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以亮：流亡·历史·想象力

一

《两座城市》是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斯基的一部散文、随笔合集。此书一九九一年在波兰国内首次出版，一九九五年由丽莲·瓦莉女士译为英语，并加上了“论流亡、历史和想象力”这样一个副题，它也分别概括了全书各部分大致的主题。这本书所收文章，不是那种正儿八经的论文，文体形式灵活而多样，部分文章偏向于回忆性的散文，部分文章则偏向于评析性的随笔，但每篇都有一个严肃的主题。

此书成于作者的盛年，又紧随在东欧剧变发生之后，想必各种问题纷至沓来，且作者充分调动了他所拥有的一切写作资源，包括个人和家族的记忆、各种历史事件的解密、作家和知识分子对摆脱历史钳制的努力、作为一名职业诗人对诗歌美学内部诸多问题的思考，所有这些势必造成了本书在内容上的宽阔，甚或驳杂，必然也给阅读带来一定的难度和挑战。

就整体而言，本书给我的感受，它既是一部简略的个人史（主要是精神史），也是一部带有个人问题的哲思录、诗学启示录。

本书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即长篇回忆性散文《两座城市》，它有明显的自传性质，恰如一篇“成长小说”，因为文体的缘故，我们有理由相信它的纪实性。两座城市是指利沃夫和格里威策，前者是作者出生地，后者是其童年和少年时生活的城市。利沃夫在文中属虚写，它是一个“失去的城市”，只是出现在上一代人的讲述和作者的想象里；格里威策则是重点所在的实写，它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了六十年代前后波兰社会的一般状况，特别是普通人生活的真实状况，用作者的话说，在这座“丑陋的工业城市”，“仇恨和绝望”无处不在。

首先，扎加耶夫斯基将自己定义为一个“无家可归者”：这一方面是因为出生不到四个月，因为国家版图的重新划分，他被家人带到了原属另一个国家的城市，另一方面的原因则更为复杂：“出于偶然、命运的无常、本身的错误或气质上的缺点，从童年或从锻造其年轻的岁月时起，就不能或不想与成长、成熟的环境建立起紧密和深情的联系。”无家可归，成为命运的一种安排；诗人后来的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则是对这种命运的承担与克服。诗人说：“无家可归，但并非总是不快乐。无论怎样，那个更糟糕的城市，也给我提供了各种卑微的财富，首先便是头顶一个屋顶。”当然，不难想象，自然还应包括精神上的财富。事实上，从《两座城市》这篇回忆录中我们读到的，无不可以理解为诗人在精神上获得的财富，无论是上一代人“被割裂为两截”的生活，还是他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人物，特别是那些给予其影响的人物。正如作者所说：“我生活在一种教育小说里。”

在这里，可以看到诗人思想的一个起点、一个想象力的源头，以及逐步提高的自我认识：“我怀疑，在许多交谈者眼里，也许我是一个令人不快的自命不凡者……我是谁？一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一个年轻的唯美主义者？然而，我不曾鄙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如何生活，才能不伤害他人，才能帮助到他们。”熟悉扎加耶夫斯基的读者，知道他有一个重要的思想，至少是一种思想的倾向，便是：一个人，特别是诗人，需要保持对于生活本身的热情。在这里，我们发现，它其实深植于他的早年：

我已体验到某种全新的东西：一个人可以与他人同在，在团体中间，在一群人中间，但是仍然只是自己。一个人能敏锐、动心地感到他人的存在，同时不失去自我，或作为个体和普通人的特性。

《两座城市》不只有抽象的议论，相反，它更多是通过细节的刻画，达到对于自我和他人的理解。有这样一个例子：

住我们楼下的一个邻居，憎恨当局，以致从来没有离开过他的住所。有时他穿一条蓝色睡衣出现在院子里。他也来自利沃夫。他属于移民社区激进的一翼，并且拒绝接触新的世界里的一切。他穿睡衣走进院子，这样，就没有人会认为他离开过房子。这些，不过是一个囚徒在监狱进行的身体锻炼。那时我不理解他，他让我发笑；现在我想到他，一个人自己判自己多年的监禁，生活在那些没有被打开过的旅行箱、后德国的墙壁、半明半暗的环境中，这是怎样一种苦难。他是一个老人，满怀仇恨和绝望。他可能在梦里回到了逝去的日子、他不得不离开的地方。这也许就是他为什么总是穿着睡衣。他生活在梦里，只在梦里；他的睡衣，犹如一件潜水服，他潜入往昔，仿佛一个蛙人。

比长篇大论更有穿透力的，正是这样的一些叙述的段落，它们完全是可以超越国界和语言。可贵的是，在《两座城市》里这样的文字随处可见。

我们知道，在扎加耶夫斯基崛起于诗坛时，同属“新浪潮”的那一代人，他们有一个口号：“说真话”。在一个真正的诗人那里，一旦确定了这一点，它就会成为一种信念。“说真话”成为一个最低也可能是最高标准，唯一的不同也许在于如何理解“真实”。毫无疑问，扎加耶夫斯基力图真实，但是，他也更倾向于回忆、复述那些更具有温暖和美好人性的往事；他虽然也不乏讽刺，但是永远不会过火，他永远不缺“同情的理解”、不缺对于历史的想象力。

对于“个人化历史”的写作，他说：“我不想效仿现代历史学家所树立的榜样，总的来说，他们是些没有情感温度的冷鱼……写一些缺乏同情心、丑陋、木头似的、官僚语言的东西，其中毫无诗歌的位置”。所以，理想的状态是“重返早期的传统，也许就是希腊人的传统，历史学家诗人的理想标准”，概言之，在真与美、在历史与诗歌的问题上，他不想偏废。这是扎加耶夫斯基诗歌的一个重要平衡，也是他散文写作的一个特点。

《两座城市》之后，作者还有一部书，即同样具有自传性的回忆录《另一种美》。我将《另一种美》看作《两座城市》的姊妹篇，后者既是前者的延续补充，更是深入扩展。

二

苏珊·桑塔格在其长文《智慧工程》里说，扎加耶夫斯基的书“部分地是关于挣脱历史钳制的沉思”，即“如何将自我从历史的狰狞鬼脸和反复无常中解放出来”。这个判断是非常准确的。作为精神的导师上一代诗人米沃什也是如此期待他的后代诗人的。

大体来说，扎加耶夫斯基不能算是“清算文学”的代表，他“并没有再去提供一份谴责”，直指已被推翻的政权犯下的罪行和施加的压迫。从《两座城市》一书的第二部分来看，五篇文章，虽然偶尔也会将矛头指向罪行和压迫，但全部文字的意义显然已不止于此。整体来看，它们差不多都采取了巧妙的反讽方式，都有超出社会学研究的价值。作者给它们选择了一个总题：公开的档案。所谓档案，公开即具有解密的性质。但是，这毕竟是一种文学性的档案，因此可归为“个人化历史”的写作。

《秘密警察手册：导言》一文，通过一个秘密警察的口，假借其愤世嫉俗的告白，提出的问题却是更根本、更形而上的终极问题：“为什么世界变得如此野蛮、贪婪、残酷，如此面目全非，为什么被颠倒，却总是振振有辞？”在这个秘密警察眼里，世界由“实力”，而不是由“价值”操纵和统治，“价值”不过等同于“软弱”。他甚至认为：那些贫困的道德家、忧郁的阴谋家、失败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关于这个世界知道的，比我们少得多。他认为，这些人沉溺于错觉，而暴君和独裁者打从“幼虫阶段”就充满“怪物的野心”，擅长狡猾的诡计，热衷于“下一次革命、下一个天堂、下一个新的灾难”。我们只有提高警惕、保持清醒，才能让世界免于下一个大灾难。这一个对“解决宇宙之谜”不抱幻想的秘密警察，对世界有着过多的轻蔑，他甚至相信离开了警察权力的保护，“尊严和真理”什么都不是。必须说，他的确非常讽刺性地说出了部分真相：现实就是“恶”，“善”却流于修辞，流于花言巧语，无论它属于国王，还是属于持不同政见者，属于诗人、记者，还是士兵。

《一个小国家写给上帝的信》则既是一封控诉信，也是一篇祈祷词。在我看来，其中祈祷的部分尤为动人，只能是源自苦难而虔诚的民族的心灵：

我们的要求是什么？请让我们更能忍耐。请让我们能保留我们的语言和歌曲。请让我们能沿着我们的河流两岸而生活，在你给我们的小山，我们的小城，在你栽下果树的土地上。让我们晚上能聆听青草和树叶的低语。

让我们不要过分虔诚。我们的虔诚、我们祈祷时的虚饰、我们庞大的朝圣者行列（行进在国土上，就像移动的森林）的自大也会激怒你。

《大会主席的秘密讲话》通篇模拟一个独裁者冠冕堂皇、大言不惭的自白，因其滑稽的悖谬，本身就构成不动声色的、绝妙的讽刺文：

我们？我们在这世界上做了什么？我们杀人，建造集中营，没错，但我们挽救狄更斯小说里那样的人物。我们要创造更美好的生活，创造一个不同的人类——更高贵、更纯净。我们要把每个城市变成首都。我们要建造宽阔、明亮的街道。

《背叛》和《春天的雷雨》是本书的两篇重头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