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罗弗洛克和其他观察到的事物》是艾略特出版的第一本诗集。不受格律限制的自由诗体、不登大雅之堂的描写和新奇得近乎怪诞的比喻还不能为普通读者所接受。艾略特在他的早期创作中善于把自己藏匿在诗句背后，不断变换面具和语气。诗中的“我”大都是戏剧人物，不是直抒胸臆的作者本人。但是总的看来他偏爱一种萎靡不振、无可奈何同时又不失幽默的声音。这一特点确实使一般读者难以理解艾略特的早期诗歌。艾略特的诗作往往没有通盘谋划好的思想脉络，他数次开玩笑地引用拜伦《唐璜》中的诗行为自己辩解：“我当然不敢号称我十分懂得/当我想露一手时自己的用意。”在论文《玄学派诗人》里他还表达了这样的高见：当代诗人的作品肯定是费解的，我们文化体系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必然会对诗人的敏感性产生作用，“诗人必须变得愈来愈无所不包，愈来愈隐晦，愈来愈间接，以便迫使语言就范，必要时甚至打乱语言的正常秩序来表达意义”。
艾略特认为，在诗歌创作中有种“想象的秩序”和“想象的逻辑”，它们不同于常人熟悉的秩序和逻辑，因为诗人省略了起连接作用的环节；读者应该听任诗中的意象自行进入他那处于敏感状态的记忆之中，不必考察那些意象用得是否得当，最终自然会收到很好的鉴赏效果。
表现这种“想象的秩序”和“想象的逻辑”最为充分的大概就是奠定艾略特现代派主将地位的《荒原》。长期以来，《荒原》被视为20世纪欧洲文学史上的里程碑，庞德和艾略特确是有意把它作为一种新文学的代表之作推出。该诗原名“他用不同的声音读警察报告”，其中有的部分系艾略特旧作，后经庞德修改，最初于1922年10月在艾略特自己主编的《标准》杂志创刊号上亮相。
《荒原》分《死者的葬礼》《弈棋》《火诫》《死于水》和《雷霆的话》5部分，全诗共433行，使用了7种文字(包括题辞)和大量典故，包容性不可谓不广。艾略特在题解中强调了韦斯顿的《从祭仪式到传奇》和弗雷泽的《金枝》两部书中的圣杯传说、繁殖仪式和人类学里的复活原型对他创作的影响。《荒原》发表后，各种阐释层出不穷，人们往往把它当作对西方文明没落的写照。也有批评家从荒原的拯救上做文章，认为《荒原》在本质上与《尤利西斯》不同，艾略特描写了孤苦无援的个人面临无边的黑暗战栗不止，要解决当代社会的各种问题非人力所及，惟有在隆隆雷声中静候甘霖降临。艾略特本人否认这首诗表现了一代人的幻灭感，甚至否认它是社会批评：“对我而言，它仅仅是个人的、完全无足轻重的对生活不满的发泄；它通篇只是有节奏的牢骚。”这种有失自尊的发泄不仅指《荒原》的基本格调，大概还包括形式上的混乱(“没有什么组织”)和语言的残缺。艾略特称，在写《四首四重奏》的时候他已无法再以《荒原》的手法写作，“在《荒原》里我甚至不在乎是不是理解我正在说什么”。
批评家弗·雷·利维斯对《荒原》的口语诗体极为推崇，但他指出了《荒原》在结构上的欠缺。艾略特自己很早就对此有所意识。艾略特在《荒原》里的旁征博引，掺和了斑驳陆离的残片，当然这种不同文体的混杂并陈在不少场合是费尽心机的。艾略特往往能把他从前人作品中窃取的东西融于一种全新的感觉之中。这些手法古已有之，但是尤其为20世纪先锋派音乐家和艺术家所喜用。
艾略特的登峰造极之作是作于1935年至1942年之间的《四首四重奏》，它们分别是《烧毁了的诺顿》《东科克尔村》《干燥的塞尔维吉斯》和《小吉丁》。《四首四重奏》是探讨永恒和时间的哲理诗，但是诗人并不使用纯粹抽象的概念，他带领读者在具体的历史中探索永恒与时间的辩证关系。《四首四重奏》的用语普通正规而又十分精确。对语言异常敏感的艾略特常会词不达意，他在《东科克尔村》里把写诗比为“与词语和意义的难以忍受的扭斗”。艾略特对自己的信仰和创作始终不敢心安理得，他担心语言会因使用不当而退化，这必然会影响到我们思想感情的品质。
艾略特的诗才来自他的批评眼光。他和奥斯卡·王尔德一样，反对马修·阿诺德把创造的能力与批评能力截然分开。他在《批评的功能》一文里指出：“一个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确可能有一大部分劳动是批评活动，提炼、综合、组织、剔除、修饰、检验：这些艰巨的劳动是创作，也同样是批评。”艾略特还是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他的“共同追求正确判断”的理想一度成为颇有感召力的口号。艾略特的第一本文集《圣林》就让读者感受到一种开创新时代的权威之声，他的《论文选，1917—1932》更是英国批评史上少有的经典。除此之外，艾略特还著有《诗的功能和批评的功能》《追求异神》《论诗和诗人》《批评批评家》等书。在致哈佛导师保罗·埃尔默·摩尔的信里，艾略特对自己的批评特色做过一番描述。他坦率地表示，自己不擅抽象思维，主要凭本能直觉从事批评活动，其实这正是英国批评传统的精华所在。
有的保守人士曾称艾略特是“文学上的布尔什维克”，但是艾略特又以强调“传统”著称。他所理解的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传统与个人才能》里他精辟地表述了一种新颖的传统观：“如果传统的方式仅限于追随前一代，或仅限于盲目地或胆怯地墨守前一代成功的方法，"传统"自然是不足称道了……传统是具有广泛得多的意义的东西。它不是继承得到的，你如果要得到它，必须用很大的劳力。第一，它含有历史的意识……历史的意识又含有一种领悟，不但要理解过去的过去性，而且还要理解过去的现存性；历史的意识不但使人写作时有他自己那一代的背景，而且还要感到从荷马以来欧洲整个的文学及其本国整个的文学有一个同时的存在，组成一个同时的局面。”
现代派往往被理解为精英文化的倡导者，其实艾略特要维护的并不仅仅是古希腊罗马文学的精神。他非但不拒绝通俗文化，甚至还写过下流小调。艾略特曾隐隐感到诗歌创作对社会的影响毕竟有限，资本主义使劳动人民沦落为被动接受者、消费者，要扭转这一趋势仅靠发行量很小、颇具先锋色彩的杂志是不够的，而要推广诗歌、振兴文化、促进观众与作者的合作，最重要的莫过复兴诗剧。
艾略特在早期诗歌中即显示出非凡的戏剧才能。根据他的非个性原则，真正伟大的诗才都是戏剧性的。1934年，艾略特为独幕古装表演剧《磐石》撰写的合唱诗和台词取得很大成功，这大大促发了他复兴诗剧的意愿。他先后创作了《大教堂凶杀案》《家庭聚会》《鸡尾酒会》《机要秘书》和《老政治家》等诗剧。艾略特将古希腊戏剧中的某些原型与当代英国的社会问题有机结合，曲折地反映了他的宗教关怀。这些诗剧用词通俗，易为观众所接受。但由于题材内容方面的局限(剧中人物基本上都属于较高的社会阶层)和艺术鉴赏趣味的转变，它们多少与期望的效果尚有一段距离。另一方面，无意问津诗剧创作的年轻剧作家约翰·奥斯本、哈罗德·品特和汤姆·斯托帕特等人的崛起对诗剧复兴反而起到负面的作用。
艾略特194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成为全球知名的人物。1965年1月，这位自称“古典主义者”的现代派代表因患肺气肿溘然逝世，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骨灰安葬在英格兰萨默塞特郡的东科克尔圣麦可教堂，墓碑上镌刻了《东科克尔村》首尾两句诗：“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在我的结束是我的开始”。美国诗人威廉姆斯曾指责艾略特背弃自己祖国的本土特色，他没有意识到，艾略特回到英国寻根问祖，也体现了另一种忠诚。1967年，伦敦西敏寺的“诗人之角”迎来了一块纪念艾略特的石碑。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艾略特的地位受到严重挑战。在英国，菲利普·拉金等年轻一代诗人把现代派诗歌当作不愉快的插曲，试图在诗界重新确立托马斯·哈代的传统；在美国，那些迷恋爱默生“内在的声音”的诗人与批评家觉得艾略特背离了美国精神。但是艾略特对当代英语诗歌写作的影响不可磨灭。1993年，艾略特遗产管委会与艾略特亲自创办的诗歌书会合作，设立“托·斯·艾略特诗歌奖”，每年选出一本在英国和爱尔兰初次出版的诗集，不设年限。获奖者名单(包括泰德·休斯和西默斯·希尼等诗人)表明，称这个奖项为“诗界的布克奖”并不为过。（陆建德）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