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叛》的形式是：故事主人翁“我”接受一个年轻记者的采访，是“我”大段大段的回忆，以及不时发出的嘲讽（包括自我嘲讽）、抨击和辩护。主人翁在早年被人看成一个斯大林主义者，但是他已脱离阵营到了西方。他对背叛的基本定义是：“如果有一天我开始写作赞美专制者的颂歌，也就意味着我不仅背叛了我的国家、我的家庭、我自己，更意味着背叛了写作这个事业的性质、背叛了我所选择的这项工作的思维方式。”在那个时期，赞美专制者也是一个买方市场，要看雇主的脸色，所以也不是谁都轮得上的。这是一个相当辛辣的讽刺。从文章的讲述来看，“我”是一个诗人，而且对自己似乎非常严苛，对自己的历史没有掩饰和回避，似乎也没有自我原谅的习惯，甚至喜欢自我鞭挞，在解剖别人的同时，更多是更无情面地解剖自己。从主人翁的所作所为来看，他不能说有多么无辜、多么高洁，但还属于有底线、也比较早地觉醒的一份子。无论怎样，他的自我认定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的背叛从未真正存在过，因为我从曾不属于那顺从、沉默的一群。我与他们不一样，截然不同；无论我如何努力，我也不会获得我的雇主所要求的美德。”不过，他的这个自我认定，还是受到了事实的嘲弄。所以，实际上无人能够真正完好、真正没有污损地穿越那个时代——这也许就是这篇长文主要告诉我们的。另外，此文还在提示我们，不存在一个怎样的政治制度，能够拯救人的灵魂、给与一个人一生免于犯错的保证；对于过去的历史，如想真正理解它，就需要多一些想象力，仅有关于事实的知识，即使是最完美的知识，那也是不够的。
《春天的雷雨》叙述的，是也是一个流亡西方的诗人：“我”独自漫游在夜晚的巴黎，内心活动形似一篇意识流小说。“我”在西方生活多年，不断受邀参加一些大会、研讨会和演讲，跟之前在国内受到迫害的情况截然不同，现在“我”的问题是难得独自一人。简单说，“我从一只被人围猎的狼，转变成了一个名人。”这与“我”早年身在兵营的经历形成鲜明的对比。那个时候，“我”虽在营房里，却也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为一只燕子建造一切”。现在，在这里，“我”却丢失去了那份最珍贵的宝贝——什么珍宝？一种“神奇的力量”。这个表述是非常诗化的，考虑到他是一位诗人，所谓“神奇的力量”，从文中看，应该是对于世界的一种理解能力、做一名诗人的能力；如果进一步说，也应该是高于仅仅做一个诗人的能力，应该是一种生活的无限能力，它在明确地显示着“我”与上帝同在。从文中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西方，“我”感到了“信念的侵蚀”。虽然在这里，在西方，“丰富使我开心，使我充实，使我着迷”，而且，“我”现在的一切，也并不是出于妥协或出卖自己的结果，“我”只是被友好地接受了——这当然是正当、合理的。然而，当“我”置身于西方这个梦想之城时，“我”的信念却变了味，也就是，它越来越多地暴露出了毁坏、丧失和怀疑。这让“我”想到这样一个根本的问题：
上帝在哪里？——在受苦里还是快乐里，在一束光里还是恐怖里，在富裕自由的城市里还是在集中营里？当然我知道，很幸运我知道，回答这个问题最后一部分并不困难。然而，如果上帝偏爱黑暗和恐怖充斥的地方，那意味着什么？啊，在美里面，我也感到神圣的存在，但是，对我来说那似乎不是同一个上帝。是的，我知道，一个人必须敞开自己，必须谦卑地接受到来的一切，而不是坚持要理解那些不可理解的事物。我不应谈论这个，我是谁？进入一个教士的领域？我只是一个门外汉，我应该保持在自己的能力、经验和反思的范围。
我不太确定在这里，这篇文章有多少自传的成分（它讲述的部分事实，的确并不是发生在作者身上的），据我所知，它肯定透露了扎加耶夫斯基在移居巴黎后的思想转变方面的一些信息。所谓转变，主要是诗人在出国后，他的写作（诗歌）的确也发生了从社会现实、政治领域，“朝向美学领域的飞升”。扎加耶夫斯基的老朋友、与之共同写作过一部诗学宣言批评上一代诗人作家的朱利安·科恩豪塞尔，后来曾撰文批评扎加耶夫斯基改变了自己“集体的主题”，成为了一个单纯的“抒情诗人”。对于自己被指控为一个“浅薄诗人”，扎加耶夫斯基有过这样的自我辩护：“在波兰，很多批评家指责我，说我漂浮到了一个审美愉悦的轻浮海面。当然，这样的看法并非是唯一的；波兰也有批评家能够公正地看我，他们认为我依然在对历史做出反应，不过不再是以我年轻时习惯的那种方式。”笔者认为，从《两座城市》的写作来看，扎加耶夫斯基显然没有漂浮到一个审美愉悦的轻浮海面，他不过是坚持认为，在对历史做出反应时，需要历史想象力，而且他做到了。
三
《两座城市》的第三部分，题为《新拉鲁斯百科小词典》。作者采用了影响广泛的一种法语词典之名称，意在借喻这部分内容的广泛性和灵活性。从这一部分来看，内容的确有些驳杂，但主要还是作者对波兰以及欧洲几位诗人和作家的精短评论，以及关于一些哲学问题和诗学问题的思考，虽大都不成体系，有的文章只有思考的结论而并无更多的论证过程，这很符合诗人的习惯，篇幅短小，言简意赅，重个人理解而省略繁琐论述。
这里提及的诗人和作家，有我们熟悉的，也有相当陌生的。《两本书》通过尼采和赫贝特对比，阐明了“记忆”“历史性”在文化中不同的价值地位。《身处巴黎的本质论者》分析了恩斯特·荣格激进的本质论，肯定了这个似乎已经过气的作家身上老鹰一般的洞察力。《德罗戈贝奇和世界》一文，则向我们讲述了作者的同胞艺术家布鲁诺·舒尔茨的故事和他作品的价值，并且，将他和整个欧洲文学的命运关联起来，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何谓“舒尔茨的哲学”。《巴钦斯基》则犹如作者献歌另一位同胞诗人巴钦斯基的赞美诗。《读书遣时光》是一篇作者的阅读笔记，在这里，作者从对法国文人保尔·雷奥多《日记》的阅读，发现他身上“反欺骗”的特点和高度的文学意识：“雷奥多大体上是以一个天真的婴儿的眼睛在观察巴黎文学圈。他是一个专业人士；他属于协会成员；他对普遍的腐败了如指掌，但他无法接受”。《富于灵感的皮肤病学家》则是作者对德国诗人戈特弗里德·本恩的一篇精彩解读，文章不短，但足够引人入胜，充分体现了作者作为一位诗学教授的功力。此外，像《东欧的变化》《历史想象力》《捍卫形容词》《天真与经验》诸篇，同样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作者在历史和诗学问题上的真知灼见。
四
就在我完成《两座城市》一书的翻译后，在波兰文化网站上我看到一条消息：扎加耶夫斯基在德国被授予以让·埃默里的名字命名的“欧洲随笔写作杰出成就奖”。让·埃默里我们不大熟悉，资料显示，他是一位犹太作家，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他在一九六三年后以散文和随笔写作为人所知，他的主题主要是反思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扎加耶夫斯基为何获让·埃默里奖呢？扎加耶夫斯基被视为一个“擅长多语种的波兰人和一个世界主义者”，由奥地利作家罗伯特·梅纳瑟领导的评审团，在授奖辞里写道：
扎加耶夫斯基结合了明亮的政治意识和共情的艺术关怀……博学，而不自视其高；全面，而不流于琐碎；反讽，而不愤世嫉俗，他带领读者穿行于历史和当代的欧洲文化，使他们因此而改变、丰富，并更为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悬而不明的处境。
几年前，扎加耶夫斯基也获得过由中国诗人黄礼孩主持的“第九届诗歌与人·国际诗歌奖”，以及在北京颁发的第四届“中坤国际诗歌奖”。对于这位杰出的波兰诗人和散文家、随笔家，中文读者似乎开始逐渐熟悉起来。而我一直认为，“熟悉”和“理解”不是一回事。熟悉而无理解，会成为又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要想理解，我认为《两座城市》一书，不失为一个便捷的途径。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