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不只包括黑暗、悲剧、疯狂，同时也包括欢乐。几天前，我在重读耶日·斯蒂姆坡夫斯基（JeryStempowski）的随笔，他是波兰主要的随笔作家，作为一个谦卑的移民，他后半生在瑞士度过，1969年在伯尔尼去世。我又读到一段令人惊讶的引自莫泊桑的话——令人惊讶，是因为你想不到会从自然主义者那里得到形而上学的礼物！较早以前，我肯定曾经读到过，但是，它的力量这一次还是打动了我。
我不时会体验到奇异、激烈、短暂的美的幻象，陌生，难以捉摸，从某些词语或风景、从世界的某些种色调、从某些时刻里，浮出几乎不能察觉的美……我无法描述，不能言传，我无法表达或形容它。因为这些时刻我才活下来……没有别的理由，没有别的原因活下去……
“奇异、激烈、短暂的美的幻象”——我们怎能没有它们而生活！“我无法形容它，”莫泊桑说。而我们在他的札记里发现某种非常熟悉却难以传达的东西。在这样的时刻，一个人体验到某种难以理解、尖锐的东西，既奢侈，又绝对地根本。
奥利金（7）认为，那些人完全沉浸到一种宗教的实质性内容的人，他们活在一种永恒欢乐的精神中，这是永无休止的节日。只有新信徒，他说，需要官方的教会节日的费力地激励！很显然，我们今天谁也不是那些完全沉浸其中的人；我们的节日只持续片刻。
美的这些短暂的启示，与巨大的悲伤、无法抗拒的悲痛的时刻，以某些奇怪的方式相辅相成。然而，它们任何一个也不是纯个人的心血来潮，一种起伏的情绪；喜悦和悲伤都对应现实里的某个事物。我们并不确知是什么原因引起美的感受；痛苦的原因常常是更容易推测。
这种无常和持久的混合，消失与遗留之物的调和，仍然是我们现实的又一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选择做一个简化论者。一个工人的铲子可能突然发现一袋镜片，在一堆平凡、粗糙、无光泽的矿藏之中，闪烁着黄金的光芒。平凡和不朽的时刻，同样混杂在我们日常存在的丰富性之中。我想，前者比后者多得多，但是，谁知道呢？有人计算过吗？
我不想罗列那些享有各种不同地位的诗人，他们充满激情地赞美诗歌，为了否定其他具有交流价值的形式。伟大的、被人哀悼的诗人约瑟夫·布罗茨基甚至说过，任何遵守交通法则的人，此前已经清楚地读过诗歌；对于布罗茨基来说，美学先于伦理。但是，当我在看经典电影的时候——我妻子和我看过马塞尔·卡梅（MarcelCame）的传奇影片《雾港》（1938），维希政府的宣传指责这部电影使法国士气低落，因此导致了1941年的失败——我在感动的同时，也感到了无趣。电影远比其他艺术形式老得快。任何时期的“世界之眼”都在影片里到达它的最高点。人们的看、走路、拍摄方式、拍摄角度、时尚（衣者，化妆，微笑、手势、愤怒和感情）：所有这些微小的“时代性”每到八年或十年就改变一次。与现实主义小说不同，诗歌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它们。但它们却常驻在影片之中，就像老化的照片一样褪色。诗歌是褪色最少的艺术。
我知道，这种想法可能是可笑的。好莱坞每分钟都在发行新影片，新片《泰坦尼克号》，与原来那些关于成功的航海的影片不同，在放映过程中，获得了数十亿美元的收益。关于诗人，我们什么也没有听到（甚至比“没有”还少），然而，这些无足轻重的人中竟然有一个人敢怀疑这些梦工厂产品的持久价值！
诗人——比“没有”还少！胡戈·冯·霍夫曼塔尔在他的随笔，《诗人和他的时代》一文里，将诗人比作中世纪的圣徒亚历克西斯，随着时间流逝，这个比照变得更为恰当了。
难道他不是很像古老传说中那个高贵的朝圣者吗？他受命放弃他高贵的家园、妻子和家庭，前往神圣之地；当他从那里返回，就在跨进门槛的时候，却不被允许进入自己的家，因为他伪装成了一个谁也不认识的乞丐，于是他占了仆人住的地方。仆人吩咐他住到楼梯下面去，那是在夜里关狗的地方。在那里，他看见他的妻子，兄弟和孩子上上下下楼梯，听到他们讲如何走失甚或已经死去，因此他发现，他们是怎样哀痛地怀念他。但他已经受命不能让人认出自己，所以他在自己的家里，不为人知地继续活下去……由此证明，房子的主人不能掌握他的财产——因为，房子的主人能够占有一到晚上就充满他客厅的黑暗吗？能够占有厨子的傲慢无礼吗？以及一个固执男孩的自负、一个最温顺的女仆的叹息吗？而住在黑暗里的他，却能像一个精灵一样拥有他自己的一切！
我不知道波兰诗人喀齐米拉·伊拉柯维支沃娜（KazimieraIllakowiczowna）⑧是否会回应霍夫曼塔尔的文章，她写过一首诗，其中，圣亚历克西斯不幸福的妻子叹息上帝过于严厉的判罚；毕竟，她就是这么一个敬神的实验牺牲品。跟她的丈夫不一样，她身在现实的阴影里，她既不拥有白天也不拥有夜晚，既无绘画也无幽暗的大厅。她的命运即是悲伤和贫困；她的独白是对于被浪费的生命的悲叹。我想愿听到同一种悲叹，来自我们的现代世界，一个离弃诗歌而把自己交给了互联网和广告的世界。
然而，当我们打开报纸，通常看到的是一个临时事物的精彩目录（除非赶上不同寻常的历史性的日子：巴黎解放日，柏林墙倒塌，拿破仑去世）。如果仔细地阅读，我们也许能够想起联合国秘书长的名字。事情就是这样在迅速地变化。某个极权主义的政党核心已不复存在，一个今天的儿童将永远不会知道“核心”这个词本身曾是如何阴险，以及人们是如何害怕它的“会议议程”，“决议”，“谴责”。但是，我们能在哪里找到永久的事物呢？不灭的事物隐藏在哪里呢？
高高抬起她们的下巴，少女们从网球场回来。
喷雾似的彩虹，悬挂在倾斜的草地之上。
不停颤动着，知更鸟飞向高处，纹丝不动。
桉树的树干在阳光里熠熠生辉。
橡树使五月树叶的树荫更加完美。
惟此。惟此才是值得赞美的：日子。
（切斯瓦夫·米沃什，选自《遍及我们的国土》）
不朽的事物漂移在空中，混合着正在流逝的东西；挑选出它们，正是某个人的工作。
但是，我们仍然能够像荷尔德林，像诺尔维德，像叶芝，像里尔克，像曼德尔斯塔姆，像米沃什那样写作吗？以某种方式，指导我们达到世界的整体性，达到一个同时拥有神圣性和痛苦、欢乐和绝望的世界——而不是像一个专业人员，因完全掌握了一种科目而只对一个事情（比如语言、政治、刺槐的花期）感兴趣。我们一定要成为灵巧的微缩画画家而只拥有一个单一的主题吗？崇高风格今天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几乎肯定不是僧侣似的话语，以克洛岱尔或圣-琼·佩斯的方式。他们是极好的诗人，但是他们缺乏一种幽默感；而一种伴有幽默感——一种对我们这个残酷、有趣、不完美世界充满忍耐的幽默感——的崇高风格，将会成为一个寒冷的陵墓。它就会像是托斯卡纳地区的卡拉拉城外那些采石场，大理石从那里开采出来，留下的只有无暇的白色。
崇高风格来自在两个领域之间的不间断的对话，精神的领域（其守卫者和创造者已经死去，就像《神曲》里的维吉尔）和永恒存在的领域（我们单独的、珍贵的时刻，偶然在其间生活的少许时间）。“崇高”在过去的精灵与现在的权宜替代者间进行调停；在维吉尔与戴随身听的年轻人之间（他们常常穿着旱冰鞋，滑过西欧光滑的人行道）；在可怜、孤独的荷尔德林与微醺的德国游客（他们大笑着走在卢卡的街道上）之间；在垂直方向与水平方向之间。
但是问题在于，崇高风格就其性质来说并不是一个“中间人”，像古希腊的荷马或二十世纪的托马斯·曼。“崇高”的出现是为了回应最后的事物。它是对神秘、对最高之物的反应。而一个中间人在有高度的事物与低平的事物之间如何调解？这种谈判的结果肯定只能是一种数学平均值，一种慎重的平衡，一种精神证券市场上的相对的下落。不，这种“调停”必须是非常微妙的。在伟大和渺小之间寻求某种快乐的平均值，那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我所理解的严格的调解却涉及当代社会的某些困苦不适；它处理安身与化身的问题；它要求幽默和反讽，它们虽然不时是痛苦的，却阻止人滑入“轻蔑”。当代作家已陷入一个相当荒谬而舒适的消费社会的小世界；他深受其困，几乎不能自拔。他被感染了一种滑稽的激情，那个小世界即成长于那种激情。
同时，不仅由于阅读，也由于孤独的时刻，以及弗洛伊德（我至少应该提到他一次）称为“广阔”的那种经验，一个作家偶尔得以进入存在更为严肃的领域。所以，崇高风格也许不是什么调解，而更是一种形而上的谦逊，有关幽默，有关如何学着向美与崇高的事物敞开。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无需保守或可笑的东西；你也无需给自己披上古代的外衣，如斯蒂芬·格奥尔格⑨和他离群索居者的圈子，他们被威廉德国⑩的粗俗吞噬，曾经只好在公寓楼的天台上演出古希腊的戏剧。
“幽默”对于崇高风格非常关键，因为我们还必须懂得，我们将永远不会完全成功地将世界收拾整齐，尽管崇高风格通常渴望获得一个特别井然有序的现实。我们仍然要求崇高风格，我们仍然要求它的存在——但是，我们不再全身心地相信我们将穷尽宇宙的一切。
强于阅读、思考和经验，而弱于实践；深陷现代性的困境，如谢默斯·希尼诗里所写的从古代沼泽里挖掘出来的木乃伊；虚弱，就像所有现代人，被理论家们揭示的，在精神方面，只是“没有个性的人”的心智：一个寻求“崇高风格”的作家不再是有个“常人”。他和别人一样虚弱；像其他人一样，他屈从于肤浅的电视和美国电影的诱惑。他十分熟悉高速公路和度假的人群。也许他只是更强于被不懈的内驱力驱动而去寻找某种更高的东西，在对崇高的回忆里，拒绝将它们作为现代性的损失而一笔勾销（正如他的旅行同伴与海滨同伴侣很可能就是这么看）。
无论如何，我们无需面临这样的危险：要创造崇高风格就必须或特别厌恶现代性。而正是这种对现代性的厌恶，确定了那些重要作家以及并不太遥远的过去里次要点的作家的理论选择。这种不幸降临于我们祖父那一辈的作家头上(恩斯特·荣格尔、皮埃尔·德留·拉罗谢尔、安德烈·马尔罗，欧内斯特·海明威、戈特弗里德·本恩、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亨利·德·蒙泰朗、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以及处于显要位置的叶芝、T.S.艾略特）。作为“强力作家”的一代抵制那个现代民主的迟钝、水平的世界，抵制一个并非依靠高贵的繁荣、而是受制于股票市场的震荡与议会票数统计的社会。他们推动大胆的行动、勇敢的作为。他们是骑士、斗牛的崇拜者、战士、贵族、诱惑者、革命家、民族主义者、人民委员。他们的行为——军事的、色情的，或贵族的——是一个隐喻，一个崇高风格的借口，一种热情的行动的修辞，其目的就是要摆脱现代世界并将它重铸为更加高贵的合金（虽然确切地说，无人知道这更好的金属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至于这更好的物质，是在左边还是在右边铸造的，并没有什么两样，只要它是激进的。欧洲最近的记忆使“崇高风格”这一概念给人造成了这样的印象：“崇高风格”一定是一种反动的工具，一把粉碎现代性的锤子。
这是一个被误导的概念。我们这些人，从小就无奈地快乐玩耍于我们继承的废墟之上，通过我们的祖先英勇、动人的事迹——而不是通过作家的作品，更不用说，那些人，当他们从青春的疯狂里醒来时，就很少从巨大的研究项目里抬一下他们的头——我们都是怀疑那种修辞，怀疑那个版本的崇高风格的，那种“有知”的炫耀。我们也意识到，无法对抗现代性（你对抗不了），即使它多副面孔中更少聪明的一副，使我们厌恶。现代性必须得到改善、扩展、加强、丰富；我们必须与之对话。现代性与我们同在；从场外开始攻击它，是太晚了。
我常想，这一代作家，他们不再想要成为骑士，或者大胆的脸上刻着伤疤、将士兵引入战斗的军官，或者做投身过异国战争、冷酷无情的革命家，这些作家身上明显的泰然自若，是否源自一个深思熟虑的选择，对于内在敏感性的有意识的接受，或者是否也只是对于艳俗喧闹的修辞的一种自然反应，一种想要彻底改变的单纯愿望。换句话说，比起鲁本斯，我们是否因为已经将沉思的价值与（可疑的）激进行为的价值仔细地比较过了，所以更偏爱弗米尔？或者，我们只是受制于时尚、公众的情绪，受制于他人的看法？智慧是否在指引着我们，或者我们只不过是在因袭盲从？这最后一种可能性，迫使我们对文学的未来（以及其它事物的未来）取悲观看法。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前，法国的外交部长严厉批评了法国的知识分子，说他们都猛烈抨击欧洲在波斯尼亚问题上行动迟缓的政策，实际上却没有人像马尔罗、西蒙娜·薇依以及其他许多人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所做的那样去波斯尼亚与侵略者战斗。他没有考虑几代人的变化，态度的变化。那些看重对话原则和手提电脑窃窃低语的人，是不可能去战场上拿起武器的。因为那样，需要的是冒险的一代，就像我们的祖父那一代。
“崇高风格”不再需要从对现代性的反感生发出来。倒是“粗俗风格”——反讽、口语、扁平、琐碎、极简——完全可能出自怨气，出自对我们雄辩的祖父那一辈的拒绝。也许不是在所有地方，在所有语言的领域。当然那些阅读德语作品的人，可能已经不止一次产生过这样的印象，迄今在德语文学里，是禁止“崇高”和“形而上学”的，仿佛一切更高的、更大胆的、反讽的知识必然地与有毒有害的过去联系着，因此必然导向——是的！——政治上暗藏危险的、法西斯主义的领域。
因此，当代作家会遭遇一个对于任何艺术创作而言，都是基本的问题。在民主的极其清醒的精神里，我们是否承认，我们是在一间空空的房间里说出我们的见解，我们只能依靠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精神生活，我们的心智，就如同我们承认自己堕落的罪和小小的启示；或者如古代和中世纪所相信的，以及浪漫主义者仍然希望的那样，臣服于居于我们大脑之外某处的真理或多或少的可见的权威？
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没有人会愿意放弃，我们在欧洲通过反叛教会的权威所取得的自由。如果确认在我们自身之外存在某个真理无形的权威，难道我们还愿照例浪费三百多年，以争取来之不易的欧洲的解放，公民的解放，个人的解放，男子和妇女的解放？总之，我们既不能抛弃启蒙运动，也不能从我们的历史上擦掉它。我已经提到过随笔家耶日·斯蒂姆坡夫斯基。他在《在伯尔尼》一书里，写到瑞士中部的树。他的评论说，椴树，被尊崇为爱与维纳斯之树，在十八世纪开始，在有当地的绞刑架矗立的地方开始种植（在郊区，加尔根贝格)，实际上，几乎是在每个村庄开始种植。任何一个想在一时气愤之下从我们的过去里擦去启蒙运动的人，应该都还清楚记得椴树，它们的可爱与令人迷醉的香味（它们与维纳斯联系在一起，绝非偶然），它们取代绞刑架干燥的木材，还是很近的事——不超过两百年前。如果不是因为浮华、爱戴假发的十八世纪，几乎可以肯定，椴树今天不会在这里。
“回归”秩序严格的“中世纪”的超然存在，是不可能的。艾略特的晚期指示，劝告诗人们要服从非个人的纪律，到达一个更高的精神秩序，一个博爱的秩序，似乎是迂腐的：它们散发出教堂前厅的气味。艺术家经常谈论的直觉，使艺术家构想出一首诗的最尖锐词语，或一首奏鸣曲最关键音符的那种力量，还是最值得注意的东西，仍然值得我们给予充分的重视。也许我们并非都是独自在一个空空的房间，在我们的工作间：如果这么多的作家都在爱着孤独，也许只是因为他们并非真的孤独。一定还有一个更高的声音，只是偶尔开口讲话——太少太少。我们仅在最为专注的时刻才听到它。这声音也许只开口一次，也许只是在我们经过漫长的等待后，才能听到它：但是，它还是改变了一切。因为它意味着我们所珍惜的自由、我们所寻求的自由，并不是我们唯一的珍宝。我们有时听到的这个声音，并不剥夺我们的自由；它只是证明自由也有其限度，曾经的解放只能将我们带到目前这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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