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梅：山色有无中

《照夜白》，散日余

网上订的书，韦羲的《照夜白》到。午间休息片刻，信手翻读，谈山水画时有这么一句韦应物的诗：“凄凄去亲爱，泛泛入烟霞。”韦羲的评价是：“有一种凄凉的节奏，然而美，韦应物写得惆怅，又有仙意。别离是悲伤的，然而毕竟去新的地方……”

这话刚好合眼前同事桌上的那一抹水蓝浅紫，拿来形容香豌豆花气息相通。美好的花和有仙意的诗文一样，皆有远致，也叫人平白生出惆怅来。

读韦羲对中国古代山水诗的解读，充分调动了山水画的“看”和古琴曲的“听”：远和近，上和下，大小对，有我无我，以静写时间，以动状空间，小中见大，由此而彼……构图的高远、深远、平远，笔墨从实景到虚境，及至意境、风格、画品，乃至“悠悠”“杳杳”“浩浩”“渺渺”“寂寂”，真个是“澄怀观道”“琴中有山水，山水有清音”。这种解读很通感很古典，萧然有远意，是美的享受。中国古典的山水诗和山水画原就是画中有诗，诗中有画，更形而上为文学和美学上的一个传统，可以寄放我们的性情与自在的精神故乡。

所以“山水”是名词，也是动词；是地理的，也是人文的；是一种目光，也是一份观照……是太古之音，万籁俱寂，也是莽荡宇宙，人间慈悲。山水其实已内化为了我们自己，部分的自己。我们借此和“自己”相对——在艺术的世界里，我们穷尽一生，不就是为着和自己对话，和自然天地、宇宙苍生对话么？扩而言之，山水寄寓了中国的精神气质。

如此贯通中国的山水和哲学，又以比较的视野借西方思维观照东方传统，以时空和诗学的方式论画，实在是生机妙趣得很，也机杼迭出。我有点舍不得一下子读完，阖上书冥想，不觉生出爬山看园和在山阴道上的感觉，眼目间绿意纷披，循环曲致徜徉。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倏尔三重境界纷至沓来。

借明代洪应明的联句还真契合这一刻我阅读的心境：

诗思在霸陵桥上，微吟就，林岫便已浩然。
野兴在镜湖曲边，独往时，山川自相映发。

韦羲是拿这联句来说明宋元山水画的意境变化的，意谓文明与荒野的转变。

“以我所见，唐人山水画境高古明净，比之宋人，则少一段苍茫气息。北宋山水画高旷雄浑，比之唐人，则少一片清明健朗之气。……元代文人山水萧散简远，并非一味蛮山蛮石，使人生畏心。仿佛因为元人的笔，中国的山水方才格外通透起来。”

他以赵孟頫、黄公望为例，“以唐人笔致改造宋人画境”，“赵孟頫最著名的《鹊华秋色图》与《水村图》，均学董源画派《夏景山口待渡图》一路，苍茫而明朗，明朗是唐人的，苍茫是宋人的。这是极深刻的变化，可怖的大自然成为文明教化的山水，由此，山水画的境界近于儒家的理想，淡泊明志，宁静致远。黄公望山水手卷一派冲淡，大山水则恢复北宋全景的宏伟气象，但北宋山水的崇高生于恐惧，而元代黄公望的高远全景山水则雄浑而斯文，《天池石壁图》的崇高乃是无恐惧之崇高。”

虽说做了一回抄书党，但是这两段画论结合唐宋元的历史背景和美学气象，很有豁然开朗的快慰，比对收入书中的画作也更了然会意，于我这样一个门外人竟是一种照亮，读来如沐春风。难怪给书作序的陈丹青要说：“我早盼望这样的史说：它须由画家所写，否则总嫌挠不到痒处；它须写得好看，有文采，不能是庸常的中文；它该有锐度、有性情，它须能读到作者这个人。”

这段话溢出言外的，也是写作的真理。在今天，一个写字的人，若能懂得计较辞章，能在笔墨里照见自己，又有能力与古人对坐而审视今朝，是值得慎待的。这让我想起南帆谈散文之“趣”的一个说法，说相对于“情”的熟悉范畴，“趣”的衡量方式或许可以构成现代散文的另一种特殊意味。南帆所强调的“趣”，其实是要以“雅”来托底，甚至不惮于“迂”，但切忌“粗豪”。他一言蔽之，“所谓的‘雅’背后时常隐藏了漫长的文化传统，例如来自中国古典文化的情趣、意境。”（见《美文》2019年10期，南帆文《说散文之“趣”》）这和陈丹青说的“好看，有文采”“有锐度、有性情”实在是一个意思——散文要写得趣味横生、摇曳多姿，必得有独特的体悟、奇异的感觉和杰出的语言秉赋。韦羲的《照夜白》刚刚好，于我是理想读本。

三月的周末，天气晴好，从二十四楼阳台上打眼远眺，可以望向很远的高楼与云天相接。按韦羲论画的方式——当然更是郭熙的，近处的两幢“赫然当阳”，高而突兀，眼前整一片铺排延绵的西郊宾馆和往纵深处的高楼、依稀的佘山剪影，大有高远平远和深远阔远之意，好啊，眼前所见，也是我的“千里江山图”！

如此好天，不该辜负。于是起意去看樱花。微信里查了几个去处，出门又改了主意，还是避开热闹闹的人群兴之所至吧。这就穿进小区林荫道，小树林里交错着各种林木和灌丛，香樟深浓的枝叶起了新芽，“芳林新叶催陈叶”；迎春花抽出一盏盏金子般的小太阳；绕步道走，临水的一面，柳条也发芽了，微风里拂过柔软的叹息。就这么一路闲走闲看出了小区，坐几站公交，步入高岛屋对面的虹桥开发区公园，和一树树白玉兰隔湖相望。

立在对岸远观。此刻，白玉兰花开正满，花瓣大得仿如一只只鸽子振翅枝头，春风欲动，明灿灿一派白光，脑海里翻出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来：“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白玉兰是上海市花，生长在繁华里，白色也可以很热闹很市井，究竟，它吸纳了世间所有的颜色。

公园的高低草坪和樱花树下铺满聚会的野营毯，有的还搭起野外帐篷，小童们追逐笑闹着，争相和爸爸、大哥哥扔飞碟，留下休憩闲坐的年轻妈妈舒心看天刷手机。

不见樱花。几株大樱花树伸展着枯褐色的枝子。凑近了瞧，花信原来躲在春阴里，鼓胀着的花苞呼之欲出。嗨，不必急，风有信，花不误。

“良好的品味更多地取决于鉴别力，而不是盲目排斥。当良好的品味被迫排除一些事物时，它带来的是遗憾而不是快乐。”

奥登的大实话，却又是有必要的提醒。要知道，人总是很容易生出傲慢与偏见的，而且还是浅薄廉价的顽症，尤其在这个匆忙喧嚷，缺乏耐心的时代。但是，话说回来，谁没有偏见呢？在盲目排斥和偏见之间，重要的是，千万不要把自己的喜恶强加给他人。

还是英国诗人奥登，他在《染匠之手》里说：“没有诗人或小说家希望自己是有史以来独一无二的作家，可是大部分作家都希望自己是活着的独一无二的作家，而且相当一部分作家天真地相信这一希望已经实现。”

在我刚写出一两本书的时候，我确实是这么认为的，而且当出版第五本书时，我还在简介一栏写：“这是我的第五本书，我希望我的书一本比一本好。”其实我心里还有半句话：而且每一本都独一无二。当然，是的，时隔多年后的现在已没有勇气这么不知天高地厚了。但是奥登说得对，作家们都天真，——天真总比世故好。一个认真又默默写作着的人，需要以天真之心善待自己的文字。脆弱和天真永远是一个作家与命运同行的隐身衣。

然而才华是命定的，创作力也要等待时间来验收。写作日久，最先安慰你的，肯定不是这个“独一无二”，而是，你依然还能够（——还在）爬坡的耐力和耐心。

地上捡了一片金黄的广玉兰叶，革质手掌一样大的老叶片，雨中闪着湿亮的金属光泽，太醒目太鲜亮了！于是停下脚步，倒退回去，撑着伞把它捡起。

原来是一个提醒啊——今日春分！“春分雨处行”，难怪林荫道上、小区里起了一地的落叶，黄澄澄的是广玉兰叶和枇杷叶，深红赭黄的是香樟叶，鼻翼间满是湿漉香樟叶发散的清香气，脑海里跳出一个想法，二十四节气里，春天的几个节气，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还有谷雨，最有生机心和警惕心。和草木的郁绿芬芳比起来，其实它的萌发期更能惊醒生命的生机。人也是一样的吧，大自然的春天对应人的青少年期，也正是身体拔节的时候，小兽一样的机敏青涩和不可控。多么向往这样的一个时期啊，而今的我，已然跋涉逡巡至半山，眼目所及，那些毛茸茸、青翠欲滴的苔藓地衣和蕨类不见了，随山行高度变换生长的是茂密深阔的大树和附生其上的藤蔓，重重枝叶复重重，打眼望不到天。人在山中走，退而不得，只能负重徐行了。

“画树当觉其生”，这是石涛的“画语录”，用在文章上也贯通，生就是生命、生机、生长的痕迹，也就是像真的存在过一样，是活的，有生气的，哪怕是静止在一方宣纸上，当你驻足凝定的瞬间，你能够感受到时间的流动。一片叶子，夏绿秋枯冬凋零的生命盛衰的体验；一只飞鸟，云天里广阔绵延无穷无尽的幽远，真真“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韦羲在《照夜白》里论及“空隙之美”时说，“文心画境，何其相通，无所谓具象或抽象。”

“五斗米不是一次装成的。”行至终南山的三圣殿，先生走不动路，选择在半山腰的小庙里休息等我，得了这样一句话。他和庙里唯一的和尚喝茶聊天时，我踏上了南五台陡峭的台阶继续前行。一径低头弓腰地爬着，猛抬头，看到大片黄金色撒落在高树满坡的斜面上，单瓣、纯金，花瓣秀雅且美。原是蔷薇科的垂枝灌木棣棠花，开在四月芳菲尽的暮春。众色凋谢，山谷滴翠，这个时候点点金黄色的棣棠花简直是一幕奢华的盛放。棣棠花有个好听的别名：山吹——风吹山谷的生动，想想金子般的亮片，照亮了满山谷的绿，“却似籝金千万点”，写瘦金体的宋徽宗也是喜欢棣棠花惊艳众芳的纯金色的。此刻，风静树深天空湛蓝，山吹色真美啊！

所谓山行，原来是一批人，后来是二三人，最后就只剩下了自己。你就和自己同行，喘息声、山鸟声，你一个人的脚步声。立定在一棵老树下歇息，乌鸦在头顶的呱呱声，小翠鸟的啁啾声，啄木鸟的笃笃声，蜜蜂的嗡嗡声……有两只体型超大的长尾鸟突然超低空滑翔，飞出哗啦啦的动静，以为身后有人，侧身看，大鸟一前一后窜上天，冷不丁吓你一激灵。

终于登上了山顶。八百里秦川壮阔深远。远近群山丹青水墨般层层延展在你面前，眼目所及，远山云雾黛影，近山浩渺深邃，万楞山脊苍翠尖新……这是我第一次见秦岭。群山面前，灵魂出窍般，我的脑袋一清如洗，仿佛真有这样的一股神力把我的身心涤荡。此刻，立在山巅的我只是一具空壳，而那个丰满的真身去了莽荡辽远的苍山间……

你得确信，所有的信仰都是美的。比如凝神群山的那一刻，猛抬头照见山吹色的惊异，滞留僻野小庙时师父脱口而出的一句话……

“这个神圣的时刻，完全合理
……世界就在周遭与目前
我知道，此刻我并非孤独一人
……”
——奥登《晨祷》

“然而世界从未完美”

林散之给傅益瑶上书法课，有一次写完长长的一笔悬针后，笑说：“死蛇挂树。”傅益瑶吓一跳，以为院子里有蛇。林散之的“死蛇挂树”是指他的那一笔悬针——这是个书法用笔，“蛇虽死不僵，骨血精气俱含于内，挂在树上虽是下垂，却有股向上的力量。所以悬针这样的用笔，向上的内力极关重要，最怕的就是有气无力地向下拖。”这是傅益瑶的体会。

刚好在学书法的女儿圣恩铺纸写字，我就央她试一试“悬针”——嗳，纸上得来终觉浅，切己体会笔底知。刚还哂笑女儿的那一笔“狗尾巴”，自己写来，才真是“有气无力地向下拖”。林散之的两句诗：“笔从曲处还求直，意如圆时更觉方。”这笔墨的法度，实也是作文为人的堂奥。傅益瑶在文章里透露：“林老写字的习惯是将蘸饱了墨的笔落纸即书，从湿笔一直写到干笔，写到渴笔为止，中途从不舔墨。”说来就是一股子气，古人早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之叹。

郭熙（约1000—约1090年）在《林泉高致》中提出的“三远”概念：“山有三远。自山下而仰山巅，谓之高远；自山前而窥山后，谓之深远；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

《林泉高致》论山水，还有三境：可居、可游、可望。韦羲“借题发挥”，认为“可望”对应造型，“可居”对应空间幻觉，“可游”对应时间性。造型是静态的、凝视的，更强调空间的连续性，西洋画多取之；中国画则以时间为主线，是动态的、游观的，更重视时间的连续性——如此说来，中国山水画更“可游”？

因了韦羲的“借题发挥”，按图索骥书架上一通找，又上网补仓，一大摞论画的书相继堆叠到了案头，也不知几时能翻完——姑且不论翻开的又能体悟几分？“功不唐捐！”脑海里立马跳出胡适爱写的四字词来，好吧，无妨拿来勉力一下自己：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

米桶里的米见底了，先生淘米预约翌日的早餐白米粥。“啊，这事情我来做！”我放下书积极揽下给清空的米桶装米的任务。塑封的袋装大米，一公斤重，真空抽了气，提起来板砖一块。剪刀横着剪去一条，嗖一声，空气精灵们尾随而入，米袋立马松懈下来。很快意地双手提拉着在地板上一顿，倒进米桶。如是反复，放进四袋大米，小米桶很快就满了，手撩拨着稻香扑面白花花的大米，竟很有成就感——实在也是满足感。

把这心思说与先生听，他漫不经心道：“最舒服的人生，就是每天有饭吃。”

“每个人有一支好笔是幸福的。”晚上饭后，客厅的长桌上，先生在临徽宗的瘦金字，圣恩埋头功课，三个人各踞一端，只听先生道：“这支笔还真灵，写起来舒服。”（他已换了数支毛笔，都不趁手，于是有了如上之叹。）

此刻我手里也有一支书写流畅的派克钢笔。为不负友人惠赠，每天不管写不写字，我都习惯了掏手机一样把它从包里取出，放在显眼的地方。

终于翻完了砖头一样沉的《宋徽宗》（［美］伊沛霞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18年8月版）。同先生的临其瘦金体，算是无巧不巧。徽宗赵佶在他写字画画时的花押（签名），乍看像是上下笔画散开的“天”字，又像是小孩子漫不经心顽皮乱点的“开”字，当然这是书画造诣相当自信的赵佶独创的“天下一人”花押，被历代书家公推为第一“绝押”。看徽宗年表，十九岁被立为皇帝，四十六岁被女真人掳走北行，五十四岁客死五国城。有整二十七年安享皇帝宝座，却不断在施行生杀予夺的大权里反反复复，朝令夕改。比如对元祐党的贬谪、清洗，将苏轼文集的印版毁掉；焚毁三苏和秦观、黄庭坚等人的书籍印版；又命将元祐党人的黑名单刻印在碑上立于各州；不出一年余，又渐生悔意，撤销了之前禁令，——他绝不会想到北行沦为俘虏的路上，为苦恼于没有书读，竟以自己的衣服向贩书人换来《春秋》；对身边几位重臣蔡京、童贯更是忽儿罢免，忽儿召回，委以宰辅重任。“天下一人”的自信在他独创的“花押”里竟也似一个隐喻，一任“天真”，一提一扫，天下断开，风流云散。

他的那些瘦金体诗帖，在我这个鲁莽者看来，通通披挂着冷兵器时代的铁马金戈。到最后，也都简约成了一个字，瘦胳膊金腿的长枪短矛。真够讽刺的，却原来，他在快轻裘的好日子里写下的那些诗文、碑帖、书札，早就埋伏在了他四十六岁的中年——北行途中溃不成军——到五十四岁客死他乡，他在囚禁日子里虽留下了不少“亡国诗”，但是却几乎不写字了，四十六岁写下“罪己书”后，不得已写下的多是给金人的谢表。有一次金人拿到他的字甚至怀疑不是他本人所写，改换字体的艺术家皇帝到底任性到了最后，以此保全第一绝押的后世声名……（不过也难说，“铁马金戈”究竟是要衣食无忧、元气饱满时才能笔扫天下，而身陷囹圄、饥饱无着的皇帝怕是有心也无力。）

“他认识到，如果一个人写完一首诗就确信这是一首好诗，可能的情形是，这首诗只是一种自我模仿。要表明它不再是自我模仿，最有希望的迹象是一种彻底的无从确定的感觉：‘这首诗特别出色或是特别差劲，我说不清。’当然，这很可能是一首差劲的诗。发现自我，这是十分被动的，因为自我就在那里。它只需要耗费时间和注意力。不过，改变自我意味着朝一个方向变化，向一个目标前进，而不是朝另一个方向向另一个目标前进。目标可能是未知的，但是如果预先不假设目标在何处，运动就不可能进行。因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诗人经常对诗歌理论表现出兴趣，甚至构建一种自己的理论。”

奥登在《染匠之手》里的这段话对我是个提醒。这里的“他”是奥登自己吧，他吐露个人写作经验：发现自我是容易的，学习成为自己也不是不可能，花上足够的时间也能达成，但是，当你构建了一个游刃有余的自己后，如何命令自己不要模仿自己，不要成为自己，那才是一个大考验。发现自我—成为自我—重塑自我，这个“自我”在不断的成就和扬弃中饱满着，创新着，断裂着。难的是，我们如何听命于内心的审查。

不过奥登的这段话也让我回想起阅读时的一些体验。就说诗吧，当然我不写诗，一个诗歌门外汉翻读诗人们的诗集常常也困惑：单首诗，挑出来读，都很美，很有形而上的哲学意味，借用奥登的话，都有“令人着迷的节奏、奇异的表达、隐秘而神圣的词语”，但是当这些美的诗合为一本诗集后，就免不了生出审美的疲劳感，这真是对诗人劳作的不敬。而糟糕的是，类似情形更在散文、小说这样的文体里出现，可见并非偶发性概率。检省一下，难道我自己就安全无虞被豁免了吗？

否定和冒犯自己总是艰难的，那也意味着你得有强大的可塑性，以及面对所有不被理解的孤独的勇气。是的，一切艺术和艺术家的努力都是为了创造完美。“然而世界从未完美。”（奥登）

病中听小说音频《约翰·克里斯朵夫》。克里斯朵夫一意孤行，不留丝毫情面的批评文章惹恼了向来资助他的大公爵。大公爵觉得地位受到了挑战，淫威怒斥。克里斯朵夫发了疯一样不肯妥协。连最后的一点面子都撕破了，很快，命运等着他，一头发疯的狮子人人都想送他一拳，而那些被他中过伤的“敌人”更是乐意看到他死在自编的牢笼里。如果一个人公然和所有人作对，这个人就成了“公敌”。“攻乎异端，斯害也已”。那么谁来标定那个真理？谁又是真理的主宰？

还是看看命运吧。曼古埃尔在读歌德的《亲和力》时，对主人公之一的夏绿蒂对命运的认识既感到迷惑，又为之沉醉。

“命运”，夏绿蒂后来在小说中说，“操纵着某些事情，它是非常固执的。无论是理性、美德、职责还是其他一切神圣的东西，在它的面前都是徒劳的；事情的发展在命运看来似乎是合理的，但在我们看来却不是；命运正是这样在捉弄着人，无论我们怎样选择。”随后她似乎认清了真相，她说的下面这段话听起来像是自责一样：“可是我在说什么呀！事实上，命运努力想要实现的，正是我自己的心愿和意图，而我却那么无知，却还要竭力与之作对。”

克里斯朵夫在遭受命运接二连三的嘲弄时肯定有过更激烈的挣扎吧。像克里斯朵夫那样的人物，是否罗曼·罗兰更愿意看到他的失败？对，罗兰最喜爱的典型——失败的胜利者，“他的目标不是成功，他的目标是信念。”（《约翰·克里斯朵夫》第四卷《反抗》）克里斯朵夫那颗天才的头，不安的灵魂，激越的心脏，藐视一切权威的脑袋，总是一往无前地走在多数人的反面，孤独是必然的，身体也受到损害，他的所有的努力似乎都是徒劳，连紧随其后的读者都感到了不安，替他急，恨不能撕开书，走进故事里，劝他：怎么着，跟命运妥协吧，不要再折腾自己了……

当然，照旧，你不愿看到的一切都发生了。而与此同时，故事是故事，看故事和听故事的局外人反倒受了故事里人物命运的影响，朝着那个暗示神思浩淼，隐身成了故事当中的一个人物。

人愿意读小说，是预测不了自己的命运，却可以走进他人的故事，旁观他人的命运。有时命运面目可亲，更多时候命运是暴君是伪君子是零余者失败者不识时务者……命运裹挟着强大的未知推涌着人物逼向自我的极限，作为旁观者的你，刚好也部分参与了这个过程，你在他人的命运里看到了自己——最高的奖赏莫过于经由阅读，我们在一个更大的精神世界里重新找到自己的位置。

T.S.艾略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