵性写作”
……如此等等。
八
对以上写作的有效性，优秀诗人通常能够直感选择某种诗性话语并把握到位，而大诗人则直觉性地选择最切合社会需求同时最能表现时代特质的写作方式，并使自身最擅长的话语方式与其珠联璧合，融为一体。
优秀的出色的诗人能够将某种写作方式的特点演示得淋漓尽致，如杨春光之于“后正治”写作；徐乡愁、典裘沽酒，管上等人之于垃圾写作与低性写作；蓝蝴蝶紫丁香之于非口水的灌水写作；发星之于地域写作；从吉狄马加到阿索拉毅等诗人层出不穷的“原彝族”现代诗写作；徐慢、税剑等之于怪诞现世主义写作……等等。大诗人则对任何一种写作的有效性都不会拒绝，而且能够将各种话语方式的有效性集于一身，即使美与丑，高雅与粗俗这类对立难混的元素，在其笔下也能协调兼容正反同体。大诗人通常能够随意驱使各种写作话语，让这些写作资源彼此联结相互渗透为浑然的诗性整体。
超限制的话语表现是大诗人写作的主要特性，这种写作特性超乎一切又在乎一切，笼罩一切又进入一切，它什么也不是，又似乎什么都是。人们给它贴的种种标签或标记，只会让他觉得奇怪而哑然。
例如郑小琼的诗写以其自身的饱满与超越，已经成为一个古老民族走向新生蜕变所负沉重代价的诗性言说历史见证；成为这个农业社会向工业时代痛苦转型的诗性证词。诗人对极权体制被资本击中又疯狂拥抱资本不惜毁坏其“工农联盟”统治基础发出强烈指控！当千年专制体系面临解体而手足无措，率性伤天害理，公然放任丑陋与腐败并让其罪恶肆虐泛滥，哪管伤害无辜！诗人以一个打工女性的现实身份，挺身而出为被强权践踏受尽屈辱戕害的姐妹现场见证！诗性精神的超越性将她提升起来，不由分说让其成为这个时代选中的代言人，代替一个苦难民族发声，焕发一个种族文化新的诗性活力。在她身上，集合了大陆中国千年积聚的诗性潜能。只有这样看，才能理解郑小琼不可抑止的史实性诗性喷吐。
那么，该怎么看郑小琼的“史实写作”呢？仅仅是“打工写作”或“草根写作”吗？它难道不也是内心不失崇高根性为底层弱势群体代言的“崇低”式“低性写作”与“审丑写作”？不是以个体先锋姿态进击“政治话语禁区”的“体制外写作”、“现实批判写作”与和“诗性正治”写作？
实质上，进不进入某个体制，进不进入某个集团，流派、社群，赶不赶某种潮流，对大诗人来说都无所谓。因为他们的写作就是一切，他们“一个人就是一个军团”，抵得上几十甚至成百上千的“弱效写作”；他们的个人创造就是一部交响乐总谱，就是一个完整的建筑群，或巨细无遗的一组群雕；就是一幅巨型绘画长卷，或一部精神档案，一组大型壁画，一场声色恢宏的戏剧演出。包揽了一切又自证一切！这样的诗人及其创造进入现世容器，比如某种体制某个团体，只会使其增色生香！或许只表明其中有些细胞与器官的清醒，还不致于讳疾忌医！除了这个意义，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意义。表面虽然文弱的诗人拥有诗性思想的强大，占据时代形而上精神刻度的高位，岂是某个千疮百孔的体制可以收编的。即使是民主政治，诗人也会以诗性精神对其不义与失误以“诗性正治”行使纠偏！何况是极权专制体制。殊知，诗性力量作为一个时代的精神标记，是永不屈从于世俗政治的良知的旗帜！
作者简介：张嘉谚，40年代人，笔名老象，为中国80年代最早影响极大的民刊《崛起的一代》主编，贵州“隐态写作”代表诗人，被誉为“中国网络第一诗歌评论家”，其2004—2005年间命名推动的“低诗歌运动曾产生重要影响，著有诗歌评论集《中国低诗歌》等。长期关注研究底层、民间独立自由诗人。
2011年11月——13日于安顺家居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