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您有没有过“敏感而稍带失落”的时候?在非诗人眼里,您是不是很“知识分子”?
答:“敏感而稍带失落”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不过也许不必搞清楚你的意思,我先回答说:有。我并不觉察和意识的东西,并非不存在。
一个诗人,一个现代诗人,不可能不是“知识分子”。关于“知识分子”的定义和特征,人们已经讨论了许多,我认为有一点是最突出和重要的,那就是可以借用波德莱尔在《凌晨一点》(见《巴黎的忧郁》)里的一句话来表述的:“对所有人不满,对自己也不满……”。
至于在其他诗人及非诗人眼里我是怎样的,不该问我吧?
“人的一生不由自主”
问:老早就听说上海人排外,还说在他们眼中外地人都是乡下人,而您出生在上海,却后悔自己没有“乡下”的生活,那么在您眼里,什么样的人是乡下人,什么样的人是上海人?
答:首先,上海人并不排外,其次,上海人所谓的“乡下人”之“乡下”跟我所说的“乡下”是两个概念。在此,我更愿意在词的字面意义上使用“乡下人”和“上海人”——生活在乡下的人就是乡下人,生活在上海的人就是上海人。
问:您相信命吗?1961年10月10日出生的人,据说“祖上情况好,官不大,有好的工作和前途……”您怎么看待自己从出生到现在的“人生”?
答:如果我相信命,那么对于我出生到现在的人生,包括我将来的人生,我会视作命运的显现;如果我不相信命,那么对于我出生到现在的人生,包括我将来的人生,我也只能视作我所经历的不会再来的时光的显现。将“我所经历的不会再来的时光”称之为“我的命”也无不可——它们不妨是词语的替换。
问:您曾经去少林寺住了九个月,然后又去西藏呆了半年,我发现好多人对您这段经历感兴趣,似乎有探秘甚至八卦的味道。那我也八卦一把,有没有想过住进少林寺,或进藏后再也不打算出来?有过这样的念头或勇气吗?
答:我在少林寺里住了很长时间,后来有机会也还去住。西藏是个很好的地方,许多方面可说是世界上最好的。进藏后不出来不需要勇气,一直住在寺庙里(譬如说出家)也不需要勇气。当然光有那种念头并不够,凡事还有个机缘,“机”和“缘”。刚才说起过命和不会再来的时光在我们身上的显现——人的一生不由自主。
问:您的诗歌“欺骗”了好多人,诱使大家误认为您涉猎诗歌以外的其它艺术,比如音乐。不过您自己曾表示对于其它艺术,“没有动手或尚无成果”,现在能否明确地说说,何为“没有动手”?何为“尚无成果”呢?
答:“没有动手”和“尚无成果”的字面意思很好理解,我用的就是它们的字面意思。
问:上海诗人中,我所知道的除了您,还有王寅、陆忆敏、默默等人,而对于新起之秀基本不了解,能谈谈上海当下的“诗生活”形态吗?
答:我也不了解上海当下的“诗生活”,我连我自己的生活都还算不上了解。
问:今后对生活和写作有什么规划?
答:没有规划,只有愿望:平静生活,安心写作。
试题起草:2010年6月27日 星期日 上午11时27分 银川 多云 19—29℃ 无持续风向
交卷时间:2010年 10月27日 星期三 下午11点30分 上海
手记:
我突然感觉到这竟然是一次艰难的对话。
也许,诗人都是敏感的。一个80后与一个60后人之间,注定都得跨越无数个“代沟”。
从一开始,时间将我远远地抛在了另一个场景里,没有刻意的谋面,却甘愿承担了这么一次冒险的文字旅行,不幸的是,通过诗歌的阅读体验以及幻想中的浮光掠影试图走进一个真实的陈东东,谈何容易啊!
自从访谈的提纲发给陈先生后,我一直希望这位神秘的写作者能够“显声”。总是在不经意中,捕捉着他的踪影,并偶尔催促一下。可他一直行走于各地,参加这样或那样的活动,疲倦总是有的,没想到一回到上海,还得赶紧为我“答题”,倒是难为他了。
在此,我不知道该如何向陈先生说一些歉意的话呢?
但是这样的对话总是有益的。至少真实地记录了诗人的一段心灵历程,即使有些问题被我一再提起,即使陈先生不厌其烦地作了同样的回答,但话语的历史印迹却再次得到了涂改与覆盖。
我想,这就是对话的意义。一切都是旧的,一切却又是新的。
“对所有人不满,对自己也不满……”。这就是一个用音乐和心灵写作的人,一个边写边扔,把一切交给读者去保管的人——
陈东东,在我看来永远是个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