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无一字无来历
做文也好，写诗也罢，似乎都有一个“无一字无来历”的传统；当然，这个传统本身，也难免成为一种枷锁。其实，文章最紧要的是自然情性的表达，只要做到“我手写我口”就是了；实在没有必要信奉“无一字无来历”的金科玉律。当然，如果信奉这样的金科玉律，那就难免作茧自缚。不过，在这里，我们想详细地思辩一下“无一字无来历”本身。其实，“无一字无来历”，所强调的就是用典；在这里，一方面有着经典的权威或者说神圣性；另一方面似乎也可以彰显文人、诗人或者学问家的渊博。当然，在这里，我们并不打算探讨经典的权威或者说神圣性，是怎样确立的。我们只问一点，即经典本身是否能够做到“无一字无来历”。很显然，许多经典是做不到这一点的，《论语》《孟子》《老子》《庄子》，都不是“无一字无来历”；倒是那些标榜“无一字无来历”的人，在这些经典中剽窃许多典故。在诗歌的创作中，许多诗人是迷信用典的，仿佛只有用典，才能够成就自己的博雅。但是，作为中国诗歌鼻祖的《诗经》，又何曾用过典呢？在这里，最多的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以及诗人自然情性的抒发。其实，就是那时候的诗家想着用典，恐怕也是无典可用吧。在朱熹是主张读书的，他的《朱子读书法》更是为许多人叹服。但是，陆九渊在和他辩论的时候，就想质问他：“尧舜以上，读何书”。很明显，尧舜以上，是无书可读的。可见，所谓读书，只是末事；最重要的是践履或者说实践。其实，迷信用典，强调“无一字无来历”的人，往往就是不通世务的四脚书橱。其实，在“无一字无来历”这里，是有一种想头的，那就是假借经典的权威。经典的权威是无可置疑的；既然我所引用的话出自经典，那自然也就拥有了无可置疑的权威。也就是说，所谓“无一字无来历”，是有“拉大旗、做虎皮，包起自己来吓唬别人”的一面的。其实，单纯地讲引经据典，也有两个取向，一个是化臭腐为神奇，譬如所谓的“点铁成金”“脱胎换骨”，另一个是化神奇为臭腐，即经典的语句到了用典者的语境下，竟然是那样得俗滥不堪。其实，单纯地引经据典，并不能够确立自己的权威；最重要的是独立、自由之思想的表达。然而，一旦想着独立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恐怕就不想着确立自己的权威了。因为权威本身，恰恰是和独立、自由的思想相对立的。当然，我们反对对权威经典的迷信，并不是反对引经据典本身。因为除了化神奇为臭腐的引经据典之外，毕竟还有“点铁成金”“脱胎换骨”的引经据典。我们知道，即便经典本身，也不是字字真言、句句真理。也就是说，在经典中，同样有大量的废铜烂铁。经典之为经典，在于内在的灵魂；至于废铜烂铁的存在，并不妨碍内在灵魂的表达。而真正有出息的引经据典，完全可以把经典中的废铜烂铁，变成真金白银。当然，如果这样做，也就超越了经典本身。其实，对待经典最好的态度绝不是吹之上天，然后自己绝倒于地；而是超越经典，一空依傍，自铸伟辞。但是，我们看到那些强调“无一字无来历”的人，往往是过分地迷信经典。也就是说，他们对于经典，只有崇拜与盲信；而并不曾领略经典的内在灵魂。当然，他们也并不以领略经典的内在灵魂为旨归；相反，他们是想通过经典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其实，学术的爬虫们就是这样得好笑；而他们的可笑恰恰是在自高自大中彰显出来。我也在想，在诗歌创作中，强调“无一字无来历”，是否全无好处？当然，决不是这个样子。其实，在诗歌中多用典故，确实让诗歌本身，具有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当然，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深刻的历史感。也就是说，在这里所成就的实在是诗歌的互文性。我们可以在“无一字无来历”中，展开丰富的联想；而这就丰富了诗歌本身的内涵。其实，看到优美的自然风光，满眼都是古人的佳词丽句或者各种各样的典故，也是一件挺累的事情。因为在这里，我们失掉了对优美自然风光的直接感受力。同样地，在做文、吟诗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无一字无来历”的典故，亦会使我们失掉对社会、人生、自然的直接感受力。
（五）向诗人之诗的复归
我说过，诗人之诗难免以学人之诗为归宿。但是，在学人之诗这里，诗歌本身却失掉了诗性，亦即不是表达人的自然情性，而是“以议论为诗，以说理为诗”。所以，走到最后，学人之诗又难免向诗人之诗复归。向诗人之诗的复归本身，即意味着学人之诗的回光返照。就个人兴趣而言，我更喜欢诗人之诗，因为在这里，多有真性情、真血性的表达；但是，对于学人之诗，我同样有理解之同情；可以说，在学人之诗这里，是深蕴着成熟的理性精神的。亦即，诗歌本身是可以多元化的；我们决不能够用用一个方向、一条道路，来限制诗歌本身。其实，无论学人之诗也好，诗人之诗也罢，都是注重个性表达的。亦即，只要拥有了真正的个性，无论这诗歌倾向于表达自然情性，还是要发表对社会人生的感慨，都不失为好诗。然而，就诗歌本身而言，终究是要表达人的自然情性的；至于那种深沉的理致，虽然并不为诗歌本身所拒绝，但终究不是诗歌的本色行当。从某种意义上讲，诗歌本身是具有纯粹性的。亦即，诗歌决不能够失掉自己的本真；如果反是，那就意味着沉沦。当然，在现实意义上讲，诗歌并不能够永久地葆有自己的本真；如果那样的话，诗歌本身就没有发展了。在诗歌发展的过程中，往往是一次次地返回自己的本真。也就是说，诗歌本身有有回家的诉求；在这里，故乡的召唤同样是永恒的。但是，诗歌却不可能在真正意义上返回自己的本真；所以，在这里，多有“反认他乡是故乡”的情形。向诗人之诗的复归，同样是回家，亦即回归诗歌本身，至少在精神意义上如此。但是，在这里，所谓诗人之诗，显然已经经过了学人之诗的洗礼。亦即，在自然情性的表达中，同样深蕴着成熟的理性精神。我并不否认，成熟的理性精神会妨碍自然情性的表达。在表达自然情性的时候，最为紧要的即是拥有对社会、人生、自然的直接感受力。而成熟的理性精神，往往漠视对社会、人生、自然的直接感受力；以为理性本身早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其实，即便理性解决了所有的问题，也不能够磨灭我们对社会、人生、自然的直接感受。可以说，正是在这种直接感受中，世界与人生呈现出了无限的可能性。更何况，理性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所有的理性都是有限度的。有理性永远不能够到达的领域；而在理性不能到达的领域里，诗性的灵魂就开始飞翔了。我曾经讲过，诗歌本身是具有灵魂性的；所谓诗魂即印证了这一点。但是，我们并不是通过理性的思辩，达到诗之灵魂的；相反，我们所诉诸的是审美的直觉。然而，所谓的学人之诗，似乎给理性的思辩提供了可能。一方面，在学人之诗中蕴含着成熟的理性精神；另一方面这成熟的理性精神完全可以诉诸哲学的思辩。亦即，在学人之诗这里，诗与哲学的界限，被抹平了；所以，诗人和哲学家可以自由地往来。哲学家可以像诗人那样追求诗意的栖居；而诗人，也可以像哲学家那样思考人之存在的意义。诗歌本身，看似最感性的存在，却可以直达灵魂或者说上升到形而上的道。也就是说，诗人的思考，同样是具有哲学性的。虽然他们的思考并没有诉诸理性的思辩，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本身具有深刻的内涵。诗人是以哲学的方式思考，而哲学家在思考的时候，也会借助诗歌本身。而在更多的情形下，诗人往往走在哲学家的前面；当然，这也印证了黑格尔所讲的“智慧的猫头鹰总在黄昏起飞”。从某种意义上讲，具有成熟的理性精神的学人之诗是通向哲学的。当然，在这里，诗歌本身实在走向了一条通向孤独却又消失在孤独之中的道路。不过，在这里，我们却可以发现诗人所拥有的共同的宿命。可以说，诗人正是以自身的孤独，成就了诗歌的灵魂性。当然，诗歌的灵魂性，既超越了自然情性，也超越了成熟的理性精神，而直接上升到形而上的道。而在这里，诗歌本身，离世人已经太过遥远了。“其曲弥高，其和弥寡”，而这本身又增添了诗人的孤独。不要再讲“高处不胜寒”的无奈了，又有哪个诗人能够摆脱孤独的宿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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