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曼
策兰
“心的岁月：策兰、巴赫曼书信集”代序
“嘴唇曾经知道”
——策兰与巴赫曼
王家新
“一条弓弦
把它的苦痛张在你们中间”
——策兰《里昂，弓箭手》
保罗·策兰（1921-1970）和英格褒·巴赫曼（1926-1973）于1948年5月在维也纳相识并相爱。然而，维也纳对策兰而言只是一个流亡中转站，作为来自罗马尼亚的难民，他不能留在奥地利，只能去法国，而巴赫曼当时在维也纳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在后来的二十年，两人在文学上都获得引人瞩目的成就。策兰与巴赫曼，代表着德国战后文学史上的一个时代。
巴赫曼比策兰小五、六岁，生于奥地利与斯洛文尼亚、意大利接壤的克拉根福特。她父亲曾参加过纳粹军队，这使她长期以来对犹太人有一种负罪感。她本人自童年时期就对纳粹历史深怀厌恶和恐惧，在一次访谈中她说：“就是那样一个确定的时刻，它毁灭了我的童年。希特勒的军队挺进克拉根福特，一切是那样的恐怖。从这一天起，我的记忆就开始了……那无与伦比的残忍……那疯狂的嚎叫、颂扬的歌声和行进的步伐——我第一次感到了死亡的恐惧”。（转引自《巴赫曼作品集》，韩瑞祥 选编，第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这就是为什么她会和策兰走到一起，并始终和他站在一起。她和策兰认识的时候，已开始创作小说，同时撰写关于海德格尔哲学的博士论文。她是在策兰的激励下走上一条诗歌道路的。她也比其他任何人更能看到策兰身上那些不同寻常的东西。1952年，已在诗坛崭露头角的巴赫曼力荐策兰参加当年的西德四七社文学年会，为策兰在西德的成名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后来的“戈尔事件”中，她站出来为策兰辩护；1967年间，巴赫曼向自己的出版社推荐策兰做阿赫玛托娃诗歌的译者，后来，该出版社确定了另外的译者，是纳粹歌曲的作者，巴赫曼当即决定将著作出版权从该出版社收回。巴赫曼做了这一切。她深信作家卡尔·克劳斯的一句话：“每种语言的优势都根植于其道德之中”。
几年前德国出版界一个重要事件是巴赫曼、策兰书信集的出版。书信集名为“心的岁月”，出自策兰《科隆，王宫街》一诗的首句，共收入两位诗人自1948年6月至1967年7月整整20年间的196封（件）书信、电报、明信片及作品赠言，其中包括了策兰寄给巴赫曼的90件，巴赫曼寄给策兰的106件。另外，还收入了策兰与巴赫曼的男友弗里希的16封相互通信、巴赫曼与策兰妻子吉赛尔的25封相互通信。这部书信集根据出版惯例，要到2023年才可以问世。为了满足研究者和读者的需要，苏尔坎普出版社征得双方亲属的许可，于2008年8月提前出版了。
这些书信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不仅是两位诗人富有戏剧性的爱情/朋友关系和人生、创作历程的记载，也是战后德国文学的见证，是与政治历史背景有广泛关联的个人档案。这一切，正如德文原版的“诗学后记”所言：“巴赫曼与策兰的爱情关系是1945年后的文学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章节。通过这本通信集，可以了解到这两位重要的德语诗人之间的关系及其文学与历史的维度。这是作为奥斯维辛之后的作家写作问题秘密的典型文案。”
在这“心的岁月”里，常常是巴赫曼不停地写信，而策兰保持沉默，或是只寄上“一小罐蓝”（见策兰1953年3月在寄赠巴赫曼的诗集《罂粟与回忆》上写的赠言）。但他们都从对方吸收了思想、激情和灵感，对彼此的创作和翻译都产生了重要的激励作用(“我窃取了你的龙胆草，因此拥有金菊花和许多野莴苣”，策兰致巴赫曼）。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他们各自的“存在与死亡”深刻相关。当然，这种痛苦、复杂、持续了一生的爱和对话，也带有一种悲剧的性质。对这种“爱之罪”，策兰自己有诗为证：“嘴唇曾经知道。嘴唇知道。/嘴唇沉默直到结束。”（《翘起的嘴巴》，1957）
这些书信首先见证了他们的相爱。“保罗，亲爱的保罗，我向往你及我们之间的童话。我可以比别人更能理解你的诗歌，因为我们曾经在里面相遇，从那以后，贝阿特丽克斯巷就不复存在。我常常想念你，有时沉湎于其中，和你说话，将你陌生而黝黑的头抱在我的双臂间，想把你沉重的石头从你的胸口搬开……让你听到歌唱。”这是巴赫曼1949年5月底从维也纳写给策兰的一封信稿。（贝阿特丽克斯巷为巴赫曼与策兰相爱时所居住的街道名）
有别于一般的情爱，这个故事中的年轻男主人公向对方奉献的信物是“罂粟花”。这也许是因为从这奇异的花中可以提炼鸦片，而鸦片是一种麻醉、镇痛的物质。幸存者也想忘却历史，因为他们要活下来，不被奥斯维辛的死亡幽灵所纠缠，因而罂粟会成为策兰诗中重要的意象。为巴赫曼的生日，策兰还写下了《花冠》这首名诗：“我们互看，/我们交换黑暗的词，/我们互爱如罂粟与记忆，/我们睡去像酒在螺壳里，/像海，在月亮血的光线中……”
为纪念这种爱，策兰1952年在西德正式出版的诗集就叫《罂粟与记忆》。
《花冠》深受巴赫曼的喜爱，她这样回复策兰：“我常常在想，《花冠》是你最美的诗，是对一个瞬间的完美再现，那里的一切都将成为大理石，直到永远。”“唉，是的，我爱你，而我那时却从来没有把它说出。我又闻到了那罂粟花，深深地，如此的深，你是如此奇妙地将它变化出来，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为此，巴赫曼渴望去巴黎，“别问我为什么，为了谁，但是，你要在那里等我……带我去塞纳河畔，我们将长久地注视，直到我俩变成一对小鱼，并重新认识对方。”
但是，那些莫名的障碍也一直存在于他们之间。策兰在1949年8月的信中写到：“你知道吗，英格褒，为什么去年以来我给你写得很少？不仅仅是因为巴黎将我逼到一个如此可怕的沉默中……更重要的是，我不知道你对我们在维也纳的那短短的几个星期持什么看法……也许我弄错了，也许就是如此，我们相互之间要回避的地方，恰好正是两人都想在那里相遇之地，也许我们两人对此都负有责任。不过，我有时对自己说，我的沉默也许比你的沉默更容易理解，因为，我所承受的黑暗更久远。”
的确，作为一个大屠杀的幸存者和流亡者，策兰“承受的黑暗更久远”。这在他于维也纳期间写给巴赫曼的《在埃及》一诗中就体现出来：
你应对异乡女人的眼睛说：成为水！
你应知道水里的事，在异乡人眼里寻找。
你应从水里招唤她们：露特！诺埃米！米瑞安！
你应装扮她们，当你和异乡人躺在一起。
你应以异乡人的云发装扮她们。
你应对露丝、米瑞安和诺埃米说话：
看哪，我和她睡觉！
你应以最美的东西装扮依偎着你的异乡女人。
你应以对露丝、米瑞安和诺埃米的悲哀来装扮她。
你应对异乡人说：
看哪，我和她们睡过觉！
这首诗真是异常悲哀。异乡的爱情给诗人带来了安慰，使他感到了“水”，但也更深地触动了他作为一个幸存者的精神创伤。诗题“在埃及”，首先就喻示着犹太人的流亡。据《旧约》记载，犹太人曾在埃及为奴，后来在摩西的带领下出了埃及。诗中的三位女子，都是犹太女子常起的名字，其中露特为策兰早年在家乡泽诺维奇的女友，曾帮助过策兰躲避纳粹的迫害。米瑞安为摩西的妹妹的名字。“你应从水里招唤她们”，这一句不仅富有诗意，而且震动人心。诗人试图在过去与现在之间保持平衡，但他做不到。策兰的一生，就带着这种艰难重负。
而巴赫曼，也一直试图帮助策兰摆脱，她在1949年11月24日的信中写到：“我应该去看你……。我很害怕，看见你被滔滔的海水卷去，但是，我要造一条船，把你从绝望中带回来。为此，你自己也必须要做点什么，使我的负担不至于太沉重。时间和别的许多东西都在和我们作对，但是，它们不能将我们要拯救的东西毁灭。”落款是：“我紧靠着你，/你的英格褒。”
后来，巴赫曼真的从维也纳去了巴黎，但策兰的精神重负也传给了她。她总是觉得在他们之间存在着一道阴影，她甚至“感到某种窒息”。这次旅行后她写的《巴黎》一诗，就传达出这种深深的迷惘。在此后的日子里还发生一件事，策兰要收回他送给巴赫曼的家传的戒指，这使巴赫曼很受伤，不过她也理解，她知道“这个戒指的历史，――对我而言，这历史是神圣的……而我只能对你说，我可以面对死者的良知佩戴这戒指。”在信中她还这样请求：“请别忘记，因为你的诗歌我才写作；我希望，我们之间别的协议也不会由于我们的论争而受到伤害。”
也许，这就是命运：他们只能作为两个独立的诗人相处，但不可能生活在一起。策兰因为戒指一事而感到对巴赫曼“犯下了罪”，巴赫曼也接受了这种命运。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巴赫曼在维也纳盟军电台“红白红”得到一个编辑职务，她以忘我的工作来打发时光，并开始创作广播剧，在通信中她只是请策兰多给她寄诗来，“有时，我只是通过它们来生活和呼吸。”
在巴黎度过最初艰难的几年后，1951年11月，策兰认识了后来的妻子、版画家吉赛尔，并于一年后成婚。1952年5月，他和巴赫曼一起参加了西德四七社文学年会（巴赫曼在信中嘱他一定要带上《死亡赋格》朗诵）。同年，他的诗集《罂粟与记忆》在斯图加特出版，其中《死亡赋格》一诗很快在德语世界产生广泛、重要的影响。
1953年也是巴赫曼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她以《大货舱》等四首诗获四七社文学奖，作为一个文学新星成为西德“镜报”的封面人物，同年12月，她出版了第一部诗集《延期支付的时间》，之后她辞掉了电台的工作，和音乐家恒茨到意大利的伊夏岛居住。1955年，策兰在西德出版了诗集《门槛之间》，1956年，巴赫曼的第二部诗集《大熊星座的呼唤》出版，他们各自将自己的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引人瞩目的高度。
这是战后德语文学“诗歌的十年”。1958年，在接受不莱梅文学奖所做的获奖辞的最后，策兰这样说：“我相信不仅我自己带着这样的想法，这也是一些年轻诗人的努力方向”。策兰所说的这些年轻诗人，主要包括了四七社诗人群，像艾希、巴赫曼、恩岑斯贝尔格、以及后来致力于小说创作的格拉斯，等等。相对于在战后复出的表现主义诗人本恩的“绝对诗”与布莱希特的社会讽喻诗歌，策兰显然与上述四七社诗人有更多的共同点。艾希于1950年第一个获得四七社文学奖，他的成名作《清单》，成为战后文学清算和语言净化的一个重要标志。巴赫曼的“到期必须偿还延期支付的/时间已出现在地平线上”（《延期支付的时间》），带着一种紧迫感和警示感，已成为战后时代意识的一部分。恩岑斯贝尔格的诗则更多地带着一种历史反省和批判的锋芒，如《写进高年级的课本》（刘国庆译）：“不要读歌赋，我的儿子，读一下航空时刻表：/它们更为准确。趁为时不晚，/打开海图。要警惕，不要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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