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粗鄙与崇高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粗鄙与崇高

　　李以亮译

　　没有无高度的诗……
　　——菲力普·雅各泰

　　无论何时，当我们谈论比具体事物，比如我们窗外的风景（一棵樱桃树枝，以及它后面午后多云的天空）更为普遍的事物，我们就要冒着被指责为武断的危险。你可以那么说——批评家会嘲笑说——但是应该有完全不同的说法。在普遍命题的领域，混乱盛行，类似一个团的军人外出春训后，遗弃在身后的营房的那种混乱。

　　我不喜欢这个指控：诗人对于被指责为武断，尤其敏感。诗歌，毕竟总是涉及到精确与具体；正如鲁道夫·卡尔纳普①可能会说，词语不是通过经验的、可量化的观察来证实的。它们通过已然的存在（existentialpreparedness），通过体验，通过我们自己的生活，通过沉思和启明的时刻来证实。但是它们的被证实的。它们并非任意呈现。只有每晚都要喝下几瓶啤酒的物理老师，才会以为诗歌是一个具有特别许可证的领域。

　　但是，当一个仅在诗歌的具体领域独自工作的人，冒险进入普遍命题的领域的时候——就像一个木匠被要求谈论欧洲森林管理的问题——他一定护住他的额头，深吸一口气，快速、毫不退缩地穿过这个危险的地带。对于我，也是这样，最近几年的写作和思考似乎变得贫乏、苍白和贫血。更具体地说，最近一些年的写作——以诗歌为例，因为这是我着力最多的所在——明显的标志是，在崇高与低俗之间、在内在生活的有力表达与自我满足的手艺人的絮絮叨叨之间的不均衡。我有一种感觉，我们面临的是一种怯弱的缓和，特别就文学的天职来说，一种逃避与妥协的策略。而且我认为，崇高风格的式微，粗鄙、冷淡、反讽、会话体的呈压倒性的优势，是其主要的症状之一。

　　首先我要声明我不想像一个保守主义者那样讲话。我并不建议回到中世纪的基督教、文艺复兴，甚至不想回到近在手边的某个东西，比如欧洲的浪漫主义。而且我也不想哀叹天才的缺乏，因为我并不认为我们缺乏具有天才的作家。我只想描述我所看到的情形，并随时冒着失言的危险，被误以为是改头换面的社会主义者、运动员、集邮者或教育和卫生房屋的支持者。我不想提出诊断；一个人在年轻和充满抱负的时候会提出诊断，但后来会是沉思，至多是苦恼，有时伴随着类似苦笑的东西。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我们知道吗？

　　有时，我们可能意外地看到欧洲文学在转变前的曾经的样子。在罗伯特·格雷夫斯②非凡的自传《向一切告别》里，我们发现下面描写他与西格夫里·萨松③会见的文字：

　　那时，西格夫里·萨松已经出版了一些自印的具有1890年代味道的田园牧歌式的作品……我们走进一个蛋糕店吃了奶油面包。这时，我正在弄我的第一本诗集《火盆之上》，准备印刷出版；在我的袖珍本里，有一两首诗的草稿，我向西格夫里·萨松出示了它们。他皱起眉头，然后说，战争不能用那样现实主义的方式来写。作为交流，他给我看他自己写的一些诗。其中一首是这样开头的：

　　返身迎接我，是我所喜爱的缤纷色彩，
　　但不是那些被屠戮之人不幸的殷红……

　　西格夫里·萨松还没有到过那些战壕。我告诉他，以我作为一名老兵的口吻，说他很快就会改变他的风格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可能导致了一种无可避免的风格改变。它们直接推动作家们沿着一种愤怒的现实主义方向前进。它们是否也导致了人性的渐进的演变？格雷夫斯的一代与维多利亚时代巧舌如簧的演说家、激情的雄辩家、像邓南遮那样夸张修辞的滥用者有过一场激辩。杰出的诗人埃乌杰尼奥·蒙塔莱建立了自己的诗学，严格反对像邓南遮那样的夸张风格。首先，格雷夫斯的一代鄙视新闻记者和将军们的歇斯底里做派。格雷夫斯从前线回到英国后回忆说，几个月后他就不能忍受那些宣传家的爱国主义者的句法。他厌恶地引用一个“小妈妈”写的一封信，这封信意在劝勉其他母亲，应该庆幸她们的儿子英勇地为国捐躯！格雷夫斯经历过战争的恐怖、战壕的耗子、向“无人高地”的一次次进攻战役，那里埋葬了一具具英国、德国士兵腐烂的尸体，他现在要面对、反抗的，就是英国沙文主义的种种鼓噪。在一次战争期间，将军们——还有他们的妻子——往往采用崇高的风格。它自然进入到宣传机构的服务中。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里，更难以想象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集中营里，人们看到的人所不该看到的东西，是在和平时期里，只有很少的不幸者直接面对自己的谋杀者才会看到的东西。几乎不可能以一种可靠的、一成不变的方式，创造一种能够适应这种新体验到的极端恐怖的艺术，“揭示”现代历史的深度于万一。这些极端体验不可避免地导致对莫扎特的奏鸣曲和济慈的颂诗的拒绝。有人肯定会出来坚持说，文学只是文学而音乐只是音乐；而这个像约伯一样深受折磨的人（或者，只是一个著名学府的早熟的大学生），他是对的。这只是文学，只是音乐。那是我们所有的最好的东西。

　　年轻的塔杜施·鲁热维奇，作为诗人，他并非来自集中营，而是来自慷慨地隐藏了二战时期游击队员的森林，他起的作用，相当于使波兰诗歌发生一种转向。他剔除了诗歌里繁复的句法、它天鹅绒似的微笑、以及巴洛克式的修辞堆砌，而代之以表达的极端的质朴无华。

　　可以肯定，这种风格的简化，它往往能够取得惊人的成功，并且在艺术中展现新的前景，这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现代性的压力体现在各种艺术形式中，不只是在诗歌里。社会批评的冲击，源自启蒙运动，并且加上奥特加·伊·加塞特称之为“大众的反叛”的东西，结合了未能说服大众接受其想象的浪漫主义诗人幻灭的力量（法国文学史家保罗·本尼乔细致地分析过这个现象），并使诗歌浸透了冷嘲热讽的幽默。路易斯·麦克尼斯曾经说过，奥登努力“把灵魂在电报中讲清楚。”奥顿和其他一些人有能力努力实现这一点，但是，也从来不乏诗人，几乎被这种表达的质朴的方法完全瘫痪、废掉；他们的灵魂成为了电报形式本身。

　　问题是至简——每个寻求着美和真理的人都在梦想它——只有在与繁复、巴洛克的形式对比之中，才能达到它惊人的效果，结果是它并不能持久。转换的时刻，对比的瞬间，往往很快就过去了。这就像一次外科手术的过程，不应该持续时间太长——除非你忘记了病人。塔杜施·鲁热维奇仍然是一个卓越的诗人，但是，今天他已很少获得他早期作品的那种近乎超自然的简朴。

　　悖论的是，在恐怖的状况的影响下产生的美学的净化，在震惊后发生的艺术的简化，从长远来看，往往导致一种既不能表达恐怖，也不能表达震惊的美学。（值得注意的是，无论经历过纳粹恐怖的米沃什，还是未能从斯大林主义的噩梦中幸存下来的曼德尔斯塔姆，都没有成为虚假质朴性的诱惑的俘虏。）

　　我再举一个例子。我的朋友茨维坦·托多洛夫，我们意见常常一致但偶尔也相左，几个月前，发表过一篇题为《赞美平凡》随笔，这是一篇关于荷兰绘画艺术的黄金时代几幅绘画作品的文章。托多洛夫恰当地称赞了几个荷兰大师，关于它们，你可能会说，因为他们，“世界的真实才不致于无人注意。”（聂鲁达语，转引自谢默斯·希尼）这里是世界的真实，在诗歌幽暗的内部，在这些静物画里，死的自然（naturesmortes），揭示出它微妙的事物的存在，在这些画中，洋葱和韭菜获得了皇家丝绸的尊严，男人和女人的肖像，他们既非国王也非王子，却值得怀着深情来描绘。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些画家的敏感性？我们这些人，常常担心真实在我们的手指下融化，而对这些画家来说，即使是一些电影，不像电视的振动的电子，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也是令人愉快地过时了，因为他们能够至少偶然地传达人和物体纯粹、不透光的存在。

　　但是，托多洛夫优雅的随笔的目标，超出了对于艺术史的哲学性论述。这篇文章服务于一个规范性的、规划性的目的。它试图建立一个生活的范围——以及相应的艺术的领域——其中，某些元素被排除。在“赞美平凡”一文中，提出了一个生活和艺术的规划、一种反形而上学的规划。它赋予“平凡”一种特别的本体论地位。我们必须崇拜“平凡”，珍惜它，为了不致于从怀旧、乌托邦抑或是幻想之中去寻求避难所。它召唤我们生活在当下，根植于现实中。但是代价呢？托多罗夫是这样说的：

　　风俗画家仅仅断绝与历史的联系并不会满足；他做出选择，并且是一个非常严格的选择，在所有构成人类的肌理的行动中做出选择。他断绝一切超出普通事物的表达，却仍然令大多数的凡人无法进入。这里没有任何留给英雄和圣徒的地方。当卡雷尔·恰佩克④访问荷兰时，他说过，荷兰画家一定是坐下来作画的……

　　我完全反对这样的修剪，如此对现实的压缩，这是对人的生活——和艺术——所做的收缩处理，将它们缩小到一个不能搁置英雄和圣人的区域。不是说我想要宣扬英雄主义或撰写使徒传；我考虑到其他的事情。在审美的层次上，与崇高的联系赋予我们“英雄”和“圣徒”的等值物。这种联系从来不是不含杂质的——如今，我们有了如此厚的外壳，以致我们也许不能忍受只传递“崇高”的史诗，它不能娱乐我们，同时也不能迷惑我们。但它对于艺术，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时代早些时候写下的作品，最后并没有使我们与朗吉驽斯以及他关于崇高的论文拉开多远。文学的百科全书提醒着我们，“崇高”不是一部作品的形式特征，并不能通过修辞学的分类来定义。崇高是“从作家的灵魂跃向读者的灵魂的火花”。这一点根本改变了吗？我们难道不是仍然贪婪地等待着那样的火花吗？

　　我们读诗当然不是为了讽刺或反讽，不是为了批评的距离、博学的辩证法或机智的玩笑。这些相称的品质在其适当的形式里表现得更好——在随笔中，在学术册子里，在反对派报纸发表的抨击文章里。而在诗中，我们寻求与精神启示相伴的想象、热度、光焰。简单说，在诗里，我们期待着诗。

　　托多罗夫的姿态是危险的——它撕裂现实丰富的肌理，我们从以前的世代所获得的整个背景，这是我们有义务完好无损地传递给未来世代的东西。它是一个由人类的经验组成的网，其中有些空间是给英雄主义和圣徒、疯狂、悲剧和理性的——还有欢笑，当然，还有平凡，因为平凡也是美丽的。然而，它是美丽的，至少是因为我们从中感到了也许会出现意外的事件，神秘的、有英雄气的、超常的事件。平凡就像平静的、低低流淌的河流的表面，水面上有微妙的水流和漩涡，预示着可能或不可能到来的激流和洪水。现在天空中沉默的闪电没有使我们不安，它们只是遥远的风暴的预兆。但是，那些风暴有一天会到达我们。“平凡”这一概念遗漏了英雄主义和神圣的可能性——悲剧的颤抖仍然在远处——它一如既往、毫无变化。此外，“平凡”的概念，对于生活而言也是不真实的，因此，不能成为具有说服力的美学的本体论基础。我希望，我并未被束缚于波兰评论家卡罗尔·伊日科夫斯基（KarolIrzykowski）所谓“对于悲剧曲高和寡的狂热”；但我坚持认为，与崇高的彻底断裂，最终必然导致一个只是在电脑上下下棋的世界，而非生活的、凡人的、人性的世界。

　　托多罗夫在其随笔一节的末尾，描述了彼得·德·霍克的一幅题为《母亲和孩子》的画，此画现在挂在柏林。在这幅画的背景里，我们看到一个小女孩凝视着这个世界。“这女孩什么也没看，”托多罗夫写道，“她转眼朝向外面的空茫，心动于这使她游离真实世界的一刻。整个的生命，无限的宇宙，驱动着她。她在向光明致意”。

　　这是我最喜欢的章节之一，其中，我们看到一个办法，修正托多罗夫的狭隘的规划，虽然这个规划是尚未实现的。正是因为展现在这胖女孩前面的世界是无限和神秘的——油画只是暗示出了“这个世界”，就如北方的日光，通过半敞的门，侵入这舒适的有产者家庭的内部——它一定包括了已知和未知两个领域。无论英雄主义，还是神圣性，不能被自动地排除在外，这是比排除紫外光或者将死者从地球上清除更为严重的事情。但是，托多罗夫就是想要这个；他想净化地球，缩少它。

　　《赞美平凡》是一篇杰出的作品；我第一次读它时，完全被它折服。不过，它有背信痕迹，破坏信念。它泄露出一种与我们这个非英雄化时代的情绪很强——太强?——的联系。但是，一个职员的职责肯定也要使他本人向职位之外的世界打开。他必须思考和判断，而不屈服于时代的倾向。“哲学是时代的裁判，当它成为时代的喉舌时，事情就糟糕了，”鲁道夫·潘尼维兹⑤看到了这一点，霍夫曼斯塔尔在他令人惊讶的著作《朋友之书》里也如此认为。

　　在如今，崇高的事物当然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来理解。这一概念必须剔除其新古典主义的浮华，其过高的舞台布景，其过分的戏剧性。今天，“崇高”主要是指对世界的神秘、形而上的颤栗、惊讶、启示、对一种不能用语言表达之物的接近。（不必说，这些颤栗必须出之以具有说服力的艺术形式。）

　　我提到了“疯狂”，这是构成那个伟大的现实的要素之一，我们接受那个现实，只因为我们的出生这个重大的偶然事件。杰出却罕为人知的意大利随笔作家尼古拉·乔洛蒙蒂⑥（NicolaChiaromonte）——一个政治移民，反法西斯主义者，安德烈·马尔罗和阿尔贝·加缪的朋友，1972年1月在罗马去世——曾在一篇论述莎士比亚的随笔里写道：

　　但是在今天的世界，疯狂已经因为教条的原因被取消了：在我们的世界，只有最严格的理性主义发出声音，因此，荒谬在各个方面喷发，而人类的疯狂坚持要求其应得的份额，转而成为一种苦涩的反叛和毁灭的激情。

　　我们伟大的现实显然也包含许多其他的要素。我们能够全部计算吗？我们应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