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之：与其“反传统”，莫若“反当下”？

　　如同所有的泡沫都会被河流反复稀释又反复产生一样，由网络浪潮所推动的9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的热闹局面，经过十几年来的喧嚣沉淀已逐渐过渡到平淡时期，而今，诗歌论坛虽然仍层出不穷，但流派林立、唇枪舌剑般的争鸣现象却已日渐式微，似乎都吵累了。取而代之的是博客的兴起，诗人们似乎已更乐于沉浸于对自己“小家”的营造。这本来是个好现象，让价格复归于价值也算一种”价值回归”，但真的浏览一下人气旺盛的那些博客似乎又不是那么回事，这种“旺盛”似乎仅限于对某个群体的慰藉有效，与诗歌本体自身的溢出价值关联并不大。这种“不争而鸣”的背后所掩藏的还是创造力的缺失、个性化的缺失，可识别性的缺失，用句白话说就是，不是不愿意争了，而是可争议性价值不存在了。而今，不论是官刊、民刊还是网络，都是是些调侃、轻佻、时尚的小品文腔调在唱主角，那些八、九十年代已成名诗人虽然还占据着官刊的重要版面，但除了整一些爱家乡、爱大地、爱底层之类的伪抒情、伪乡土、伪现实诗歌，再就是沉湎于病句式、伪叙述之类的小诡异小逻辑，除了卖弄词语的花哨，实在拿不出什么新花样了，用诗人朵渔的话就是诗人又沦为了思想史上的缺席者。不可否认，这种用时尚的软刀子把抒情性、思想性杀死的小品文时代也是残忍的、令人气闷的，或者说这种平庸的“当下性”可能正是文学史最应错过的垃圾时间！
　　
　　诗人跳出“当下”，才能看见“当下”
　　
　　唐晓渡先生曾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他曾把三千年的古印度诗歌《梨俱吠陀》中写“风”的一段给朋友看，然后问他怎么样，他朋友说很棒。又问他是谁写的，什么时候写的？他朋友觉得很奇怪，说：“不就是你最近写的吗？”是什么力量造成了这种跨越3000年的 “共时性”呢？由此可见，一首好诗一旦成型，拥有了自己饱满的内核和稳定成熟的架构，它便具备了与时空抗衡的能力，在任何时代都可能抽穗发芽。这与仅强调与社会发展的同步性、纳入时尚语言与流行元素制造的所谓“当下性”还不是一回事。
　　
　　我曾说过，中国诗人不要太夸大自己的影响力，几十年前曾经很当下、很时尚的郭沫若、艾青、食指等人的诗歌现在看已经明显退伍了老化了，有些甚至不忍卒读了，如果仅强调是时代性审美差异造成读者胃口不调也不对，因为在他们之前的里尔克、艾略特等人的西方诗歌既使现在阅读也没有这种落伍了的感觉，而且即便比之再早的李白苏轼李商隐等人的诗歌，现在阅读也没有那种过气感，甚至仍然是我们的梦幻。这是为什么呢？只有一点解释，中国所谓名诗人都时代性、有用性人为造出来的，都太过片面强调所谓的反映当下现实与时代同步，把诗歌当成了一个太有用的东西，时代一旦变迁便造成这种审美上的脱节。即便现在官刊也在这样号召诗人们继续进行所谓的“当下性”写作，实际上还是在继续制造文化快餐罢了。在1993年北京的一次笔会上笔者曾请教时任诗刊编辑的邹静之老师一句话，问他对诗刊盛行的讽刺诗如何看，他说了一句“跪着的呐喊，这不是一个诗人应该干的事”。试问，诗人写上一千首反映当下现实的诗歌，发表一千个文学刊物，能赶上随便一家大众报纸一篇新闻报道的力量吗？既然诗人这把艺术的宰牛刀根本杀不死一只现实的小鸡雏，又何必赶鸭子上架呢？！
　　
　　我们不妨回头看看这些年官刊捧起来的这些所谓名诗人，真的如他们所言对中国诗歌带来了巨大推动作用吗？我想未必。也许在那个时代没有郭沫若、艾青、食指等人的诗歌作为参照物，直接引入西方译诗来完成新诗启蒙过程，没准中国新诗的进化步伐还将快上几十年。因此，在中国国现代诗的建构时期，任何人为造出的所谓模型所谓弄潮儿都是不可靠的，恐怕都有可能是一场拔苗助长、以偏盖全的肥皂剧罢了。
　　
　　在如今和平稳定的和谐社会时期，本就是智性诗歌的成长时期，诗人没必要去违背这种自然规律逆天而行。远离眼下这种小品文时代的“当下性”，时刻保持对当下热闹的警惕与怀疑，未尝不是明智之举。
　　
　　首先，从近代历史来来看，处在大跃进时期、文革时期的诗人能自觉意识到所处时代的所谓“当下现实”是时代所犯的错误吗？能精确测算出历史修正错误的时间吗？恐怕不能！既然不能你如何在立足于真实性前提下反映当下现实呢？那么你如何确定你立场的有效性呢？
　　
　　其次，诗人本就是时代中的一员，如果他写的诗歌本就是他的切身体验他的精气神所化，有必要怀疑自己写的东西是否具有当下性吗？岂不与骑驴找驴无异？
　　
　　在对当下性的处理上，我是赞成西川的 “把社会现实纳入历史现实来处理” 提法的，恐怕仅一个“历史现实”还不够，也只是真实性的一部分，还应加上一句当作“地球村的现实来处理”就完美了。如果吃不准，那就离所谓当下现实远一些吧。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当下这种调侃、轻佻、时尚的叙述方式肯定是无效的，因为他导致诗人无情可抒、无志可言。
　　
　　当下这种小感觉、小诡异、小逻辑的写作也是无效的，它以蔑视语言、蔑视理性、蔑视体验为前提，也就抹杀掉了诗人创作的思想性彰显出的反射映照能力。　　诗人当进入传统，方能重建传统
　　
　　有人说过，“传统是我们的血”，但传统是什么呢？他没说，谁也没说过，或者说没必要说。这类似于“老师，我如何能取得好成绩？”，“当然是好好学习”！呵呵，这便是中国的诗歌理论。“反传统”永远都是最时髦的提法，但对于诗歌而言你到底要反哪个传统呢？是反唐诗宋词？还是反郭沫若食指？恐怕没人认真思考过这个传统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前者，它已经尽善尽美不在一个统一体之中了，“只能为援，不可图之”。如果是后者，他们本来就是还在摸石头过河时期，还没有真正形成传统，因此，与其说反传统还不如说建立传统更为可靠。
　　
　　远的不说，仅回顾近三十年来的反英雄、反传统运动都很滑稽，后朦胧时代的反英雄、反传统运动实际上就是把“传统”和“英雄”作为一个题目，写了一些反这个题目的同题诗而已，除了于坚之外罕有诗人能确立自己的思想体系，这如同在一个现实的盘子里放入了一张虚拟的馅饼，玩了一把画饼充饥的游戏而已，并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文本创新，依然属于观念性的泡沫复制罢了。
　　
　　余怒有一句诗“我一生都在反对一个泡泡冒出水面”，在这我愿把它理解成作为诗人应该始终坚守于诗歌艺术的河流深处，而不应浮于世俗的喧嚣中，如果诗人也和世人一样，精神追求仅沉浸于“肉味”与“钱声”般肤浅小品慰藉中，那么这个时代还需要诗人吗？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中国诗歌的传统呢？可能很多人会不假思索地说出，凝练、优美、形象，不错这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主要特点，但凝练、优美、形象不仅仅是中国诗歌的特点，这几乎是地球上所有好诗歌的特点，你能说泰戈尔的诗不优美、凝练、形象？恐怕不能！也有人说既使他们也凝练、优美、形象，但还是没有我们做得更突出。但是，仅仅靠实用性四、五、七几个数字架构起来的格律化的优美，却是牺牲作品的思想高度与批判精神为代价的，因此，即便这可视作是中国诗歌的传统，也顶多是传统的一小部分。要确定中国诗歌的传统，就要找到中华民族能与世界上其他优秀民族文化相抗衡、分鼎抗礼的那部分，那么中国思想史上还有哪些可与西方列强相抗衡的思想理论呢？这从三千多年以来中国各个朝代所涌现出来的最优秀诗人身上可以发掘出来，从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等杰出诗人的代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无非两点，道家的天人合一和儒家的诗言志，再抛却“诗言志”这个世界诗歌的公共特点，那么就只剩下老子的“天人合一”可以算与其他民族不同宗的地方，“天人合一”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意境。而从道家与儒家、佛家等相通的那部分中也可以看出，无论是“无为”还是“中庸”或“不争”都说明中国人是一个不喜欢冒险且与人友善的民族，这样根据马克思的否定之否定理论可以推算出，中国诗歌发展的每一个高峰恐怕都还将与此有关。但如同“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在我想把道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初步确立为中国诗歌传统的思想之核时，又想起了另一句话“当你指鹿为马时，马已经走在成为驴的路上了”，那么，当下之时又如何确立中国现代诗的传统呢？
　　
　　从马克思“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巨大成功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各个传统思想流派交叉点上的那个“和为贵”为之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再者老子的天人合一思想与共产主义的最高阶段人类的最高理想也是相通的，再到中国近些年才发轫出的“共生主义”思潮，亦可视为是对道家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细化与发展。由此可见，中国现代诗新的传统必将在以上三种思想不断发展完善的基础上得以产生。虽然诗人不是哲学家、思想家，但诗人的创作却是受到社会发展进步尤其思想史上的进步所制约的，一个诗人如果不能站在世界最前沿思想的高度上创作，是永远不可能与世界上最优秀的诗人分鼎抗礼的，是永远不可能与哲学家、玄学家、科学家、其它门类艺术家做到尊严上的平起平坐的。
　　
　　那么就这样给中国诗歌的所谓传统这样定义好了，在形式上是汉字形声化这个物质基础所主导的——“形象化”，在内容上是以是以道家的“天人合一”为“世界观”，以儒家的“诗言志”作为总“方法论”所主导的思想史。而今呢，诗人的主要任务不是反这个传统，而是重新意识到进入到这个“传统”，并在“共产主义”“共生主义”基础上，进行重新建立新“传统”的写作。只有意识到这一点，名人所说的“传统是我们的血”才有意义。否则，中国诗歌的发展模式依然是波浪状轮回，而非螺旋形递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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