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慈悲的味道”
——读李建春《幼年文献》小记
刘年久
刘年久，1990年生，陕西商洛人。文学携带者，写诗，也写评论。
诗人李建春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准确地说是1970年），按照孔夫子的说法，如今已是接近知天命的年纪。在这样的时刻，他写下了一首关于自己幼年时期见闻和对历史生活理解的诗，通过精确刻画他幼年生活环境里的小人物和事件，意图对那段早期记忆做一次人情的交割和人性的清算。他以逍遥之心、困苦之情、从容之笔游荡在历史的纵深，以“同情之了解”还原时代背景下家族内部的人物关系，以“了解之同情”沉思幽冷叵测的人性结构的内部图景与历史样态的深刻联系，同时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建立起一种互动互生的认识论。
诗人没有沉湎于苦难的倾诉和廉价的同情，而是通过精湛的叙事技艺和节省的笔触，全景式地呈现出真实时空（时代性与地域性）内人的特征和事的面貌，体现了一种结构的散点透视法。他就是要彻底地弄清真相，观察那些戏剧性细节所凸显的人性张力，这些细节的甄选体现了本体论上的平等原则：
……母亲像大地无声无息
我只记得她的自私，护犊
那是什么年代？七十年代
家里分的口粮不够，我眼见她
打开米缸的木盖，在白米上划出
浅浅的旋纹，收工回来察看
奶奶偷过米吗？……
无独有偶，类似的细节也曾发生在我们家里。据母亲说，当年父辈们分家，因为口粮少，奶奶在分家前夕私藏了一小袋黄豆在麦糠里。分家时，大伯敏锐地发现那袋黄豆不见了。于是费力地各处搜寻，终于被他找到了，结果是奶奶藏起来的那袋黄豆，也公平地分给了四个儿子。按老家的习俗，分家时一般会请有声望的长辈做主持见证，想必那时代这事不会让人太尴尬。
诗中母亲的“小心眼”“自私”不是为己，而是“护犊”，但因此使奶奶的痛苦成为铁定的事实，她的愿望终究落空——“眼见哑巴长媳生的孩子一个个死去”。在那贫乏时代，这种“你死我活”的斗争逻辑获得了生存的合理性，残酷而现实。正如“舅公家是个大家庭，住在镇上/消息灵通，成份也不坏，就是他/建议我爷爷逃走，救了他一命/爷爷从外地寄回的钱被他吞没/也应该。”以肉析母，剥蕉见心，正是容忍了个人的偏见和伦理，这样的真相真实才能在今天被诗人承受下来并承担下去，因为诗人谦逊而自知历史究竟是怎么回事。“在大风大浪中/生死如之，该怎样怎样/不该的，做了，又怎样/他们是老树根，深入地泉的毒蛇/接受枝叶审视。”“老树根”与“枝叶”的对比，显明了诗人的历史位置和伦理态度。
阿多诺说：“荒谬的时代没有正确的生活。”在农民意识的局限性和诗人的浪漫想象合一的卡里斯玛人格统治下，“农村包围城市，就是寂静的铁、血/包围的现代性，逃无所逃。”荒谬是从集体说空话开始的：
这场地震，从说空话开始
每说一次空话，就死一大片
那个从空中跌落，掉在温都尔罕的人
将地震波传到孔子的坟——挖开了
只有一片土，与周围的土没有区别
这是奥妙。我就生活在这片土上
麻鸠甩甩，一年中有半年光着身子
我常看见我的肚子吊着，别的孩子
也是肚子吊着，我们说粗话，骂娘
戳你伊！有时甚至举起雀雀
对着天空，作势戳鳖——天空的鳖
叫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
我如此慰解干渴的生命
“说空话”和“肚子吊着”的饥饿感，有一种反讽的效果。在时下，“说空话”有许多可以立马兑现的好处，那些整日说空话的人大腹便便，脑满肠肥，“肚子吊着”的人反而有更积极的改造国家的热望。那时代，人们靠猪尿脬一样的理想存活。小孩子们“举起雀雀/对着天空，作势戳鳖”，以此慰解干渴的生命。荒诞的悲剧里子被戏剧的面子衬托，打天下的光棍公然欺骗受贫穷更命短的百姓，而百姓则用“盲目的青春”无知地在自己内部开展人民对敌人的斗争。
关于文革记忆，有太多的争吵发生在知识分子和平民之间，知识分子内部，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宣传的话语权争夺上。但其实不是话语权的争夺问题，而是选择性记忆与选择性遗忘的问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虽然统治者善于利用各种障眼法和统治术转移民众的视线，强迫他们遗忘某段历史，选择性引导民众的视点投入到无害的历史区域，但史家的良心和诗人的正义从未放弃整理历史记忆的努力，他们坚持以思考和书写的方式来关心人类自己的事情。《幼年文献》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一次将家族史与个人经验形成文献的劳作。
在诗人生活的日常环境中，有许多小动物参与了他幼年精神世界的建构，具有寓言式的教育意义。“动物是人类的启蒙师，辨认一种动物/就是辨认一种风格”。“王羲之书换白鹅”的古典，被诗人巧妙地置于诗的上下文结构之中，并进行了戏剧性的情节发挥。王羲之爱鹅，养鹅，不仅陶冶情操，更从鹅的体态姿势、行走姿态和游泳姿势中体会出自然就是美的精神以及书法执笔、运笔的道理。（王羲之认为执笔时食指要像鹅头那样昂扬微曲，运笔时则要像鹅掌拨水，方能使精神贯注于笔端。）诗人受此启发，大概也着实喜爱这个东晋的故事，于是虚构了一个现代版的互文故事：
你可见过天鹅晕厥？是我打晕厥的
我把它抱回来，为丧失了我的职责而哭
准确地说是一只狮头鹅。三岁那年
我牧鹅，却换回王羲之的书法
雨过天晴我把三只鹅赶到草坪上
他们伸长脖子啄落水珠
那作派，好像每一啄都在《黄庭经》中
扭折，斜视，满坪的绿
要一片一片地写
准确，但随性。有一只鹅
写好了，就不再听从小道士
甚至作势要啄他的麻鸠，我举起竹竿
愤怒地教训他像父亲教训我
他倒地不起。另两位昂起狮头
旁观斜睨。我抱起与我等重的
王羲之，一边哭泣一边赶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一村人围过来
“你的麻鸠被鹅啄到没有？”有人问
捋开看看，还好。醉卧一旁的高士
却徐徐苏醒，一跃而起
宽袖白羽摇摇摆摆，边走边唱：
“葛翁！葛翁！”加入同仁的行列
他养尊处优，飞不起来
我太小，不知道怎么飞
仿若梦境，亦如幻相。这出自导自演的戏剧，也设置了一个古代传说羽化登仙的结尾。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我抱起与我等重的/王羲之，一边哭泣一边赶/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一村人围过来/‘你的麻鸠被鹅啄到没有？’有人问/捋开看看，还好。”情节设定既符合三岁孩子的情况，也富有趣味性。结尾处“他养尊处优，飞不起来/我太小，不知道怎么飞”，则将人与鹅的现实生动地揭示出来，各自的有限性正是事物本身呈现出的样子。鹅，小道士，我，王羲之，高士，葛翁，如此纷繁的名称代词，模糊了发出动作的主语，但故事的内核和戏剧化张力得到了充分展开，甚至将不同的时空并置，使现实与记忆、古代与当下发生界限的模糊，从而形成一种人在事中、事在时中、时在势中的奇幻效果。
诗人善于在小动物身上寻找启示，并发现它们身上殊异的人性，这种诗意的发现与诗人幼年的成长环境融为一体，他的确和这些小动物打过交道，同时寓言化的处理也丰富了叙事的手艺。这在现代诗史上也许算一个创造之举。如刺猬，“在嬉皮士的生涯中披戴满身讽刺/瞳孔遥远，深黑”，将刺猬的身体特征与人的现实处境和认知联系起来，赋予其深邃、睿智的人的形象。此外，还有蛇，公鸡和母鸡，狗，猫，猫头鹰，狮头鹅，以及麻雀。“他们胆小/但整体在一种确定性中/无怨无悔，专诚不二/我就是我，但又没我”。它们有各自的智慧，这些智慧被逐渐长大的孩子通过观察所领悟，以精警的禅语道出，如蛇“听慈悲的味道”；母鸡“吃自己的悲伤”；狗“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为职责”；猫、猫头鹰“吃小罪作为存身之道”；以及“生机勃勃的苦难/被麻雀的碎嘴消除”，“感伤的肉体在我门前飞/响亮的诉说毫无意义。”
远离颠倒梦想，在荒谬时代就是保持清醒，不停止独立思考，心存疑惑。在诗句的行深中，对历史的追问和反思是随时发生的事，也是启动写作意义的条件。在对农忙进行一番描述之后，诗人自省式地向失去敬畏之心和仁的关怀的大众道出了时代变迁的真相：
我进入这个国家，谷粒
我生活的法度，谷粒
我将爱情折叠，塞进妻子枕头下，谷粒
对儿子呵斥之后，我沉默
成为一个父亲，谷粒
这一切都从伊的臂弯滑下来
这就是历史转动轮轴的动力和秘诀——谷粒。这个关于存在真相和生活本质的意象，使一切合理化、合情化。诗人善于运用意象作为不同故事的媒介，通过意象的歧义和延伸义而突然改变叙述的进路，充分发挥联想和象征的技巧，拓展诗意的空间和丰富性，实现意象在结构内部转化和过渡诗意的功能。诗人从农忙的对象引申出谷粒的本质和对历史的思考，物质化的谷粒作为延续生存的东西其核心地位一直不变，而发生在人身上的传统和观念却不断解体，不断更新，附丽在习俗和传统身上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意义也在跟着不断丧失和遭到破坏。人们为了谷粒，做出各种改变，而谷粒本身亘古不变。“在乡下神是朴素的”（张二棍语），神存于各个晦暗的角落和凋敝的仪式里。人心里有敬畏，懂得怜悯和恐惧，而进入城市的人，是科学的人，现代的人，没了敬畏和无知的人。家国同构，乡村与城市同构，乡村跟随城市的步伐进化，无所幸免地沦为城市化的阴影，正如诗人所宣称的城市是“丢魂之地”。
一百年时间，我们准备了更多的死，以便随时替换痛苦的生。死作为一种“防御的形式”，显得无能而可悲。技术革命表面上让我们获得更多方便和自由，但本质上并不能摘除黑暗，反而使死扩大化，公开化，形成大众消费属性的言说。在岁月流转、人伦解体的当下，智能机器人、数字化生存以无褶皱的平面化方式机器般碾压而来，人在具体的生存中又遇到了新的难题。诗人并不对组织化的集体抱有任何幻想，而肯定解决问题的出路在于个人的慈悲：
无差别地赋予一种慈悲，而涅槃就是
活着，我仍然活着
在我自己的苦中。这组织，这官僚
我能对他们寄予什么？
以及：
除了欲望，找不到别的路
激情更换了名字，想改回去
我们旁观，冷漠，却深深地
榫合于结构中，因为结构也是冷漠
在这困苦的时刻，我回顾。
革命驾崩后，结构性的力量依然延续下来。诗人在此只是提出了问题，并没有给出答案。这种结构是什么结构？现实政治的、文化传统的、消费欲望的还是亘古存续在人性之中的？我们榫合于此结构，既是疾病也是医生，创造或浪费激情，在困苦中恒久思索。此诗的结尾尤其令我想到庄子《逍遥游》的结尾那句“安所困苦哉！”可见诗人在经过一番记忆与现实的逍遥游历之后，在他的生命底层实际上却有一种愤激之情波涛汹涌地激荡着（见陈鼓应《<庄子>注译与我的体会）。
李建春先生的这首长诗，内容闳富，可读解的东西实在太多。诗的结构并非单一线性的叙述模式，而是一种如道般运行不息、不偏不倚、螺旋上升的垂直模式。诗的内部不断形成呼应、对话、交互和驳诘的张力，有一种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的能量持续生发。我虽未亲历诗人成长的时代，但从诗中以及其他地方看到的听到的信息，大致能感受到诗人的勤苦。他运思的强度和力量，并非这篇短文所能涵括。诗人之思是忧思，诗人之想是实想。这就是我从这首诗中听到的“慈悲的味道”。
20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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