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之：“百年新诗”依旧是个烂摊子

　　我曾说过，单就文本建树而言，中国白话新诗走过的这一百年（若按林纾印行于1897年的诗集《闽中新乐府》里32首童谣体白话诗为头，百岁早过，若按胡适《尝试集》为头，也已行将百年）很可能是后辈文学史忽略掉的垃圾时间，因为，世界上任何一部成熟的文学史都是由大众文化、精英文化、先锋文化三部分构成，所谓“三位一体”缺一不可，但中国的文学史不是，至少关于诗歌的这部分不是！充其量只是我们的话语权人士人为炮制的政治文化编年史，当然，这其中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首先，“先锋文化”在中国不存在
　　
　　与其说中国没有先锋文化倒不如说，在过去的100年间，中国白话新诗本就未进化到能自觉生产先锋的“高级阶段”。所谓“先锋”就是从旧事物体内自然而然脱胎换骨破茧成蝶的“新事物”，它是事物自身矛盾所孕育的必然成果。于诗歌文本而言，它应该是新思想和新写法的统一体，是一代人踩着另一代人的肩膀，在经历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痛苦发酵过程后，从一个打碎的瓶颈中喷薄而出的产物，而不应该是无缘无故天上掉下来的新奇物件。但我们的“先锋”大多不是这么来的，他们所提出的那些所谓五花八门的理论主张，基本都是西方几十年前就出现过的旧概念，文本中根本没有传统文化的基因。由于它本就不是与中国诗坛应运而生的东西，因而不具有承前启后的台阶作用，所谓“入史”也只是无文本前提下的事件记录罢了。
　　
　　其实，对于诗歌的表达技巧而言，世界上所流行的各种技法在中国的格律诗发展史中几乎全部囊括了，这足够我们温故而知新200年！至于先锋们引用来的德里达的“达达”、罗兰巴特的“零度”、金斯堡的垮掉、逻各斯中心主义、英伽登现象学美学、法兰克福学派、非理性主义、自然主义、俄国形式主义、索绪尔结构主义、格式塔科学主义等等顾此失彼的所谓主义流派与中国诗人的文本关系并不大，甚至跟我们唐诗宋词的实践相比还显得幼稚之极，充其量只是一些急功近利者急于人前显贵借来的标签面具罢了。即便艾略特所提出的非个性化、庞德的意象派以及勃莱、默温、阿什贝利等在此基础上发展成的深度意象派，也是从陶渊明、王维等人的诗歌文本中借鉴来的。
　　
　　从过去100年先锋们形形色色的流派主张来看，大多还是建立在“平面写作”前提下的泡沫文化罢了，若仅终止于一种对世界潮流的追赶，那我们永远都是世界诗歌史的望洋兴叹者，我们应建立自身的逻辑循环周期，用一种内因发动的原生态自传摆脱一种外因钳制下的“转基因式公转”，才谈得上“中国式先锋”。在怎么写的问题上，唐诗宋词里面还有1800万种我们未破译的基因密码，在写什么问题上，不和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天人合一哲学一脉承传（以“天人合一”主宰下的新生态写作很可能将是21世纪之后世界写作主流），也注定达不到前人的写作高度，更谈不上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
　　
　　其次，“精英文化”无处存身
　　
　　准确说精英文化是在网络出现前一直无处容身（教科书进不了、官刊发不了、报纸电视更见不到诗歌），网络出现尤其博客兴起后，他们才或多或少都拥有了自己的读者群，若先锋文化在文学史中的缺席因为客观原因，那精英文化的缺席则属于地地道道的主观原因，比如我们只知道昌耀先生六十岁突然莫名其妙成了大诗人，北岛一夜间异军突起，鬼知道有多少没遇到韩作荣的昌耀、没遇上谢冕的北岛哪里去了。因为他们多为与时代主流背道而驰深层写作，不是那种一下子就感动人的平面作品，因而始终被更关注当下的草根体遮蔽着，先是给歌德体、政治体、口号体让路几十年，在即将出头之刻又被傻编辑们喜欢的叙事体、生活体屏蔽掉了，只得老老实实呆在自己博客里。
　　
　　教科书已日渐沦为“脑残文本”
　　
　　我国文化界一直流传着“隔代写史”的传统，前人的存在价值多为后人鉴定，诸如陶谦、李白、杜甫等大诗人的价值都是后人予以认定的，这样就具有了某种自然选择性质，能与时空产生有效对抗。白话新诗本就是个破天荒的舶来品，用去100年时间学艺练功并不宽裕，因此一些已被所处时代反复炒作过的学徒作品不宜再继续留在课本里为人师表，或者说应该即时性更新换代与时代同步，否则难免出现高中生读小学生诗歌的局面。不必说那些形容词堆砌的口号诗歌，即便一部分相对晦涩的伪精英诗歌也不例外，比如，冯至那种“我的寂寞是条蛇，那条蛇也是我，不是我在相思，是寂寞在相思”的狗屁不通，恐怕只有王珂这样的榆木脑袋教授还把其叫做诗歌吧。又如海子，本来准备从明天起做一个喂马劈柴的杨白劳，结果杨白劳还肩负着“周游世界”的重任，这样的破诗还留在课本里害人，不就是在对后人犯罪吗？！
　　
　　教科书本就应该是以当代“精英文化”为主以“大众文化”“先锋文化”为辅的合成文本（当然分梯级，不是从小学到大学都一样），因为一切精英文化都将转化为后辈大众文化，不能转化的自然就是伪精英，这样文本的高度自治是为人师表的最起码底线，直白点说就是无论是晦涩的还是浅显的文本都必须每一字经得起推敲方可入书，诸如米沃什所反对的那种读不通的不能理解式诗歌是没资格进入课本的，既然这些文本中存在着那么大的天然漏洞，这些脑残编辑者不经细度便弄进来，不是典型的误人子弟吗。　　官刊也是智障者天下
　　
　　若以刚获得诺贝尔奖的特朗斯特罗姆为参照物来评价中国现代诗，还有多少距离？若把被世人称作最高档次的国刊《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作品作为例证相比较，恐怕至少差了3400年！我们需要重新回到《诗经》时代学习语言基本功，最起码知道诗歌的语言要精炼、准确、形象，然后还得需要有人给这些编辑进行最初级培训，培训什么呢？什么是口语诗！因为他们一根筋地喜欢那种段子体，但又不知道段子与诗歌的区别，因此必须让他们知道：叙事类口语诗被称作诗的底线是“戏剧化”！否则打着档次最高的旗号发垃圾诗便是为中国诗歌犯罪，只能让那些同时在该刊发表的小说家们更瞧不起诗人，他们会误认为当今诗人只是小说家们的孙子，只是把那些不值得写成小说的小段子分了行，借他们的人气混口饭吃罢了，既如此我建议他们取消诗歌栏目，真正的诗人不需要这种可怜兮兮地施舍！
　　
　　瞧瞧他们选的这些破诗：
　　
　　《农村现状》有力气的男人外出找钱去了，才长大的姑娘被劳务输出了，连长得一般的寡妇也进城给人擦皮鞋了，老得掉牙齿的老家，只剩下年迈的父母，带着上小学二年级的孙辈，白天在去年的土地上掰包谷，夜晚守着三间瓦房和两声狗叫。
　　
　　《重量相等》母亲生下我的时候，称过我的重量，赤条条五斤多一点，母亲说我是比较轻的了，因为同年出生的邻居小孩有六斤和七斤的，我曾问过母亲，这是什么原因，她告诉我，那时候家里特别穷。母亲去世的时候，我捧过她的骨灰连盒加起来，大概有二十来斤，我问过卖盒子的，空盒有多重，他说十五斤左右吧。我暗自吃惊，母亲骨灰的净重，也在五六斤之间，难道这也是家里，有点穷的原因吗。
　　
　　若把这样的原始学生作品定为国刊发表的最高档次，恐怕只能激起世人心头的一句国骂——xxx！
　　
　　近年来很多诗歌民刊开始崛起，这有效弥补了官刊一元统治的不足，可惜很多民刊也最终成了编辑者与官刊交换话语权的媒介，比如很多打着民间旗号的年选、精华选，其稿件来源竟然是以在官刊发表过作品为主，充其量还是官刊的附庸罢了，实无存在必要。
　　
　　SB诗歌奖制造伪劣产品滥竽充数
　　
　　官方的各种大奖就不必说了，因为若干年积淀成的关系网早已让这些奖项沦为了体制内诗人的自慰游戏，尤其在羊羔体事件之后群众更是哀莫大于心死了。那么，民间诗歌奖又弄出了啥效果？能评出真正精英作品为文学史增姿添彩吗？我看依然是爷俩比阳具——一个鸟味！为何这样呢？因为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从这些十万元、八万元大奖中记住了那首诗？恐怕不用说思想上的创新，即便能找出一个有价值的句子都很难！不用说能找出一个和别人不一样的句子，恐怕能找出作者独立创造的一个意象都很难，那么，既然他们本就没能力让世间多出一点点没有的东西，你还浪费钱财捧一些蠢货干什么呢？　　客观说，这些民间的诗歌投资者在不图名不图利的前提下，仅仅基于一种对诗歌的爱，便把自己若干年积蓄无私奉献出来，的确值得尊敬，但由于其自身缺少对好诗的鉴别能力，再雇来一帮有嗅觉没味觉的SB评委，这样他们的好心只是制造了无数本无价值的“零档案”罢了。我倒想诚心诚意给这些好心人提条建议，如果真想为中国诗歌做点事，就把中国诗人的作品集中起来找几个好翻译家翻译一下，然后请来沃尔科特、特朗斯特罗姆等还在世的诺奖大诗人做评委，让中国诗人能站在一个起跑线上堂堂正正较量一番，到底看看谁才是中国诗歌的王，既让获胜者能问心无愧，又可让败者心服口服，何乐而不为呢？！总比现在这样烧钱做坏事好多了吧。
　　
　　再次，“大众文化”也并非是大众所要的
　　
　　按理“大众文化”也应该是个与时俱进的概念，只可惜我们的大众根本无权即时分享到同时代的艺术成果，除了在学校里一代代人被迫品味着几十年前的老古董，在他们现实生活中能接触到的的报纸、电视、广播等大众媒体早已看不到诗歌的身影，这等于剥夺了他们的“时代知情权”，也直接导致了刚毕业中文系大学生看不懂现代诗的可笑局面。因为他们学习的教材里面，格律诗和现代诗成了两把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相克的尺子，若李白杜甫的格律诗是诗，那些现代诗就不是诗，反之亦然。因为，古诗告诉他们的是用形象化的意象说话，而那些现代诗告诉学生的则是用抽象化的口号说话，这当真是格律诗和自由体的分别吗？放屁！只是这些SB呵呵的砖家叫兽选进去的那些破诗是非诗罢了！即便抛开更早些年的歌德体不谈，诸如现在还在受大众“欢迎”的食指“相信未来” 中这些破句子根本就不是诗：
　　
　　那些迷途的惆怅、失败的苦痛 /是寄予感动的热泪、深切的同情 /还是给以轻蔑的微笑、辛辣的嘲讽 /我坚信人们对于我们的脊骨 /那无数次的探索、迷途、失败和成功 /一定会给予热情、客观、公正的评定 /是的，我焦急地等待着他们的评定 /朋友，坚定地相信未来吧 /相信不屈不挠的努力 /相信战胜死亡的年轻 /相信未来、热爱生命
　　
　　若这样的狗日的口号也能叫做诗歌，那屈原、李白在地下也能气得再死一次，在几千年前，我们的古人就知道诗歌是“呈现”艺术，要想让别人“相信未来”，你该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或“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怎么过了几千年反而1+1=2 的简单问题也不知道了。
　　
　　所谓“大众文化”应该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这个“自然选择”应该建立在群众对现代诗都有个基本认识并且时时能有机会看得到现代诗前提下，也就是说首先我们的教育有义务让他们知道什么是诗，什么是格律诗、自由体诗，它们各自一般意义上审美要点是什么，否则，在他们都不“认识”新诗的前提下，仅靠我们的话语权人士根据自己的臆断去给大众安排文化是违背客观规律的。其次，大众媒体应负起大众媒体的责任，没有现代诗“大众媒体”的概念是不完整的，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些年我们鼠目寸光的文化部门一直在犯罪，诗歌本就是真善美的代言人，是几千年中华文化的精髓部分，一个没有信仰的民族再离开诗歌真善美的熏陶只能在世风日下中走向麻木不仁急功近利，是谁给了他们把诗歌从大众媒体清理出去的权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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