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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家张晓刚的创作危机(2)

2012-08-27 19:52 来源:中国网 阅读
  很少有画家能比张晓刚更好地代表中国美术的繁荣。

  他在特殊年代长大,因创作了给人深刻印象的身着中山装、头戴旧军帽的全家福画像而成名。张晓刚是一个精英画家群体中的一员──这个群体还包括方力钧、曾梵志、杨少斌和岳敏君在内。中国的政界领导层曾经无人过问他们,但是现在他们却被作为文化成功的范例而得到褒奖。在上世纪80年代末苏联现实主义还占主导地位的时期,他们开始尝试现代主义、表现主义和波普(Pop)风格的绘画。最后,他们大力促成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讨论,话题是新时代中国艺术应该如何定位。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这些画家的要价和声誉也跟着高歌猛进。电影导演张扬说,如今,这些画家“在中国的知名度超过了大多数电影明星。”

  张晓刚的朋友们说,他对自己的名人身份一直都感到不太自在。他不穿名牌服装,喜欢牛仔服和匡威(Converse)帆布运动鞋。据他本人所言,他多年前开始过度饮酒的原因是喝酒可以让他摆脱口腆的天性。

  5月,张晓刚坐在可以俯瞰香港会展中心(Hong Kong Convention and Exhibition Centre)的一家酒店里,会展中心此时已是香港当代艺术的重要展会──香港艺博会(Art HK)──的展览场馆。他俯视着人群说,“你得施展想象力才能想象得出以前是什么样子。”

  凡是到访张晓刚北京工作室的人都可能会注意到他的“点子板”,这块面大小的板子上全是他为获取灵感而钉在上面的东西──从他敬仰的艺术家的照片(比如弗兰兹 卡夫卡(Franz Kafka),歌手西尼德奥康娜(Sinead O'Connor))到电影票存根以及他在昆明的第一间一室公寓的照片,1958年他出生于位于中国西南云南省的昆明。

  张晓刚艺术创作的核心主题是记忆──我们选择回首、忘却或者扭曲的东西。1966年,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一场长达10年时间旨在消灭所有旧有及外来事物的运动。此时张晓刚八岁,和家人一起生活在中国西南的成都。学校都停课了,他的父母被送到不同的干校去接受“再教育”,留下他和他的三个弟弟,他们的生活基本上只能自己来料理。他们的母亲(后来被诊断出患有精神分裂症)给他们留下了铅笔和一大捆纸,让他们在感到无聊或想要出去游荡的时候就在纸上涂鸦。

  最终,张晓刚和一位曾经当过美术老师的人交上了朋友,这位老师教了他水彩画的基本功。17岁那年,当政府分配他到一个山区再教育农场去种土豆和小麦时,他带上了纸和笔。两年期满的时候,一名地方党政官员把他从地里抽调出来负责革命标语的绘制。他说,“艺术帮助我摆脱了痛苦的境遇。”

  1994年,张晓刚在他的重庆工作室。

  当中国的大学1977年恢复招生的时候,张晓刚是全省仅有的两名被位于重庆的四川美术学院(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录取的学生之一,他比其他20名同班同学年轻10岁。在那里,他第一次看到了西方艺术的影像──文森特梵高(Vincent van Gogh)、保罗 高更(Paul Gauguin)、现代抽象主义画家──还有苏联现实主义画家。他说,“那感觉就像从地狱走进了天堂。”

  然而,毕业后,他有10年时间是在小心翼翼的生活和创作中度过的。他在成都与一名性格外向的女人结了婚,她喜欢摇滚乐,后来开了间酒吧。白天,他在自己的母校教美术,晚上则饮酒贪杯。他母亲的精神病恶化了。26岁的时候,他得了胃出血,住了两个月的医院。

  纽约中国中心(China Center)的艺术总监翁菱1986年在重庆与张晓刚会面。她说,他是“一名激愤的艺术家,写了很多诗,画的画就像一曲曲悲歌。”冷林当时是一名学习艺术史的学生,后来成了张晓刚在佩斯画廊的经纪人。他也曾参观过张晓刚在那一时期画作的展览,他说张晓刚那时主要画的是身着托加式长袍的人物,四周是异教、基督教及佛教信仰的标志符号。冷林说,“他在与欧洲较劲。”

  1989年,张晓刚画了一位坐在希腊神话中的遗忘之河“忘川”(Lethe)河岸的红色女人。几个月后,他目睹了天安门广场的学生抗议运动。就在那时,他决定放弃他一直探求的西方主题,去寻觅一条可以捕捉中国集体身份特征的途径。

  他在一个空饼干盒里找到了他要的东西。1992年,在结束他的首次欧洲之旅以后,张晓刚去看望父母。他留意到母亲把一批黑白家庭照片装进了一个吃剩的饼干盒子里。他在翻看这些照片时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见过自己婴幼儿时期以及父母更有朝气的年轻时代的照片。此时的他刚刚当上父亲,而他却感觉与照片上不太熟悉的面孔之间关系更加密切,后来证明正是这件事让他产生了顿悟:之后的中国也是一个不睦的大家庭。

  在全世界对中国艺术品的需求高涨之时,中国在世画家中身价最高的张晓刚却在和自己脆弱的健康状况作斗争。但同时,他又开始了新的艺术探求。他开始从朋友、甚至小贩那里收集家庭合照,一张一两块钱。一些共同特征开始浮出水面:这些家庭人物鲜有笑容,他们单调的表情和工人式的装扮与他所研究过的西方数个世纪强调感官刺激的肖像画相去甚远。如果说有什么感官刺激的话,他们的禁欲主义表情能唤起人们对描写明代将士的画卷的回忆。随后他开始了一系列的大家庭绘画创作。由于张晓刚的一个弟弟患有眼疾,他画中的男孩经常都是斗鸡眼。他也开始在他画作上的人物之间画上红线,他将自己的这些画作命名为“血缘”(Bloodlines)。

  1994年,他将几幅画送交给香港的艺术品经纪人张颂仁,张颂仁在回信中写道,“这些画是你给我的作品中最优秀的,再接再厉。”

  瑞士收藏家希克也是在这段时间到成都拜访了张晓刚。他立刻定制了一幅打算挂在餐厅的“血缘”作品。希克说他意识到这一系列的画作会大获成功,因为每次他举办宴会,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客人都被这幅画吸引,对其着迷。希克说,“在创作那些作品之后,他已登上成功之巅。突然之间,他成了代表中国的新面孔。”

  1995年,张晓刚受邀参加威尼斯国际艺术双年展(Venice Biennale),展出他的“血缘”系列作品。第二年秋天,中贸圣佳拍卖公司(Sungari Auctions)在中国大陆组织了首次当代中国艺术品拍卖会,张晓刚的一幅“血缘”作品被用作拍卖目录的封面,这幅画以几百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艺术品经纪人,后来又被比利时收藏家、食品业大佬盖伊尤伦斯(Guy Ullens)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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