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幽默感呢？它能与热情共存吗？E.M.齐奥朗在他身后出版的日记里说：“西蒙娜·薇依没有幽默感。但是，如果她有幽默感，就不会在精神生活里有如此大的跨越。因为幽默感常常阻止我们体验绝对。神秘主义与幽默的关系并不和睦。”然而，齐奥朗在其《日记本》接下来的一则里，修改了这一观察；齐奥朗一定是注意到他的评论只有一半正确，于是考虑修正它：“让我们说神圣是可以共存于幽默甚至反讽的时刻的吧。但是，如果神圣想更长久，它不能难忍受彻底的反讽……”
然而，很容易想象迈斯特·艾克哈特在大笑，甚至是狂笑。我看不出幽默和神秘经验之间存在什么根本的矛盾；二者都使我们出离暂时的、既定的现实。毕竟，我们都是在一阵大笑和突然涌起的虔诚之感里头往后仰！
关于阿瑟·兰波，保罗·克洛岱尔有一个著名而美妙的评论，1912年发表于《新法兰西评论》：“阿瑟·兰波是一个野蛮国度里的神秘主义者……”这也可以方便地易用来描述所有那些热情地追求隐秘真理的诗人。另外，它同样很适合神秘主义者。怎么可能想象一个驯服的诗人，一个安定的神秘主义者，或者一个白天工作的神秘主义者呢？一个喜欢狩猎的诗人？悲哀的是，我们知道，多么容易就遇到一个满足的吟游诗人和自得的神学家。但是，真正的寻求却只能在“野蛮的国度”进行……克洛岱尔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的《五大颂歌》就有神奇的、“野蛮”的段落，而他后期的宗教诗却打上了广泛的“教化”的标志。
“我们一定是犯了一种给我们带来诅咒的罪，因为我们已丧失全部的宇宙之诗，”西蒙娜·薇依说。有人会反对这一观点：“也许，但是我们也获得了某些东西，我们对降临于我们自身和身边之人的不幸变得易受感动了，我们使自己免于折磨诗歌爱好者的那种冷漠。远胜于此的是：我们变成了细致而挑剔的社会现实的观察者。”我并不轻视这一点：一种批评的姿态（只要它不是武断的形而上学），它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如果我在此说到对于不同寻求的需要，我并不想被误解为一个试图用宗教关怀来拒绝社会批评的人。毕竟，东欧从前的异议者绝不会低估，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诚实而无畏的批评的重要性——即便时间过去，他们的兴趣已经发生变化。如果忘记这点，我们就会成为白痴……
但是，诗是什么？
任何一个浏览过大图书馆目录的人，都会发现大量“为诗一辩”的变体文章。它几乎成为一个专门的文体，有其庄严的传统（菲利普·锡德尼，雪莱和贝奈戴托·克罗齐是其经典）。同时，这也是一个绝望的文体，它里面有着某种惊慌失措的东西。其中有些题目本身，力图使我们相信诗歌的“必要性”、活力、不可或缺，尽管如此，听起来却可疑地接近于投降。如果你不得不那么费力地坚持……像约瑟夫·布罗茨基这样的作者，更容易就让我们相信，因为他们是那样满怀激情地在为诗歌辩护——有时是那么一种迷人的傲慢——幸运的话，他们会使对手处于防守的位置。（不幸的是，对手往往并不知道他们已岌岌可危；为诗歌辩护的文章，总是只有诗歌之友在阅读。）
幸运的是，我们并不确切地知道诗歌是什么，而且我们不应以分析的方式弄清楚。没有一个唯一的定义能够定案（存在许多诗的定义）。我也没有下定义的雄心。虽然如此，看到诗歌的运动“在其间”的过程，就有某种迷人——无论是它作为一种提升我们的重要工具，还是作为一种激情先于反讽的理解途径。热情：大地的热情之歌，我们以我们自己的，并不完美的声音与之呼应。
我们需要诗歌正如需要美（虽然我也听说在某些欧洲国家这个词被严格禁止）。美，并非仅为审美家准备；美是给每一个寻求严肃道路的人的。美是一种召唤，一个承诺，正如司汤达希望的，如果不是一种幸福，那么也是有关幸福的伟大而不懈的行程。
“我们一定是犯了一种给我们带来诅咒的罪，因为我们已丧失全部的宇宙之诗。”我们不仅失去了全部的宇宙之诗（我们每天都在失去一点，这就证明，逻辑地说，我们还没有彻底失去，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一直生活在一种失去的状态之中，正如某些政府很兴旺而外债连续增长）。我们也体验了托马斯·曼在《魔山》中，精确描述过的那种分歧的感性。宇宙之诗已经分裂——就像现代科学家，一个分子生物学家观察到的细胞——分裂为纳夫塔的恶魔似的私语与塞塔姆布里尼的人道主义的话语。
不是托马斯·曼发明了这个分裂；它更是一个谨慎观察得到的诊断。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那些从不犯错的人是错的，而那些常常犯错的人是对的。恩斯特·荣格尔涉及“实质”的一些观察，《关于文化之定义的笔记》中的托·斯·艾略特，以及其他许多保守的作者，他们对具有现代性的人的分析，也许没有“本体论”意义上的错误。但是，他们完全沉浸于二十世纪历史的要素，而全然无视我们从自由民主制的获得的明显（和脆弱）的好处。另一方面，那些异常敏锐地分析我们的政治纷争、对待不公平的人，经常从精神上感到茫然。也许，这与查尔斯·泰勒在《自我的根源》中杰出的观察有联系：在我们的时代，启蒙价值在公共机构里获胜了，至少是在西方，而在私人生活中，我们却沉湎于浪漫主义的贪求无厌。每当公共、社会性问题利害攸关时，我们就赞同理性主义，而在家里、在私下，我们不停地寻求绝对，而且我们不会满足于我们在公共领域里业已接受的结论。
反形而上学但政治上可靠的自由左派（或者不如说“中间派”），和潜在地险恶而精神上实际的右派：一个人可能如此归纳我们时代奇特的分歧。
因为我们难道不是仍在对付着《魔山》里的人物吗？魅力无比的塞塔姆布里尼⑧，作为嘉宾在出现电视新闻报道里，或者在广受欢迎的报纸上开辟专栏，不是仍然在为民主和人文价值辩护？我们兴趣盎然地倾听，阅读他的文章，间或怀疑他的某种肤浅。而恶魔似的纳夫塔，虽然我们格外地不喜欢，可是，他对文化世界的特别洞察力，不是有时也能令我们感到惊愕不已？很难在电视上看到纳夫塔；但他常常在不出名的、绝大多数快乐的普通人听也没听说过的杂志上发表他的观点。
当议会选举临近，我们本能地倾向于塞塔姆布里尼，因为我们感到，尽管他有些凌乱，他仍能将引我们向一个合适的政党，也许它不能拯救我们（选举也不关乎拯救！），但是它也不会使我们误入歧途，走入深渊，走入某个悲惨、极端的政治结局。
然而，一旦选举的狂热缓和，当代文明的体面风景恢复其原状，难道塞塔姆布里尼不是开始使我们感到一些厌烦吗？我们不是开始想念那个有趣的纳夫塔先生吗？难道我们不是渴望与他聊聊我们形而上学的焦虑（毕竟，他是一个行家）？难道他没有以他关于世界的根本统一的观念让我们着迷？我们会原谅他令人尴尬的幽默感，他的不雅，只要他能唤起奇异、尖锐的形而上学的战栗，这是我们时常需要的，也是那个亲切、诚实的塞塔姆布里尼不能提供的。
另一个例子：在路德维希·罗内尔多年前编辑的一本德语随笔选集中，我偶然读到路德维希·库尔提乌斯⑨（不要与优秀的批评家、文学史家E.R. 库尔提乌斯混淆）写于1947年的随笔小品《相遇在贝尔维德勒的阿波罗塑像前》（Begegnung beim Apollo von Belvedere）。在随笔里，库尔提乌斯讲述了他和一个年轻德国建筑师的会见（无论真实的还是想象的故事），那是一个神奇地逃过大战屠杀的退役老兵——作为一名士兵，他曾被征入纳粹德国国防军，派往不同的前线打仗。这个建筑师被最近一连串的恐怖事件弄得疲惫不堪，跟这篇随笔的作者一起度过了三个晚上，有三次不同寻常的演讲。争论的起点是贝尔维德勒的阿波罗塑像，它曾被温克尔曼和歌德尊崇，但是，后来被证实为一件罗马的仿制品，就像其他很多雕塑一样，因而它的声誉在很多专业艺术史家眼里便大受损害。无论如何，这年轻的建筑师仍然忠实于阿波罗塑像，从中看到一种罕见的品质，他称之为“庄严”，并且发现这正是很多当代艺术品缺少的。第二天，他讲到了“均衡”在评判方面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对建筑作品的体验。最后，到了第三天，他充满激情地谈到伟大艺术作品里的“神秘”，就像隐藏于它们之中的苹果核。
我们在此听到的路德维希·库尔提乌斯演讲的简略版本，的确非常漂亮。
第四天，这位高超、严肃的建筑师离开了——他驶向了阿根廷。永久地。这样，读者就不能确定，随笔作者交往的人物，是否寓言性多于真实性。因为整篇随笔也许可被读作向德国文化里形而上学要素的一个告别。随笔的作者，更年长也更老练，深为他年轻的同行倾倒，通过他也向德国知识阶层的象征性的未来道了别。
同时我们也希望——假如这年轻建筑师并非出于寓言目的的虚构——他并非出于什么严重的原因，需要去往阿根廷逃避后来同盟国的法庭。（请记住，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罗马，而我们知道，罗马在战争才结束的那些年里，名声不是最好。）
这最后一个怀疑是有前兆的——但也近乎是必然的。热情，形而上学的严肃性，强烈意见的危险表达，在今天都是可疑的。它们很快被送上被告席，甚至无需漫长、认真的调查。但是，我必须承认，在此情形下，对年轻建筑师在战争期间个人历史的怀疑，也出现我头脑里。
然而，一个更带普遍性的问题，很不相同地出现了。这种精神的分裂，这种改变的迹象，这种正在发生的分野，出现在赞同启蒙运动的塞塔姆布里尼与更喜欢中世纪（或浪漫主义）的纳夫塔之间，这种分裂意味着每一个体验到宗教渴望的人，都必然被怀疑为“右翼分子”——这仅仅只是一种身份的赋予？或者，这种当代的不幸是可治愈的？
毕竟，并非每个现代作家都适合这些分裂的法则。西蒙娜·薇依很可能无须担心来自《魔山》的二元分类的测验。或者以切斯瓦夫·米沃什为例，其作品的智性和诗性一样丰富。他作品的标志之一，就是无视那些意识形态的简单分类。毕竟，米沃什是《乌尔罗之地》的作者，除了别的不谈，这篇随笔的题目，取自布莱克的个人神话。这本书指控我们的时代全然漠视形而上学的问题；它悲哀地检视了在我们的时代宗教想象力的缓慢衰退。然而，米沃什实际上不能被称作“保守的”作家、纳夫塔的追随者。当然，他还是《被禁锢的头脑》的作者，这本书，仍然在那些还只能梦想实行法治的国家的知识分子群体中，被满怀热情地研究（我听说古巴的知识分子近来一直在读它）；米沃什既写了《乌尔罗之地》也写了《被禁锢的头脑》；细心的读者在这两本大不相同的书中，肯定不会找到一种共同的语言，两本书的语言属于两种互不搭界的知识分子的派别。但是，无论如何，米沃什在设法调和形而上学的强烈渴望与他对自由文明的关注（这是他在公共论坛里不止一次地表达过的）。
让我们听听：
我闭上眼睛。不要催我。
火，权力，强力，时间还早。
很多年了，像在这做了一半的梦里，
我感到我在到达那移动的边界
在它那边颜色和声音变得真实
大地上的事物合为一体。
不要强迫我开口。
让我期望并相信，我会到达。
让我徘徊在这里，在密特伯格海姆。
我知道我应该。它们和我在一起。
秋天，木轮，和烟叶
悬挂在屋檐下。这里和任何地方
都是我的家园，不论我身在何处
以何种语言，我都会听到
孩子的歌曲，情侣们的交谈。
比谁都快乐，我将收到
顾盼，微笑，星星，在膝盖上
弄皱的丝绸。平静，注视着，
我走在山中，在柔和的天光里
在水面、城市、道路、人类习俗之上。
火，权力，强力，将我抓在
你的手掌，它的皱纹
像被南风梳理过的
巨大的峡谷。你承认必然
在恐惧的时刻，在怀疑的星期。
时间还早，让葡萄酒成熟吧，
让旅人入睡，在密特伯格海姆。
（由切斯瓦夫·米沃什和理查德·劳里英译）
这是《密特伯格海姆》一诗的节选，米沃什写于1951年，其时——正如我们从他自己的评述里知道的——他正受到二十世纪中期意识形态和政治性问题的折磨。此前，他受到波兰流亡者团体的无情攻击，在为本国外交部门效力几年后，他已经“选择了自由。”这些攻击令他绝望，导致他对诗歌的怀疑。阿尔萨斯地区的密特伯格海姆，一个乡村，或者说是小镇，朋友们邀请了他去那里——令人感到愉快的巧合是，这个地名本身有着“山”、“中间”和“家”的多重含义——仿佛给他提供了内心重生的可能性。他有了一种新的精神体验、对于“其他事物”的体验，这种体验是一个人在窘迫之时很难遇到的，尤其是在四、五十年代的巴黎，一个被意识形态浸透的大都市，就像一块海绵吸满水和肥皂泡沫；这是一种对自然、世界、火的全新的体验。
这个阿尔萨斯的小镇，向诗人显示了一个超越二十世纪中期那种典型的意识形态争吵的维度。这个阿尔萨斯的小镇，或者说，眼前这个世界，既是古老的又是当下的，这是一个群山、葡萄园、农舍厚壁组成的世界。
在米沃什的所有作品里，不仅是在这首诗歌里，我们都会看到一种不间断的精神漫游，这种漫游发生在观念与超然存在之间、发生在集体生活里对诚实和透明的需要与对善的需要之间，换句话说，这是一种不可遏制的渴望，渴望更多事物、启示、狂喜，在其中，某个更高的意义得以显示（却永远不会全部、完全清晰地显示）。米沃什承受巨大压力的特殊能力，从社会性层面转向形而上学领域的能力，赋予他一种巨大的诗的能量，一种在今天十分罕见的能量。这源于他自身的能力，它将“在其间”的状态，转化为持续而富于活力的对于思想和精神价值的探求，这正是一个艺术家毕生的工作。
尼采的信徒，也许很易想起安泰的神话，在接触大地那一刻他便重新获得了力量。在诗歌中，米沃什改写了这个神话，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安泰，他在同时接触大地和天空时才会恢复自己的力量。
米沃什诗歌（和随笔）方面的才能所具有的双重性，他审慎的、对于集体生活中的真相与对更高的、令人心醉神迷的真实的专注，使他能够创造大量作品，在它们面前，纳夫塔和塞塔姆布里尼都必须驻足——不仅是带着深刻的尊重，而且怀着浓厚的兴致。那么，真正的热情，也许并不分裂；它带来弥合。它既不引起狂热，也不导致原教旨主义。也许有一天，热情将重返我们的书店，重返我们的智者中间。
译注：
①阿尔布莱克·冯·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1708-1777），瑞士解剖学家、生理学家、博物学家和诗人。
②1859年，拿破仑三世任命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Baron George Eugene Haussmann），负责巴黎的大规模城市改造。奥斯曼拆除了巴黎的外城墙，建设环城路，在旧城区开辟出许多笔直的林荫大道，并建众多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广场、公园、住宅区等，但是他也拆掉了许多历史遗产和文物，对巴黎旧城的破坏一直存在历史争议。
③普罗透斯（Proteus）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早期海神，荷马所称的“海洋老人”之一。
④凯思琳·雷恩（Kathleen Raine，1908-2003），英国女诗人，批评家，学者。
⑤塞巴尔德（W.G.Sebald，1944-2001)，德国小说家、散文家。12月14日在英国死于一次车祸。他的代表作《奥斯特利茨》已译成中文出版。
⑥恩斯特·荣格尔（1895-1998），德国作家和思想家。曾参加两次世界大战，其早期作品大多美化战争、支持民族主义，有军国主义倾向。后又转而反对希特勒和军国主义。主要作品有《钢铁的暴风雨》（1920）、《在大理石的悬崖上》（1939）、《赫里奥波里斯》（1949）、后期作品有《玻璃蜜蜂》（1957）等。他是法西斯统治时期一位有巨大影响的作家。
⑦全名安乔瓦尼·巴蒂斯塔·提埃波罗（Giovanni Battista Tiepolo，1696-1770），18世纪威尼斯著名的画家、版画家。
⑧《魔山》里的人物。塞塔姆布里尼是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的意大利学者，有着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纳夫塔是一个屠夫家庭出身的神职人员，鼓吹战争的正义性，主张用恐怖手段来解决一切问题。从他身上，可以看出以后诞生在欧洲土壤上的法西斯主义的萌芽。另外，左派、右派、骑墙派在小说里一应俱全，各种思想杂陈。
⑨路德维希·库尔提乌斯（Ludwig Curtius，1874-1954)，德国考古学家，以其对于希腊和罗马艺术发展史闻名。
（刊于《青春》2014年第9期“特稿”）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