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兰和巴赫曼一起，经历了这样一个激发着他们的诗的年代。1957年10月11日，策兰到西德乌培尔塔尔参加“文学联盟”年会（该文学联盟于1945年末成立，全名为“精神革新协会”），并在那里与巴赫曼重逢。在四年没有联系之后，他们顺从了他们之间的那种引力，并恢复了他们的爱情关系。会议之后，他们一起来到科隆，住在邻近大教堂和莱茵河畔的王宫街一家旅馆，该街区一带在中世纪为犹太人的居住地和受难地（不仅在纳粹时期，在中世纪发生的一场大瘟疫中，他们就曾作为祸因惨遭集体屠杀）。策兰后来写出了这首诗，并从巴黎把它寄给了巴赫曼：
心的时间，梦者
为午夜密码
而站立。
有人在寂静中低语，有人沉默，
有人走着自己的路。
流放与消失
都曾经在家。
你大教堂。
你不可见的大教堂，
你不曾被听到的河流，
你深入在我们之内的钟。
多么好的一首诗！诗一开始“心的时间”，即给人一种屏心静气之感，似乎诗人所经历的全部时间，把他推向了这一刻。接着是“梦者”的出现，他不是因为眺望星空而是因为“午夜密码”而站立——这种策兰式的隐喻，指向了历史和宇宙那黑暗的、解不开的谜。
接下来，诗人由眼前所见延伸到历史的深处，并由此发出了他的追问：“你大教堂”，句式很不寻常，而且在诗中单独成节，我们可以体会到当一个诗人在午夜面对宇宙的寂静和黑暗、面对那消失的苦难历史从而直接向“大教堂”发出呼喊时的那种内心涌动了！
诗写到这里，被推向一个高潮——“你大教堂”，这就是诗人要追问和述说的一切，而接下来的，不过是它的回声。因此在全诗的最后，诗人所追问的大教堂、所凝望的黑暗河流和所倾听的钟声，被转入到一个更深邃、内在、不可见的层面，从而有了更深长的意味。
尤其是“你深入在我们之内的钟”这最后一句，它成为两位诗人再次走到一起的深刻见证。在后来给巴赫曼的信中，策兰自己也曾引用过这一句诗。它已成为他们之间的一种精神暗号。
诗歌和爱一起被点燃。《白与轻》是策兰回到巴黎后不几天后寄给巴赫曼的。他在信中写道“读吧，英格褒，读吧：给你，英格褒，给你——”：
镰刀形的沙丘，未曾数过。
风影中，千重的你。
你和那只
赤裸着的胳膊，我伸向，
那失去的。
光柱，把我们吹打到一起。
我们忍受着明亮、疼痛和名字。
而在诗的最后，诗人这样询问：
你睡着了吗？
睡吧。
海洋的石磨转动，
冰光和那未听到的，
在我们的眼中。
爱情的复发带来了诗。接下来，在一连数日的信里，都是策兰写给巴赫曼的诗：《碎石驳船》、《翘起的嘴巴》、《万灵节》、《日复一日》、《一只手》、等等。对于这些接踵而至的诗，巴赫曼也有点不知所措，就干脆默默地承受着它们的冲击。
的确，现在，是巴赫曼在“承受更久远的黑暗”了。在该年10月28--29日致策兰的信中她写到：“我要感谢你，你把一切都告诉了你的妻子，为了使她‘节省时间’，我却要说，即使她能减轻，也是更加负债了。……我必须说明理由吗？”“当我必须想到她和那孩子（即策兰和吉赛尔之子埃里克，1955年生）时，――而我永远不可能避免这个问题――我就不可能和你拥抱。我不知道接下去会如何。”
这就是“爱之罪”。以下就是策兰的这首《翘起的嘴巴》：
翘起的嘴巴，可以感觉：
黑色的植物。
（需要它，不找寻光，留下
雪纱，留下
你的猎物。
两者都可以：
触摸，禁止触摸。
两者谈着爱之罪，
两者都想存在与死亡。）
叶片疤痕，嫩芽，密密睫毛。
在眼睛尽头，陌生的日子。
豆荚，真实而开放。
嘴唇曾经知道。嘴唇知道。
嘴唇沉默直到结束。
但在策兰那里，也有一种深深的喜悦，在收到巴赫曼的上封信后他这样回复：“毁灭吗，英格褒？不，当然不。……不必抱怨那场暴雨，那场侵袭了我的暴雨――对我而言，无论什么后果，它都是幸福和喜悦。”“你也知道，当我与你相遇之时，你对我来说既是感觉也是精神，两者都是。它们永远不能分开，英格褒。”“想想《在埃及》。当我读它，就看见你步入其中：你是那生命的泉源，也正因为这样，你是我言说的辩护者，并且将继续如此。……然而，如果仅仅是言说，就什么都不是，我只是想即使和你沉默地在一起也好。”“英格褒，如果生命不迁就我们，还等待它并为此而存在，对我们而言，这将是一种最错误的方式。存在，是的，我们可以，并且可能。存在――为了相互存在。”
“存在――为了相互存在”，这话是多么坚定而又耐人寻味！就在接着的下一封信里，策兰还这样说：“《科隆，王宫街》不是一首美丽的诗吗？……英格褒，通过你，通过你。如果你没有说过‘做梦者’，它怎么会产生呢。只要你一句话，我就可以生存。而我现在耳边又响起了你的声音！”在信中他还告诉巴赫曼他将在11月底去慕尼黑，“回到跳跃之处”。
就在策兰说的这个时间的稍后几天，策兰去慕尼黑朗诵诗歌后与巴赫曼又相会了。关于此行，策兰写下了《日复一日》，并把它寄给了巴赫曼：
你这焚烧的风。寂静
曾飞在我们前头，第二次
实在的生命。
我胜了，我失败了，我们相信过
昏暗的奇迹，那枝条，
在天空疾书，负载着我们，在月球轨道上
茂盛，留下白色痕迹，一个明日
升上昨日，我们拿来，
那盏烛光，我哭泣
在你的手掌。
就在写这首诗后，策兰还从准备出版的诗集《语言栅栏》里选出21首诗编为一卷送给巴赫曼。在他那时的信中，他还充满激情地记下了巴赫曼与他在慕尼黑火车站惜别的情景，记下了火车上那“不同寻常”的一幕：火车启动后，他拿出巴赫曼的诗集开始读，“仿佛一个沉溺者进入到一种完全透明的光中”，当他抬起头来，他发现坐在窗前的那位年轻女士正在拿出《音调》杂志，是最近一期，并开始翻页，“她翻呀翻呀，我的目光可以跟随着她的翻页，我知道，你的诗歌和你的名字即将出现。于是，它们出现了，翻阅的手停留在那里……”
总之，巴赫曼已无处不在。她已占据了他的全部存在。
不过，这只能是短暂的爆发，而且会留下痛苦的伤口。就在巴赫曼与策兰相聚的时刻，她也在想着巴黎的吉赛尔，并因此而深深自责。另外，她也需要有自己稳定、安全的生活，因此，从1958年11月起，她开始与瑞士著名作家马克斯·弗里希同居（此后他们在一起过了四年）。也许正因为如此，策兰在1959年出版的诗集《语言栅栏》里，把上面这首诗的最后几行改为：
“……一个明日
跳入昨日，我们拿来，
丢失了那盏烛光，我把一切
扔进无人的手掌。”
看来命运是注定的，它会从明日“跳入昨日”。在这种跳跃中，丢失了未来，丢失了那盏烛光。手掌也成了“无人的手掌”。而他们都只能生活在一种致命的“缺席”里。策兰在1963年出版的诗集干脆就叫《无人玫瑰》。
在这之后，这两位诗人仍经常保持着联系，但他们都已理智多了。1959年5月，流亡、定居在瑞典的犹太女诗人内莉·萨克斯获得德国梅尔斯堡的文学奖。由于多年前最后一分钟逃离柏林的恐怖记忆，她不愿在德国过夜，决定住在瑞士苏黎世，然后绕道到梅尔斯堡领奖。于是策兰一家专程从巴黎到苏黎世看望萨克斯，并在那里见到巴赫曼和弗里希。这两位诗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微妙了。
而在这前后，策兰与巴赫曼之间的联系，更多的是和一些文学事务有关，和海德格尔生日庆祝专辑以及持续多年的“戈尔事件”有关。巴赫曼和策兰都是海德格尔很看重的诗人，因此他请他们在自己生日时写一首诗。巴赫曼对海氏在希特勒时期的表现当然持批判态度，但也“始终看到他思想和作品的突破之处”，因此写信给策兰询问是否给海氏写诗，策兰拒绝了。拒绝的原因，不仅在于海氏本人，更在于他不想和庆祝专辑名单上某些在他看来“并不干净”的政治投机分子为伍。策兰的态度，最终促使巴赫曼做出了同样的选择。
至于“戈尔事件”（即戈尔的遗孀对策兰“剽窃”的指控），不仅是深刻影响策兰本人的一件大事，它也把巴赫曼深深卷入了其中。
1949年11月，策兰流亡到巴黎一年多后认识了超现实主义前辈诗人伊凡·戈尔，戈尔本人很看重策兰的诗歌才华，他请策兰将他的诗从法语译成德文，并在1950年2月的遗嘱中将策兰列为戈尔基金会的五位成员之一。
但是，戈尔逝世后，戈尔的遗孀克莱尔·戈尔对策兰的译文很不满，认为它们带有太多的策兰本人的印记，并阻止出版策兰的译作。这使他们的关系布下了阴影。1952年策兰的《罂粟与记忆》出版后在德语世界引起高度评价，这在克莱尔那里引发了强烈反应，从1953年下半年起，她就把指控策兰“剽窃”的“公开信”及相关“资料”寄给众多作家、评论家、出版社、杂志和电台编辑。她列举了《罂粟与记忆》与戈尔1951年出版的诗集中相似的句子和段落，但实际上，《罂粟与记忆》中除了一首，其他诗作均出自策兰1948年在维也纳出版的诗集《骨灰瓮之沙》（该诗集后来因印刷错误太多被策兰本人撤回、销毁，只卖出去了少许几本），而且这本《骨灰瓮之沙》策兰也于1949年11月送给过戈尔本人。克莱尔的指控是很恶毒的，手法也很“精明”，她把她丈夫遗留的德文诗歌及断片仿照《骨灰瓮之沙》的风格做了手脚，并通过戈尔法语诗歌遗作及自己的作品加以补充，她甚至将这些遗作的日期改为1948年前，并在西德出版，以置策兰于不利的地位。另外，她还盗用了策兰的未能出版的戈尔诗歌的德译，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翻译。
这样，关于策兰“剽窃”的传闻不胫而走。1954年，在西德就有人指责策兰抄袭。1957年策兰在不莱梅朗诵时，听众中还有人问起了克莱尔的指控，使策兰愤而离席。更使策兰难以承受的，是对他个人的这种诋毁与在西德死灰复燃的反犹浪潮的某种“同步性”。1957年他在波恩大学朗诵时，反犹分子曾在他朗诵的教室黑板上写下恶毒的标语。更可怕的伤害还在后面：1960年春天，慕尼黑一家新创办的诗歌杂志以“爆猛料”的架势，以《关于保罗·策兰一些鲜为人知的事》为题，发表了克莱尔的信，并在编者按中声称拒绝“舔策兰先生的屁股”。几家西德著名的报刊不加任何考证和辨别，就直接引用了这些诽谤性的东西。这实际上使对策兰的指控达到了一个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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