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亚平：中国后当代先锋诗歌流派思想史纲（下）(2)

　　“第三条道路写作”反对一元本体论，否认绝对中心的存在，但它希望通过交流、对话，不断地超越现有的阐释维面，它力图在90年代末文化转型过程中，寻找新的本体根基、新的文学模态来作为新的文化建构方向，进而在反思中找到一个新的阐释基点。“第三条道路写作”以多元阐释论后现代思考反对无元阐释论后现代主义消解一切人类基本价值准则，本质上，是对世界作出无限解释的可能性的后现代性话语，它以构建一种多向度的多维自在的话语空间为多元论的本体论思考，而呈现出与后现代观念在认识论上的连续性。同时，它作为一种文化策略也表征着自身的文化处境和立场，这也是“第三条道路写作”90年代后中国后现代性变体思潮特殊的一种建构方式。
　　
　　（二）以詹姆斯多元主义为参照，扩展为“第三主义”概念。
　　
　　第三条道路写作“第三主义”的奠基人谯达摩力图在认识论上确立：逻辑本体意义上的一元是一切之本源——自在，二元是一元的对立项——未在，三元作为一个独立派生空间的变动性因子生成——新在，包含着一元和二元构成的整一体系中来衍生新三元。第三元的诞生，使逻辑体系可具备衍生新次源的过程力。事境的一元派生为二元对立，又在二元互否的前提下生成第三元的中国哲学道本体思想，与后现代世界观的多元论思想之间，也形成一个不断打破二元结构而又不断建构多元“无结构过程”的有机关系，从“三生万物”到“后现代范式”的过渡，体现了“第三主义”对二元对立中心的破坏与一种多元无中心的再造，进而，促进了逻各斯的分解。为此，“第三主义”思想显现了后现代主义“颠覆（二元）与建立（三元）”矛盾现象，“第三主义”观念既以单极化或二元论为背景，它就是一种自反无限性的创新。本质上，“第三主义”是一种自我界限解体之特征的“次元哲学”生成主义基质，它含涉解构二元结构而建立无结构的多元、多中心、多样性、创造中的过渡、非唯一的后现代特征，其所虚构的本质就存在于：处于永恒的“解元再建元”的过程变化的多重世界中，多元是世界持久模式，而不可能呈现为一个绝对单一。
　　
　　“第三条道路写作”力图以“伟大的人性”之存在主义视角，进入多元论的存在主义思考，以阐释人的本质的后现代状况存在。这方面，表明“第三条道路写作”依然延续了后现代存在主义人本观的多元主潮。“第三条道路写作”的重要诗人代表是谯达摩，林童，凹凸，马永波，树才，莫非，殷龙龙，庞清明，娜夜。　　“70后诗人”的本质性倾向
　　
　　2000年黄礼孩主编《70后诗人诗选》标志这着一大批诗人以“70后”年代背景为界限而成为代际表征。由于 “下半身写作”属于70年代历时态上的一维性，所以，“下半身写作”在“70后”结构里的各种后现代要素均可划在“70”一极之下。这样，“70后诗人”就具备了流派元素的间际范畴，包括：时期范畴、形式范畴、主题范畴，尽管“70后诗人”整个群体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具有相对独立理论体系与方法论的诗歌流派。　
　　
　　“70后诗人”在极限零散化、日常化、边缘化的后现代特征基础上，保持一个松散构形，更倾向消解一元论价值对立原则，而建构价值诉求的平面化，并以此作为自身的写作特征，这一点，区别于“中间代”。而“70后诗人”除身体哲学占主导地位外，还有一种重要转移是：通过日常化的亲俗取向，将后现代状况的消费性语境切入到现实当下生活场景中，用商品化的后现代文化解构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从而渗透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如此，还把文化产品变成了消费品，并以经验性而非超验性叙述，消解了各种“意义”、“道德判断”、“主观性”，集中表现为：诗人身份的退出与诗歌的商品属性的凸显。这是“70后诗人”同一代际过程的两个方面。
　　　
　　（一）以费瑟斯通日常生活审美化与胡塞尔“生活世界本体论”作为现象学分析，建构日常性取向的“平面化语境”。
　　
　　“70后诗人”观念奠基人黄礼孩和阿翔等形成共识，在他看来,“在世”是此在存在的基本状态,因为此在往往要与世界中形形色色的在者打交道,由此形成对日常生活世界的各种基本体验。以“日常性取向”来建构中国本土的形而上革命，他们推崇：日常生活是个体生命价值得以实现的前提，这样，日常生活就具有本体论上的意义。日常哲学以解构超验性、系统性、精确性、心理化和意指为基础，建构日常性自然的经验性，日常生活中的诗性元素就是经验的审美性，进而开启了以日常生活本身作为一种反工具理性力量的审美。这种审美剥离了理性对日常生活新异性的蒙蔽，挖掘出其生动而富有意义的一面。 “70后诗人”的“亲俗意识”等同于后现代强调生活的审美化，以日常生活介入并还原形而下事物本真，将日常性生活审美作为主体解放的前提。包括：消解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从根本上对艺术品的传统观念产生了质疑，主导审美成为消费品生产和消费。此外，胡塞尔“生活世界本体论”将传统本体论改造为以人的生活活动为主题的本体论，这也是“70后诗人”所推崇的“日常性取向语境”的基准之一，即在日常经验日常生活和事物表象里开掘形而中诗意，它以事物和语言的自动经验呈现，解构形而上超验象征和深度隐喻模式。
　　
　　本质上，“70后诗人”所理解的当下日常生活世界包含着改善人的生存质量观念，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具有涉入世界的特征，这些涉入可以在“自在”世界中找到“自为世界”对应的存在，即人的意义世界。因而，“70后诗人”在“主体与自我意识”失落的后现代境况中，建构了后现代文化的特征：给零散化，平面感或无深度日常生活以新的本体的意义和本质。重要代表诗人：黄礼孩，阿翔，刘春，曾蒙，孙磊，胡续冬，蒋浩，王艾，盛兴，朵渔，吕叶，符马，姜涛。
　　
　　（二）以庞蒂身体哲学为前提，主导肉身化写作观念。
　　
　　后现代观念中的以肉体的具现性对抗现代科学理性与抽象性，是在本体论缺失境况下的反思，这种反思包括尼采“一切从身体开始”及，胡塞尔“构成躯体和心灵的结合点”及庞蒂“身体具现”核心概念所奠定的后现代哲学肉体化本体论。“70后诗人”以此为基础，又泛化了中国古代哲学生命原发之根源的身体本体论，而最终形成“70后诗人”身体逻各斯哲学话语。这本质上是生命哲学源宗所分向的存在主义歧流，认为：存在是生命之自我创造和自我毁灭的永恒回复，而生命是直觉、情感、习惯、意志、本能欲望的肉体乌托邦。其中，很重要的是，“70后诗人”吸收了庞蒂的身体哲学，力图确认：将先验自我的超验世界最终还原到身体知觉的经验世界，并从身体图式出发消解肉体和心灵的对立，让现象界意义在身体知觉感知中不断拓展为身体场，让身体和世界联系的范围不断扩大。同时，“70后诗人”公认，身心关系的重要转向是东西方意识本体论哲学向身体本体论哲学的融合，从胡塞尔主体性思维到身体间性，到中国哲学以身体与两性生命对话为本，均可视为是对传统哲学的现象学还原，从而体现身、心的统一与升华。
　　
　　本质上，身体的两性维度可视作一种自在存在与自为存在的统一，这种存在的本质理解为“生命的显现” 之生命哲学基础与宇宙论和伦理学生成源本，而非“理念的显现”，从以“心”为本到以“身”为本应该是生成中的交互过程构造，而不是结构。　　“中间代”诗歌延展的后现代状态
　　
　　“中间代诗歌”于2001年命名是与中国后现代思考语境的第三阶段划分有关，也与中国后现代物境状况的本土化发展有关。相对而言，2001年代历史不仅是思想代际，也是物文化的代际，同时又是文学标准流派的代际。因此，“中间代诗人”的思想状貌应界定为：在朦胧诗与80后诗歌之间的哲学美学链，而同时又兼具了对应历史的新传统的特征。
　　
　　“中间代诗歌”是中国后现代历史思维所创造的进步的极化时期，这时期，后现代思维下的后当代诗歌文学所确立的新形势与本土改造模式，呈现出趋近当下欧美后现代思想历史时期的方向，也就意味着，“中间代诗歌”是在一个国际范围内运用后现代思想概念的可能性时期的产物。
　　
　　“中间”的分界概念内涵了历史的本质，它并不指涉一个截然分明的单体，它的开始，中继与终结是整一的动态的自足系统。因此，“中间代诗歌”包容了上、下两极的历史因子，也包容了上、下两极的思想因子，这个层面上，“中间”就等同于“第三维向”，而介于中国后现代思考启明期文学思想与中国后现代思维变体极化期文学思想之中间维。
　　
　　“中间代诗歌” 没有形成一个诗歌流派体系特征的自建理论与创作方法论，但若将它纳入中国式后现代思考的整体内生语境，它仍然表征着一种思潮范式。
　　
　　（一）接纳卡利内斯库的多元论，主旨逻各斯分散的观念。
　　
　　“中间代”创始人桑克与安琪在反对观念之间对立的认识下，主导一种能对应过去与未来文学形式或状态自身存在的融合性后现代认识观，这种认识观的实质就是不确定性，它导致了“中间代诗歌”在理念上与分散逻各斯中心的卡利内斯库多元论相对接，力图体现：不能被一种元中心的标准所衡量，而是并列多中心的“多元本体世界”。因为，世界不可还原的多种可能性，决定了有诸多元的世界情境。其中，变化的多种可能性情境又决定了一元界限的打破，从而，“中间代诗歌”对分解一元论话语的主旨，体现了它与“第三条道路写作”关于“第三主义”多元观的趋近。“中间代诗歌”对一元本体论世界的不可信，导向了它对摩尔“多元论的本体论”的取向，也就是后现代的观念表征。
　　
　　本质上，世界的本体，是过程生成的本体，应是过程生成的多元。多元不过是通过自我界限解体之过程生成的不可能性的建构显现为断裂性，移置性、不完整性、无界限性、并列性、偶然性等现实与精神情境，因之而获得差异。差异以“多元”的方式体现了后现代的特征，差异正是变化之过程实质，不确定性也正是非一致性之过程实质，而过程正是“在”与“未在”之无穷生成的本体。
　　
　　（二）以帕尔马语言本体论为拓展点，倡导语言的“可能性本体论”。
　　
　　“中间代诗歌”在倾向空间可多重或有着诸多变体的后现代多元观中，把帕尔马的语言本体论置于与多元本体相关联的位置。认为：语言形式的真理可以超越多元空间，并可以成为世界的多元存在的界限，而文学诗歌语言所指涉的“在”与“未在”是科学话语空间所无法拓展与显现的存在本源。也就是，语言符号实体可以提升到本质论的高度，成为界定事物的本源。从而，丧失了本体论基础的后现代境况，只能在语言所揭示的世界中，寻找本体论的“可能性”，即语言的形式本体就是“存在”本体，语言自身的表现就是扩展世界的直接性。此外，世界的多元存在，在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上，二元论所含涉的等级制度与逻各斯中心主义，与多元离散的非完整主义两种基本模式，决定了前者现代一维的建构特征，与后者后现代多维的解构特征。
　　
　　“中间代诗歌”观念是契合“第三代诗”与“80后诗”之思想特征的文学实体，代表诗人是安琪，臧棣，桑克，陈先发，西渡。　　荒诞主义诗派的认知模式　　
　　
　　后当代中国诗歌文学变革过程，是由创变中的先锋文学思潮决定的，它自八十和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初，呈现了一个从“现代主义后期”到“后现代主义美学哲学语境生成期”的过程。但中国后现代主义美学哲学语境导致的中心解元与自我解体之悖论，与八十年代的西方后现代思潮是一致的，存在着历史的对应性。这种历史造就的悖论与悖论延续的历史语境，促成了2002年荒诞主义诗派诞生。
　　
　　荒诞主义诗派观念与“低诗歌”的存在主义向度是有区分的，荒诞主义诗派主张对存在境况的无中心、无本质、无约束、无本体论确定以变形、异化为特质，凸现后当代中国诗歌文学中“荒诞式存在”的主题，并以此作为，与文学领域关系密切的思维方式与精神特质新的切入点。从“垃圾诗派”、“低诗歌”到“荒诞主义诗派”的演进，可看到中国后当代诗歌文学从“存在主义”到“先锋诗歌”定格化线路的律定与逻辑连续性。这可以理解为：中国后当代诗人对后现代状况的体悟所使然。
　　
　　荒诞主义诗派以荒诞式存在来消解存在的理性深度模式，力图对“存在”的传统本质层面进行颠覆，以存在主义荒诞思想的言说，来促成后当代中国文学语境的认知转型，这对于中国后当代诗学观念的发展具有探索意义。
　　
　　（一）以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人本主义为基础，扩展为荒诞式存在的“异化存在”观。
　　
　　荒诞主义诗歌创始人飞沙、远村以萨特存在主义生存境遇的“荒诞”生存状态和生存体验为思想取向，作为一种对世界的形而上的把握，并以个体生命与存在的孤独感、荒诞感认知，显示出对人的主体性世界之异化的关怀，他们力图确认： “存在”的本质就是“自我”本质，一切对象以自我的意识为呈现对象。但这种以人的主体性世界为世界的中心或本体已经消失，即人的主体已经消亡与解构，主体已不需要表现，已无表现的“是”与“非”界限：“正常的却是荒诞的，正常与荒诞不仅错位，而且交融，真与幻并无鸿沟”。从而，荒诞主义诗歌强调：人是存在的本质，而主体已经消亡的人之“荒诞”更“是存在的本质”。一切都无价值，无意义，但人们又必须在无意义、无价值的“存在”境况中，建构一个人生目的与中心的意义。于是：一方面消解人的理想，另一方面又以“人本主义”为基础，把现实变成某种荒诞意识的象征对应物，即“是与非消灭了界限”的异化了的存在。
　　
　　本质上，荒诞主义诗歌的后现代荒诞意识，是后现代世界观解构逻各斯中心主义与进入一个本体论框架的解构和重构。因为，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世界之逻各斯中心消亡了，人与世界之间，真实与幻想之间的界限已不存在，从而，人们只能去建构一个尚未存在的虚构（世界）。
　　
　　（二）取向荒诞存在主义艺术原则，引申为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手法。
　　
　　荒诞主义诗歌倡导：由彻底否定客体性到彻底否定主体性，由否定认识论中的统一性到否定本体论的稳定性，进而在从本体上解构整体、一元、中心、秩序、确定与意义，正是因为本体、本质与中心不存在了，所以荒诞主义诗歌便走向崩溃的世界，及有着深层连续性的审美与认知无规束状态。荒诞主义诗歌在表现方式上力图以“失控”、“反常”、“偏离”、“幻镜”、“发呆”、“越界”、“戏仿”、“拟物”等方法作为审美取向，由此建构一个破碎的主客体极端对立、主体消亡、秩序混乱的后现代基本特质。
　　
　　荒诞主义诗歌在艺术方法上也体现了后现代世界观的矛盾性，即在解构本体中心的同时，也要求新的建构，并以此循环。荒诞主义诗歌力图确认：后现代情境的矛盾性悖论，就是一种荒诞。比如，在解构意义的世界又要求人在反抗中寻找一种永远不存在的意义。本质上，荒诞主义诗歌观念对应了在后现代语境下，世界的完整性与确定性被解构成片段性与不确定性，呈现出偶然性与或然性共在，非本质与非中心共存的境况，人们只能以否定的异化的方式来面对没有本体论世界的处境。这也是对人类存在的形而上学哲思。荒诞主义诗歌重要代表诗人是飞沙，远村，牧野，张小云。　　垃圾诗派的意识创构
　　
　　垃圾诗派在后现代思考境况下，以更激进的解构认识论，在中国第二代后现代思潮后划出一条界限，明确提出要分解“下半身写作”的逻各斯中心地位，并颠覆中国后当代诗歌“先锋性”与“后现代性”观念的元叙述方法论。
　　
　　垃圾诗派于2003年中国后当代诗歌“类后现代”思潮第三阶段时期创建，它以策略上提供文学变革的模式，宣称自身更接近后现代世界观的价值，从而在解体“下半身写作”概念的历史地位同时，建立了自身的现象学价值主义理念。
　　
　　垃圾诗派认识到中国式后现代思维已渗透到当代生活与意识文化领域各个时空节点并形成了一种范式的力量，进而，它力图在否定其他概念模式的前提下，实现自身对中国第三代局部后现代潮流的站位式建构。
　　
　　“垃圾诗派现象”是由中国后当代“类后现代境况”所决定的“替身现象”，它与其他诗派概念之间也保持着区别中又联系的矛盾性，但从文学变革准则的层面，垃圾诗派从另一极向，发展了一种纯变革的后现代思考模式，而构成了21世纪中国式后现代文学运动之一部分。
　　
　　（一）与萨特存在主义哲学有方向上的联系，扩展出关注个人存在的“审判存在论”。
　　
　　垃圾诗派奠基人徐乡愁与皮旦确认一种“存在的本体论”，即“我”的“在”之状况，个人存在是世界存在的界限，就存在的本质而言，人是万物的尺度。他们力图阐扬：深入文学的解构原则之中而现实真正的以人为本的“生”之介入，进而揭示人的状况，以“揭伪”、“审假”与“审丑”的人性本质原型还原和暴露来解构被异化的人之生存状况的常态，由此获取一种形而上基础的人性本体。因为，“审假”与“揭伪”的观念实质上是主导“审人”的本源，而将个人的生命本质或生存的追问与反抗经验，纳入文学本体根据的核心。此外，垃圾诗派主张在后现代“审丑”主义维度展开对“美的本体论”进行解构，并认为：美的存在状况并非能弥合个人与世界、个人与生存境况的反差。而建构“审丑”的范式，就是建构“审人”的生存本体，揭示人异化的真实处境，本质上是对存在性境遇否定性体验的显现。
　　
　　垃圾诗派一致认为：“审丑”终究也含涉人的身体逻各斯之感性解放的人本体建构，它作为一种人的关怀，现实的关怀，以“丑”面对人生中的否定的因素，来实现对人性的“在”。
　　
　　所以，人性的觉醒以发现自己、发现人生存在的“丑”之“真”为向度
　　
　　事实上，垃圾诗派由文学形式本体论建构，转入了文学社会功能的以人为本体存在的“后当代向外转”语境。
　　
　　本质上，垃圾诗派扩展一种“审判存在论”，对现实状况的意识形态进行“人”的介入与揭示批判，显现出垃圾诗派对文学（批判）意义本体的建构趋向，实质是以文学回归人的存在方式，回归生存现实本体，因为“揭伪”本身就是人本主义存在的崇高，因而，垃圾诗派“审假”之终极是“崇人”的存在主义后现代观指向。
　　
　　（二）倡导海德格尔“口语论”，扩展“诗歌大众论”，
　　
　　垃圾诗派把它的“人存在观”置于文学对形式本体的逻各斯中心批判这一语境中，反映了垃圾诗派对海德格尔构想“口头语言之再生”存在主义观念的取向与联系。本质上，存在主义对文学形式本体主义持有不信任的特征，存在主义不仅反形式，而且主要反形式本体的“表现”形式的审美思想，原因在于：存在主义看重文学的根源——即人的生存与生存真理介入与世界的本体论对话；“我意识，我介入，故我存在”。垃圾诗派“拒绝诗意的含混”与“技术式诗歌写作划清界线”的解说，实现了文学诗歌向着非形式本体的超越表现主义的方向发展，这就决定了它“大众走向”观的基础。最重要的是：垃圾诗派的“大众走向”是以后现代文化逻辑“消解中心”而消解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纯文学与俗文学的界限，取消诗歌与生活的界限，让精英话语权被大众写作代替，将诗歌置入大众日常生活。本质上是用“人”的写作主体大众化取代 “中心与等级体系”，并在消解中融入新主流的写作主体，而大众文化为主潮的写作主体必然形成新的一元文化建构。后现代性由于非终极性文化系统与解释系统的构成，它成为非中心化多元主义的文化工业艺术，它消解了高雅文化和通俗文化的划分，也消解了艺术与日常生活的界线。
　　
　　垃圾诗派重要代表诗人是皮旦，徐乡愁，管党生，虚云子，凡斯。　　物主义诗歌的物本理念系统
　　
　　物主义诗歌诞生于2003年“这样的一个物世界或图画时代”，它面对中国后现代哲学美学语境总体的话语策略取向，试图以解构维度对诗歌文学进行重新叙述，尤其对主体、客体、意义等元叙事要素的消解，开启2003年“后当代时期”文学面对物本化、图式化、平面化解构范式的转型写作策略。物主义认为一个集文字、视觉、声音等语义诠释形式于一体，更适合一个“视觉”的后现代物质时代，他们确信：步入“图像将取代文字的统治地位”的视觉情境之中，一个“读图、读像、读形”时代就迅速来到，而“读图、读像”，就是“读物质”的物理空间意义与形而下经验。于是，物主义诗歌将视觉的物本建构为“物质逻各斯”，
　　
　　进而反对人本逻各斯与身体逻各斯。将“图”深化到“物”是物主义诗歌在后现代语境下的基本策略。
　　
　　（一）、源于格里耶物本主义客观文学思想，确定“物本源文学论”观念。
　　
　　物主义诗歌观念创始人苏非舒以格里耶物本主义思想来否定文学的人本主义观念，主旨把人主体与心本体的文学，变成以物为本的物理、物质现象界的日常范畴，将人的思想本体从文学中消解，而“由物及物”地让文学“退回到与日常生活的交往中去”，用物界代替人的存在，以此建构一种的物本体的客观文学境界。物主义诗歌以物学来解构文学，力图实现反对先在“意义”的心本主义，以致最终解构人本主义“生活与艺术的方方面面”深度的存在主义观念，其认识论根源在于：文学应该像格里耶所倡导的，变革为：“建立一个更坚实、更直接的世界，以取代那个‘意义的’（包括心理的、社会的、功能的意义）世界”。
　　
　　物主义诗歌观念基于格里耶核心思想，确认“要回到文学艺术这一本源上重新出发，重新回到思考人与物的关系上来”，以解构人文内容和意义深度的形而上学 “本质”，来建构客观状态、无意义、无思想物世界的非形而上学 “本质”，即要解构一切形式的物心同一，而解构文学的人学本质规律。物主义诗歌同时主张：泛物，就意味着以物为逻各斯中心的形而下本体世界的确立。从而，物主义诗歌所提倡的物世界，是拒绝物之外的思想、欲望、知觉与想象世界的参与。反映在创作特征上，就是弱化人化语言，以物体外客观地再现物体，以物的旁观角度，取消人为建构的任何介入性品质。
　　
　　物主义诗歌认识论由人本存在、人的因素转向物本主义，本质上在于：世界确定性问题。由于后现代世界缺乏本体论的确定性与本质中心，所以，物本主义对人本主体世界不信任，而只能又将“心本体论”的不稳定，置于客观存在的物逻各斯，并以物为稳定性与确定性的中心。因此，物主义诗歌观念是后现代主义的世界观。
　　
　　（二）、以科学主义与实证主义思想为参照，推崇物本主义哲学美学的文学方法论。
　　
　　物主义诗歌观念主导物本主义，是科学主义世界观物本主义新发展形态的反映，其中包含前期实证主义因素与后期分析哲学，而最终是逻辑本体论的物本主义哲学。罗蒂就认为：
　　
　　“自然之镜”的人之主体世界会干扰、扭曲所认识的客体世界，因此，客体自然应是一种无人或“洁净心镜”的认识论或物观者的认识论，应是一种使人不对于世界与自身的把握，不成为必然性的物本体。因而，物主义诗歌理念以本体论的不确定性指涉，客体是无限的、是建立在一种无法测准基础上的物理世界，而“测不准定律”实质上解构了确定性，所以人的主体对于世界把握的确定性本体是不可能实现的存在。为此，在方法论上主张：“讲究艺术根置于物世界，将艺术的本质理解为世界关联的显出性真理，理解为对自身的追问，对物的守护”，以此形成把握世界的尺度，与衡量事物的标准，“如此艺术本身成为现象：一种恒久的思考或物化方式”。物主义诗歌理念力图在“属人世界”有限而不确定性中，建构“自在世界”的物质统一性，进而反对向未来开放自身各种可能性的可确定的人本。
　　
　　本质上，物主义诗歌理念主张解构人之自我本性与主体地位，也解构了物本主义思想的载体，以及日常经验生活取向的对象。物主义诗歌理念与“下半身写作”思想一样，以物理代替心理，以客观消解主观。物主义诗歌重要代表诗人有苏非舒，张万新，何三坡，乌蒙。　　“低诗歌”的世界观体系
　　
　　“低诗歌”是中国后现代主义变体第三阶段“下半身”、“垃圾派”后的极限现象，它试图在“身体逻各斯中心”与“废黜元叙述”之间，发展后现代主义在中国进行话语思考的另一种概念，因为“低诗歌”否定“下半身”与“垃圾派”新先锋状态的正统性，是基于后现代本质的“自反”与“自我界限解体”特征，或缺少本质和本体论中心的特征。为此，2004年“低诗歌”把新一轮自否与再造又转化为超越“下半身”与“垃圾派”的一种新体系。
　　
　　极端观念是“低诗歌”的指导概念之一，这个极端是指达到“非诗”的临界点，由此分析“低诗歌”自否特征的极限临界，是以整个中国“后当代”之现代与后现代思考语境为尺度的。追溯它的思想源头应该是与“非非主义”相契合的“后解构理念”，“低诗歌”发挥了后现代自否特征的无本质无本体中心的观念，以致于把诗歌置于物理学基准上作自然主义的界说，而解构了审美经验与日常生活经验的界限，本质上是与“下半身”、“垃圾派”在一个观念定向上。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纪开端十年“文学后当代”时期，中国后现代主义美学哲学语境下的新先锋诗歌流派只有三个颠覆性的后现代思考阶段，即“第一颠覆阶段”为非非主义“反价值论、反文化论、变构论”（反心本主义），“第二颠覆阶段”为“下半身写作论”（人本主义），“第三颠覆阶段”为“垃圾崇低论”（物本主义），而第三阶段将哲学思考的重心又回归到人本主义的“人本”层面，与第一、第二阶段出现交叉与重迭。因为，一个自足的、完全的理论体系必然存在其不可克服的悖论或循环论证。
　　
　　（一）、霍兰德变体本质概念，是低诗歌“无终极论”的思想基础。
　　
　　“低诗歌”创始人龙俊在观念上直接吸收了后现代观念，对“非原则化”与“世界形成方式”论加以改进，认为：“无秩序，无终极”在于破坏“合理性与非合理性存在”，即合理性存在是虚构的自我本质，非合理性存在也是虚构的自我本质，他们都应该解构为无中心的自我本质：“对主流和先锋进行彻底颠覆，以破坏带动建设”的“向下”。低诗歌的“无终极”论，契合了霍兰德变体本质观，即世界的本质，是在两个“元”之间的交互作用的过程中，或在一个被分解了的个体自我身上，本质上是本体论的多元性或不稳定性，变成了认识论的不确定性，进而决定了无等级（多元）秩序的原则，从唯一的世界本体向冲突的创造中呈现多样性的世界本体解构。从而，后现代观念主旨引向卑琐的非中心、非等级、非崇高，在多元地构成现实的差异中丧失一元本体论。
　　
　　“低诗歌”倡导的“引体向下”观念是“下半身”诗派“身体逻各斯中心”观的扩展，本质是消解形而上精神本体世界，而以形而下经验界取代之，最终是反理性世界而“崇低”的无深度与无中心。
　　
　　当缺少一个原则的深度时，就转向以解构范式为先决条件的“反饰”。为此，“低诗歌”在解构了元叙述中心时，又建构了多元性“衍生态”的“新文化”（中心）诗学观，即以大众社会特殊文化主体解构精英主体的诗学方法论。
　　
　　（二）、以萨特存在主义为取向，主导新人本主义的思想。
　　
　　“低诗歌”以萨特“人的存在先于本质”的“人论”为基础，力图界说：在丧失了本质的客体世界，只能复归于主体自我的存在，即以本质（理性）转向生存（个体），从物（客体）转向人（主体）。“低诗歌”确认存在主义的人的本质存在，主要是以非理性的意识活动的“存在”为指涉，强调“生存”、“主体性”、非理性状态为人的本真状态，它是对本质世界理性的逆反：即在人的世界、人的主体性世界之外并无其他世界。从而，人本才是存在之家，并以人的首要性为特征，对日常语言和日常生活中的“我”给予现象学“还原”。因此，“低诗歌”主旨“完成独立的人的生命本体实践”在于阐扬：人的本体论构造的自由是人的存在方式，实践人的存在是认识世界存在的条件，所以，人的本体论维向是关乎人生存依据的终极性，对生活世界的“审伪与审丑”，也就是对意义世界的进入。于是，对存在的揭示表现为对人的生存的诊断、审视：“我审故我在”。
　　
　　“低诗歌”的新人本主义观，本质上，是以后现代主义“消解逻格斯中心主义”思想，来体现“无中心人本主义”的平民思想，即由物本主义所升华的“民本主义”，把大众化的世俗生活作为人生本真与写作本真，并以个人化的创造力，以个人化的价值，肯定个人的现实生存状态。与“垃圾诗派”一样，“低诗歌”更多可从：以平民解构英雄、以语言存在之家非主流解构语言超越性和价值主流，以多元化解构一元化，以非意识权利话语秩序解构意识权利话语秩序的思想特征上，去理解它的另一种非逻格斯建构。
　　
　　“下半身”、“垃圾诗派”与“低诗歌”所呈现的“极限自我解构性”，成为第二、第三阶段“创新与超越” 第一阶段的逻辑本体，这种逻辑本体规约了第二、第三阶段文学观念摹仿化与本土化相融合，中心性与边缘性相对立的语境。 “低诗歌”重要代表诗人有龙俊，张嘉谚，花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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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亚平：中国后当代先锋诗歌流派思想史纲（下）(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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