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然巴赫曼、恩岑斯贝尔格、延斯、斯丛迪等著名诗人和批评家都曾出来为策兰辩护，德国语言和文学学院、奥地利笔会都一致反驳这种指控（正是在克莱尔的信公开发表以后，德国语言和文学学院决定将该年度的毕希纳文学奖授予策兰）。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以至于策兰很难从中走出。他不仅感到自己成为诽谤的对象，也感到自己成了新反犹运动的牺牲品，在1962年初写给阿多诺的信中他就这样称：“这整个事情是一桩德雷弗斯丑闻，卷入的还有其他所谓的思想界精英”（阿多诺并没有回复这封信，也许在他看来策兰过于敏感了）。在给朋友沃尔曼的信中，策兰还这样说“此事根本不再是关于我和拙诗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全体尚能呼吸的空气。”在信的边缘他还补充写下：“人所不愿见到者，终究是诗。然而诗还是有的，因为荒谬……”（转引自李魁贤《德国文学散论》，123-124页，台北三民书局。）
策兰的内心的确十分苦涩，在承受伤害的同时，他的反应也日趋极端了（实际上，从克莱尔那里发出的恶毒能量，已破坏了他的生活，并加速了其最终崩溃），以至于他把文学圈里的人分为两种：仗义的朋友与敌人的同谋。策兰的英译者汉伯格在策兰诗选修订扩大版的后记中也谈到了这一点，他也曾收到克莱尔寄来的那些东西，他十分厌恶，请她不要再寄，不过，因为他不曾公开站出来“表态”，从此被策兰视为“叛徒、敌人，和摧毁者”。
这些，都体现在策兰与巴赫曼那几年的通信中。巴赫曼当然一直和策兰站在一起，为策兰做了她能做的一切，但她也在不断地劝策兰从中摆脱出来：“关于新一轮戈尔事件：我恳请你，让这件事在你心中灭亡，这样，我认为它在外面也会死亡。对于我常常如此：那些迫害我们的东西只有在我们让它们迫害我们的时候才发生作用。……真实使你超越于其上，所以你可以从那上面将之拂去。”（1958年2月2日）
但是，巴赫曼的这种好心劝告，在策兰那里并没有起什么作用。这里还有一事，批评家君特·布吕克尔发表在1959年10月11日柏林《每日镜报》上对策兰诗集《语言栅栏》的评论文章，也引起了策兰的愤怒（该文称策兰的诗歌“缺乏实体的可感性，即使通过音乐性来弥补也无济于事。虽然，这个作者喜欢用音乐的形式来写作：比如名噪一时的《罂粟与记忆》中的《死亡赋格》……在这些诗歌中，几乎没有什么乐音发展到可以承载意义的作用”，等等）。他把这篇文章的复印件寄给了巴赫曼，以期听到反响，但是，巴赫曼在回信中仍是好心相劝，马克斯·弗里希在来信中则大谈“我们对文学批评究竟持什么态度”，这使策兰彻底陷入了绝望（他们可能没有想到，这样一篇“文学批评”，是怎样撕开了策兰的创伤！）。策兰在1959年11月12日写信给巴赫曼，极其愤怒地说：
你还知道——或者是很多次：你曾经知道，我想在《死亡赋格》里试着说什么。你知道——不，你曾经知道——而我现在却要提醒你——《死亡赋格》对我来说至少也是：一篇墓志铭和一座坟墓。无论谁对《死亡赋格》写了那些，像布吕克尔这种人所写的那些，都是对坟墓的亵渎。
我的母亲也只有这座墓。
在这封信的最后，策兰甚至要求巴赫曼和弗里希不要再和他有任何联系，“请求你们，不要把我置于要将你们的信件退还给你们的境地！”
不过，就在这封信发出去后，策兰又给巴赫曼去了一信，态度也缓和了一些：“我的求救的呼声——你没有听它，你没有进入你自己的内心（我期待你能够那样），你在想着……所谓的文学。而马克斯·弗里希，他用了这个词‘事件’——其实是一次呼叫！——它却是文学的起源……”
就在巴赫曼因策兰的上一封“绝交信”而绝望时，她又收到了这封信，“感谢主。我又可以正常呼吸了”。她感到自己受到很大的伤害和委曲，同时她又抱着一线希望：“我必须谈谈我们。我们不能让它发生，我们得再次找到使我们走到一起的路，我们不能失败，——如果那样，会毁了我。……”
1960年前后的那几年，他们就是在这种彼此伤害而又互相需要的情形下度过。巴赫曼，这位看上去坚强、理性的知识女性，实际上如她自己所说，也同样是一个“常常感到沮丧，在各种重负之下濒临崩溃，身上带着这样一个如此孤绝、充满自我解体和疾病的人”。在“戈尔事件”中她已为策兰做了很多，但她内心的“艰难”，也只能留在以下这封她从1961年9月27日之后陆续所写的未寄出的长信中。该信的起因是策兰的电话，在通话中策兰又在抱怨过得怎样“糟糕”、“无助”，这使她深感沮丧，并感到“我没有更多的勇气再继续我们的友谊了”：
…………
亲爱的保罗，给你说这些，这也许又是不合时宜的时候，感到要说什么真是很困难。但是，正确的时候却不存在，不然，我早就讲出来了。我真的相信，在你自己的心中存在着巨大的不幸。从外部来的那些丑恶的事情，不需要你向我保证，那的确是真实的，因为我知道其中的大部分——会毒害你的生命，但是你可以穿过它们，你也必须穿过它们。现在，就全靠你，只有你才能正确对待它们。……
信的后面，自然又转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上，她不无心酸地这样说：
我到目前为止所遭受到的不公正和伤害，最严重的还是你施加于我的——……所以，我们应该开诚布公，不要失去对方。我也自己问自己，对于你来说我是谁，在这么多年之后？一个幻象，还是一个不再是幻象的真实存在？因为，对我来说，在经历了如此多的事情之后，我只是希望我作为我自己存在，今天，你是否真正看清了我是谁吗，今天？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令我绝望。有一段时间，在我们在乌培尔塔尔重逢之后，我相信了这个“今天”，我证实了你，你证实了我，在一种新的生命里，这对我来说就是这样的。我接受了你，不仅仅是和吉赛尔一起，还有新的发展，新的苦难和新的幸福的可能性，它在我们共同承受的岁月之后到来。
…………
那就是你的不幸，我认为你比不幸更强大，而你却背道而驰。你希望自己成为受害者，但是，这取决于你，不去成为它……当然，它在到来，它将会继续到来，就从那外面到来，但是，是你批准了它来。这就是一个问题，你是否要批准它，接受它。但是，那就是你的事件，却不会是我的，当你让自己被它置于死地的时候。如果你对它做出激烈反应，你就接受了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不赞同你。你对它做出反应，就等于给它铺平道路。你想成为那人，被它撞沉，但是我却不赞成那样，因为你可以改变这种状况。你想要他们因为你的毁灭而良心不安，而我却不能够阻止你的这种意愿。你还是理解我一次吧……
我常常感到心酸，当我想到你的时候，有时我不原谅自己，因为自己竟然不恨你，为了你所写下的那些诗，竟然指责我犯有谋害罪。你越指责爱你的人犯有谋害罪，你是否就越没有罪了呢？我居然不恨你，那简直是不正常；如果你想要挽回并使事情朝好处发展，那就应该也从这里开始……
在这封长信的最后，巴赫曼还谈到了吉赛尔：“我为吉赛尔想得太多……不过我真的想着她，并为她的伟大而坚强而感到钦佩，而你却缺乏这些。现在你必须原谅我，但是我相信，她的自我牺牲，她的美丽的骄傲和忍耐对我来说，比你的诉苦更重要。她跟着你并在你的不幸中从未抱怨，但是如果她有什么不幸你却不会这样。我期待一个男人的方方面面通过我得到证实，但是，你却不给予她这样的权利——多么不公平！”
巴赫曼的长信无疑是一份重要文献。它揭示了两人关系中更真实、深刻、复杂的一面，也触及到策兰的一些“问题”所在。但是，她仍没有完全“设身处地”地体会到策兰已被伤害到什么程度。策兰并不是不想“超越”，实际上除了信件和与人交谈外，他本人并没有正式出面反驳对他的诽谤。他在给朋友的信中也说他不想“与那些死灰复燃的戈培尔势力搅在一起”。实际上呢，那黑暗中的“戈培尔势力”却又太强大！正如吉赛尔在1960年12月发给巴赫曼的求助信（她请巴赫曼和其他作家“尽快行动，谴责那些谎言和诽谤”）中所写到的那样：“英格褒，我再对您说一遍，保罗已经经受不起了。他每时每刻都在等待邮件的到来，等待报纸的刊出，他的头脑里全部是这些东西。对于别的东西已经没有位置了。——在经历了七年之后怎么还会有别的东西呢？”
的确，策兰的反应并不能仅仅归结于其偏执和多疑。他也完全有理由把“戈尔事件”与对犹太人的迫害和仇视联系起来，和“死亡的追猎”联系起来。其实，不独是策兰，很多大屠杀的幸存者，如萨克斯，也不时地被一种“被追逐恐惧妄想症”所控制，萨克斯在1960年7月25日给策兰的快信中就这样写道：“保罗，我亲爱的，只快快写几行：一个纳粹主义联盟正用无线电报追捕我，他们老练得可怕，知道我的每件事以及我去过的每个地方。当我旅行的时候他们使用了神经毒气。他们秘密地在我的房间里，通过墙里的扩音器监听了好多年……”（Paul Celan.Nelly Sachs:Correspondence,Tanslated by Christopher Clark,The Sheep Meadow Press,1995.）
看来，一个没有策兰、萨克斯那样的恐怖经历的人，要进入他们所承受的“更久远的黑暗”还真难！即使是巴赫曼这样的“（策兰）言说的辩护者”，在这些方面仍有着她的重重困难。
好在这一切对策兰的创作本身来说也是一种激发。策兰曾受到俄国犹太裔思想家舍斯托夫的影响，舍斯托夫曾这样引证克尔凯郭尔的一句话：“至于我，年轻时便被赐予肉中刺。若非如此，早已平庸一生”。读了策兰后期的几部诗集，我们就会真切地感到这“被赐予的肉中刺”！也许正因为这“肉中刺”，这不肯愈合的伤口，策兰后来的诗作更尖锐、更有深度，在艺术上也更令人惊异了。1963年9月21日，策兰几乎是满怀喜悦地重新给巴赫曼写信：
这几年我过得很不愉快――“已经过去了”，正如人们所说。
再过几周，我将出版一部新的诗集――编入的东西多样化，仿佛事先规定好的，我间或走上了一条正确的“远艺术”的道路。是一次危机的档案，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是诗歌，会不会是太极端了的诗歌？
策兰所说的诗集，为《无人玫瑰》（1963）。在这之后，他又陆续出版了《换气》（1967）、《线太阳群》（1969）、《光之逼迫》（1970，死后同年出版）等诗集，不仅在数量上惊人，其“无以伦比”更在于：他忠实于他的创伤，挖掘他的创伤，并最终以他的创伤飞翔——正如他在献给茨维塔耶娃的长诗《带着来自塔露萨的书》（1962）中所写的那样：
来自那座桥
来自界石，从它
他跳起并越过
生命，创伤之展翅
——从这
米拉波桥……
就在写出这首诗的七、八年后，1970年4月20日夜，策兰自己果真从那座桥上跳了下去！对此我们只能说：他可以那样“展翅”了。他的痛苦的生命已达到了他所能承受的极限，他的创伤也变得羽翼丰满了。
就在这令人震动的消息传来后不久，巴赫曼在自己的长篇小说《玛丽娜》的手稿中添加道：“我的生命已经到了尽头，因为他已经在强迫运送的途中淹死，他是我的生命。我爱他胜过爱我自己的生命。”
这里的“强迫运送”，指的是纳粹对犹太人的“最后解决”。在巴赫曼看来，策兰的自杀是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的继续。加缪也称策兰之死为“社会谋杀”。他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在策兰之前，不止一个奥斯维辛的幸存者都这样做了。在这种意义上，策兰的纵身一跃也可视为一种终极抗议，是“在现实的墙上和抗辩上打开一个缺口”。（策兰《埃德加·热内与梦中之梦》）
策兰的这最终一跳，也不禁使我们想到了他早年写给巴赫曼的《在埃及》那首诗：“你应对异乡女人的眼睛说：那是水。/你应知道水里的事，在异乡人眼里寻找。/你应从水里招唤她们……”！
策兰之死无疑也加深了巴赫曼的痛苦和精神抑郁（多年来，她一直靠药片来缓解她的抑郁症）。1973 年5月，巴赫曼到波兰巡回朗诵，特意拜谒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犹太人受难处——她在那里是否想到了策兰？肯定。就在同年9月25 晚，巴赫曼死于她自己在罗马寓所的一场突然的火灾，年仅47岁。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或者说，它在我们的心中永不结束。
最后，我在这里介绍一下对这部通信集的翻译、出版情况。最初的翻译始于2009年2月，那时我得到了斯图加特附近著名的“Akademie Schloss Solitude”的支持，前往德国一个月从事策兰诗歌的翻译项目（在这之前，我和芮虎翻译的《保罗·策兰诗文选》已在国内出版，这一次是对以前的译文进行修订和加注，并新译策兰的后期诗歌）。就在这期间，我和芮虎先生为这部刚出版不久的通信集所深深吸引，它把我们重又带回到那“心的岁月”里，带回到对两位诗人的命运之谜、诗歌之谜的探寻里，为此我们还专门访问了马尔巴赫的德国现代文学档案馆，去看策兰、巴赫曼的手稿等遗物，因为策兰写给巴赫曼的《科隆，王宫街》一诗，我们还特意去科隆寻访了那条邻近大教堂和莱茵河畔的老街，等等。这部通信集的部分中译在《世界文学》2009年第5期上刊出后，受到注意，很多读者和诗人期望能够读到它的全译本，这对我们也是一种激励。这里，还要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约稿以及他们在同德方联系版权事宜上付出的努力，正因为如此，使得这部通信集中文全译本的面世成为可能。
这部通信集包括德文版编辑对信件的收藏及相关说明及两篇编辑随笔和后记，皆由芮虎从原文译出，并由我本人参照英译本（英译者为著名作家、音乐家、阿多诺音乐著作的英译者Wieland Hoban）和一些研究资料反复进行了修订和文字上的处理。如实说，这部通信集“浓缩”了两位诗人的一生，它不仅涉及到通信人之间的个人“语境”，还是与政治、历史、文化背景和人际关系有着广泛关联的私密档案，语言上也涉及到法语、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等语种，因此翻译的难度很大。芮虎先生为此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令人感佩。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也得到一些友人的帮助，特别是德国的库勒博士（Dr. Eberhard Kurle），对翻译中遇到的疑点和难题，逐一给予了具体的解释。我们在此表示谢意。
还要说明的是，这部通信集的德文原版为“心的岁月：巴赫曼、策兰书信集”，其英译版为“巴赫曼、策兰书信集”，这部中译本，出于出版方的考虑，定为“心的岁月：策兰、巴赫曼书信集”。在编排顺序上，为了方便中文读者阅读，我们也参照英译版做了变动，即把对信件的收藏、相关说明及注释直接和书信放在了一起，此外，为了方便中文读者，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注释。
2012年10月
（“心的岁月：策兰、巴赫曼书信集”，芮虎 王家新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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