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南斯拉夫？
民族史怎样置于世界史的维度得以叙述？或者说，某一种解释性多于事实性的世界史尝试，怎样产生于与之对立、或者并不会顺理成章地参与构成世界史的民族史内容？19世纪以来，其斗争性的阐释从未停止。尤其，当民族史更多以来临/宣告、而非解释的面貌出现，黑格尔式的视野也许就不再稳固。
当《特拉夫尼克纪事》中那位新来的、自认代表了拿破仑之荣耀的法国领事达维尔到达波斯尼亚谷地，对大革命时代峥嵘往事的多愁善感，以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急切的、对于一个未受“世界精神”教化的社会的评判，都使他在这个“历史洪流冲击后的泥沙积淀之地”神经紧张。与此同时，他始终抱有对某种“真正的道路”的追求。如果，把“真正的道路”理解为世界史的叩门声，那么，在小说中，这种叩门声好像只是精英自我意识强烈的达维尔个人由于心情紧张导致的心跳声。除了他自己，这颗“秘密的心”的跳动并无他人听见。“对黑格尔来说，拿破仑这个名字的个体仅仅是世界史理念（概念）的显象，或者说，理念包含在个体之中。拿破仑这个名字对黑格尔来说仅仅表示个别性，所以，应该消解到一般性当中。但是，抛弃拿破仑这个固有名称的话，世界也就消失了。在黑格尔那里，所谓世界的终结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它真正消解了个别性、偶然性时间，即消解了使历史成为历史的东西。”与那位奉拿破仑之名、进入“野蛮人”社会的容易情绪激动的领事相比，在小说开始，“贝格”（相当于部族元老）们气氛沉重的聚会上，没有一个人说出那个好像已无可回避的“固有之名”：拿破仑。作为结构性的对比，《纪事》也以“贝格”们的闲谈为小说的结尾，“固有之名”被以另一种方式——“拿破仑”被换为不再有压力的“波拿巴”——说出。老人们轻松地对这个名字稍作玩味，好像在目送它消逝，像看着被孩子们骑走的木马那样。
但是，“领事时代”——在小说开始、伊沃·安德里奇如此明确地命名——毕竟到来了，尽管特拉夫尼克人们指望岁月静好，“保佑我们摆脱掉荣誉、贵客和伟大的事件。”
《纪事》以大革命后、各国在特拉夫尼克设立领事馆的时期为主题。《纪事》中的地区，仿佛是一片主权需要被再创造的领土——尽管在“贝格”们眼中绝非如此。“等待领事”，也许是文学中的另一个母题——卡瓦菲斯、库切在不同时代都有所诠释——“等待野蛮人”的一个变体。不同的是，“等待野蛮人”的人们确实需要等待那股尽管是破坏性的、但也并非不是某种改变的力量，“等待领事”却可能只是心跳加速的达维尔们的想象。
正如卡尔·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所言：“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此种达维尔式的意识，也许也部分存在于作者的历史学观察中，关于谷地中的人们，作者写道：“要公开表露自己的愿望和想法，每个特拉夫尼克人还得走过一条漫长、曲折、很不轻松的道路”，但这条道路显然不是达维尔的那条“真正的道路”。或者说，在那位动辄想就其灯塔——拿破仑——的文治武功书写长诗的法国领事身上，反而有一种“年轻的波斯尼亚人”的理想化性格，如果是这样，那么“真正的道路”也许是那条曲折坎坷的“特拉夫尼克人之路”的简化。
作为主人公，外交官达维尔这一形象缺乏小说艺术的复杂性——这种情况在“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萨拉热窝女人》得到了改变，或者，这一出奇简单的人物性格——用俗话说，这样的人可以被“一眼看透”——只是伊沃·安德里奇的历史学目光的移动透镜。作家的意图不在于塑造一个复杂的人物，而是通过这一人物，与某种仿佛在漫长时光中始终不愿参与到世界史之中的事物对视。作者好像也丝毫不顾虑于书生气的达维尔会简化那种隐在之物，或者，那只是经历了大革命的达维尔自己的简化。反之，如果小说把达维尔写成一个康拉德风格的老谋深算之人，也许就失去了简化与隐在之物并置的效果。
关于“精神简单化者”，观念史家阿瑟·洛夫乔伊在《存在巨链》中澄清其启蒙主义的来源：“‘精神简单化者’——那些习惯于倾向于假设可以找到所处理的问题的简单解决办法的人们……和哈姆雷特式本性的人们之间，存在着一种实际上非常重要的区别。例如，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这主要是一个‘精神简单化者’的时代，而且他们在实际上产生了最重要的实践方面的后果。”作为启蒙之子的“精神简单化者”达维尔，当他把想以亚历山大大帝为主题写作史诗（写史诗的外交官好像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一个传统）的计划告诉一个年轻人时，却受到了后者的揶揄。后者作为“新一代”，迅速看出外交官倾诉其私密的文学理想只是为拉拢自己，对其雄心“一刻也没有考虑”，并以可怕的敏捷和恰切，引用布瓦洛的诗句回敬：“你认为，亚历山大在寻找什么？/他想用恐怖、炮火把世界变成废墟。/他无法克服那折磨人的孤寂，他怕单独/同自己在一起，他千方百计躲避自己。”
外交官当即意识到，他正在被“新一代”用手指戳点，他的愤怒如此强烈，创伤久久不能平复。这些作为“精神简单化者”的对立面的“新人”，也是“年轻的波斯尼亚人”的对立面吗？这些不同于栖居于隐在之物中的无名者、也不同于走上“真正的道路”者的“新人”，其揶揄、尖锐的目光在达维尔脑海中无法抹去。
除了“道路”的隐喻，《纪事》中的另一个主要意象是“目光”：达维尔本人的目光，他所见到的人群与不同个体的目光，他记忆中那个大革命期间的人头的目光——这个人头在离开断头台后，出现在达维尔窗前，达维尔在毫无准备与之凝视时觉得自己看到了“大革命的本质”。《纪事》中的人物在一个个目光的闪现中，同时，也在几种“道路”的对比中说话和行动，有的趋身向前，有的向后转，有的颓废，有的则像“新一代”那样出示一种讽刺性的变体。理解作者对“目光”和“道路”的组织，也许是理解这部具有多重政治性主题的小说构造的路径之一。
与其说《纪事》是一本描绘“风云”的书，不如说，是一本试图为“风云”安魂的书。在《纪事》中，人类对“事变”和“风云激荡”的迷恋被多有批评。尽管《纪事》开头写道，特拉夫尼克的“平静”只是这个历史复杂、主权不明地区的一个各方权益的结果，但这一地缘政治学的解释并未回答“人类的‘平静’其本质为何”，一个类似显克微支的问题“人向何处去？”人是走向“平静”，还是走向“风云”，在《纪事》中并无答案。在这里，我们又听到了那回荡在“黑夜终点”的“无名的旋律”的声音。人对“风云”的迷恋只是发生了这样一种情况：即使“风云”是共相的统一性的实现，但其实现并非“真正的道路”的敞开，而是更像一支由之失败溃退的军队的情形那样。
通过“精神简单化者”达维尔的言行，在客观化的会晤、地方观感记录和对“真正的道路”的议论的转换中，《纪事》仿佛着意保持着史笔“纪述”而非小说的风格。在这些“纪述”中，我们找不到明显的“关键词”。一如诗人托马斯·特朗斯特罗默所说，“空白之页向四方展开……是语言而不是词”，在“风云”的空白之页中也“没有语词”。但是，这本貌似“精神简单化”的历史小说仍然很难被我们轻松打发掉，它带来的诸多问题依然悬而未决，例如：“纪述”是怎样在某种预先形成的意义（中延伸的呢？在《纪事》中，一个不完全是西方、也不完全是东方的地区，经由拿破仑时代，经由政客之间的斗争、经由动乱状态和内战，其“世界意识”——共通化的可能——是怎样觉醒的呢？它怎样不同于人们被卷入的那种促使他们“向后转”的虚假抽象性——或者“想象共同体”？何为这一伊沃·安德里奇式的“交锋地带”的“治理者”？
“没有中间道路……只有一代又一代的人在更替，而他们永远是受骗的行者。”但显然，外交官的这一“老年知识”不能说服“新一代”们，不论后者是否会成为“交锋地带”的“治理者”，他们的言行都不再是达维尔所能理解。当然，因其毕竟是“精神简单化者”，达维尔在小说结束时仍然站在了“真正的道路”面前、站在了斗争的一边，不论那是不是空白的另一种表现。
隐在之国
但对于小说作者，一条文学的“真正的道路”则没那么显明可见。相比《纪事》，《德里纳河上的桥》探索了走向“交锋地带”的更为内在的构成形式。对于作家，“交锋地带”并不主要是一个地缘政治层面的命名，因其是生者与死者相遇——或者，生者的斗争需要死者的参与——之处，“交锋地带”才名符其实。
有论者在赞美《德里纳河上的桥》时，引用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语句：“使死人复生是为了赞美新的斗争，而非为了拙劣地模仿旧的斗争。”这部结构与内容丰富性上更具长诗气质的“编年史小说”，从古老的“牲人”写起。在大桥的建造初期，由于施工困难重重，两个无名的双胞胎孩子被作为牺牲，砌进了桥身。活人作为桥梁的“建筑牺牲”，在东、西方的历史中均不鲜见。从两个孩子开始，《德里纳河上的桥》一次次记述了各个时代的“牲人”事件。追求古典历史写作风格的作家，并未放任自己，让笔下的“牲人”现场成为“注视他人受刑”的景观化事件。这些不同时代的“牲人”，构成一座无形的、痛苦的桥，通向活人——包括作为读者的我们——不可能抵达的隐在世界，那个“黑夜终点”。
那么，德里纳河上的那座作为实物的大桥是“中间道路”吗？它的存在，只是让“一代又一代的行者”受骗的通道吗？这座现实的大桥，只是那座无形的桥的悖论和墓碑吗？但是，那个隐在世界，只是无名者为有形的大桥而牺牲后才逐渐形成，这是这本令人痛苦的小说呈现给读者的“交锋地带”。并且，那些作为历史的“血贡”的无名死者是不和平的，其呼喊和痛苦，回荡不绝。并不是说，死者在与活人斗争，而是活人的斗争在重新认识死者的斗争后才得以发生。死者的斗争如影随形、也教育着活人，使活人走向欺骗性的“中间道路”的步伐即使不是无法避免，至少也被袭扰减缓。
“我只知道所有在这炎热的沙漠里憔悴、死去的那些无名无姓的人，只会给法老们和他们虚幻的光荣以及想永垂不朽的愿望以耻辱。”——在这些早年的散文诗句中，“牲人”们已经在引导着将在20年后的“二战”幽闭生活中书写那座大桥的外交官作家。
这里，可以最后一次援引卡尔·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不乏论者，引述这篇伟大的散文以理解“波斯尼亚三部曲”——“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
我们不知道，梦魇一样的无名牺牲者是怎样进入了年轻的诗人和政治犯心中，虽然，后者在以后回忆中提到了那些狱中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这一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领悟，至少是部分的启迪。但是，怎样抵达那些作为“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的死者，那些给世界以耻辱的人？这正是“年轻的波斯尼亚人”隐去，而一个真正的文学写作者开端之处，理解这一开端——相比1914年现实事件的开端——也许更为重要。并且，经由那条达维尔式的“真正的道路”，仍然不可能抵达“给世界以耻辱”的死者。即使“真正的道路”通向一个“新南斯拉夫”，对于小说家，它也不是真正的道路。死者的隐在世界与“新南斯拉夫”之间的张力，以“波斯尼亚三部曲”为例，以三部曲中的生者与死者的双螺旋体长诗《德里纳河上的桥》为顶点，指出一个不能完全驯化于“世界文学”，也不能顺利指认为“民族文学”的地带。在这一地带中，仍然蕴含着发生动乱状态的可能，乃至并非“世界史”、而是它去叩响“世界史”的大门，使安坐于“世界史”中的达维尔们心跳加速。
但是，在空白与斗争之间摆动的张力，仍然无法被如上所述般激情性的理解，伊沃·安德里奇好像并非一个彻底的作家——相对于胡安·鲁尔福、乃至波拉尼奥那种投入一个在生者与死者之争中打开的无名世界的彻底性——他仍然是一个达维尔，拥护着一个走上“真正的道路”的新的国家。
那个新的国家实现了吗？不论它是否被表达为“曾经，有个国家名叫南斯拉夫”，还是将会再次重组成形的反世界主义建制的“交锋地带”。在历史小说家伊沃·安德里奇笔下，无名的死者们最终脱离了“黑夜终点”，塞尔维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由于“新的国家”的能指力量，成为伊沃·安德里奇笔下的第一人称复数。给世界以耻辱的人，成为期待着一个“新的国家”的“我们”。这也许是伊沃·安德里奇的作品令我们疑惑、给我们一种不安或缺憾感的原因：处在“无梦、无光”的“黑夜终点”的无名者被置于光明。伊沃·安德里奇/达维尔和他面前的“新一代”相信这种光明吗？
“交锋地带”的“新一代”
拉伊卡·拉达科维奇——一位活跃于“一战”前后的女性商人——成为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萨拉热窝女人》的主角。由此，或可窥见三部曲作为一个整体的结构：在“交锋地带”经受了现实创伤的“精神简单化者”达维尔——由“牲人”群像呈现的隐在之国——“交锋地带”的“新一代”拉伊卡·拉达科维奇。站在两端的两个主人公代表着现实之国：一个过去的南斯拉夫和一个进入现代的南斯拉夫。
拉伊卡·拉达科维奇的命运从父亲的遗嘱开始。读这段遗嘱，仿佛是在聆听一种别样的塞尔维亚“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的声音：
“对已、对人都要能横下一条心来……摆阔显富、慷慨大方和富有同情心是我们的弱点。人们为了欺骗我们，把我们的弱点用最华丽的词藻来美化，每个靠近我们的人都在计算，如何吞噬下我们用智慧和辛劳换来的全部成果。我们的弱点往往是我们终身受害的原因或者彻底破产的根由。……我这一辈子没有这样想，也没有这样做，因此我破产了。然而，现在我亲眼看到了这一切，希望我的破产成为对你的警示和提醒……做事情本着自己的意愿尽力去干，但是，要节俭，要永远节俭，时时处处都要节俭,其它什么也不要顾忌。”
这一幽灵之父的遗嘱，使塞尔维亚的女性哈姆雷特从此走向成为一位决裂者的道路。伊沃·安德里奇曾声称——因为被批评其小说中缺少人物塑造和对话——相对于“历史叙事”，他想写一本“真正的小说”。在《萨拉热窝女人》中，拉伊卡·拉达科维奇的心理状态，具有安提戈涅——一位父亲阴影下的决裂者和法外之徒——和包法利夫人的心理深度。拉伊卡·拉达科维奇如同包法利夫人的“异轨”化身——前者是欺诈者、决裂者和获利者，但同样的必死性赋予她们一种处在临界点的美感。
《萨拉热窝女人》结尾，拉伊卡·拉达科维奇之死与《德里纳河上的桥》结尾的阿里霍扎之死异曲同工：
——“后来连这嘶哑声也停止了。她身体低垂瘫软，只好静静躺在黑暗和寂静之中。”
——“阿里霍扎躺在通向美以当山区的山坡上，短暂地抽搐了几下，咽了最后一口气。”
两个人的死亡——两个小说结尾相一致，虽然相较而言，前者是欧式风格的，后者则是《哈吉·穆拉特》式的。“我们”仿佛又脱离了“新的国家”，回归“无梦、无光”的“黑夜终点”，再次成为无名的隐在之物。（文/王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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