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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震云:我的话和林彪意思不同,一万句顶一句

2012-09-29 00:54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孙红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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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年,刘震云出版小说《我叫刘跃进》时接受本报独家专访,占去我们四个整版。该聊爽了吧?没有。这一结论,是在他马上又要推出新小说《一句顶一万句》之际,我们又坐在一起说起话来后得到的。

  下面的文字是对这次谈话的不完全记录。这里的每一句都和小说里的一万句有关联但不交叉。而且,就算你还没读过这部小说也不要紧,刘老师干的就是 “语言煽动”的活计。当然,从数量上,这里的一句要顶小说里的一万句,那肯定是冒了。

  就是说句知心话

  记:去年我们聊《我叫刘跃进》的时候,你说了不少,今天聊《一句顶一万句》,你不会一句话就全说完吧?《一句顶一万句》你说的什么?

  刘:两个杀人犯。一个人特别想找到另一个人。找他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想告诉他一句知心的话。

  记:是先杀了人,然后想找另一个人说句知心话?

  刘:不是真杀人。在生活中真杀了人,就成了特殊群体。人物身份的特殊性,在作品中是最忌讳的。我说的是心里杀人。

  记:心里杀人?

  刘:如果从心里去考量,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杀”过许多人。“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这人如行尸走肉。”“那人,早该毙了他!”“我恨死你了!”或干脆:“去死吧!”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在心里杀人了。比这些更可怕的是,许多人在心里还杀死过自己的亲人,如《一句顶一万句》中的主人公,杨百顺和牛爱国。

  记:就是这类话一句顶一万句?“一句顶一万句”,这是林彪说过的话,怎么好拿它当作品的名字?

  刘:林彪说这话的时候是1966年,时隔43年,我今天说这句话,跟林先生是话同意不同。他指向的是政治,我指向的是生活。他说的是句恭维话,为了恭维毛主席,我这部作品中的人物,皆是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喊丧的、染布的、开饭铺的,还有提刀上路杀人的……我对他们说的,是一句知心话。或者,我把大人物之间虚与委蛇的恭维话,转成对身边朋友的饱含深情的话。

  记:你指的是情感的层面?

  刘:就算是理性的层面,“一句顶一万句”,也不是林副主席和我的发明,这意思古来有之,已被人说过几千年。譬如讲:“一智能破千年愚”,“一语定乾坤”,说的都是“一智”、“一语”的重要。还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十年书读下来,能读到多少话?但不如十年后一席话来得重要。一是说这席话如醍醐灌顶,二是说起码有十年白活了,学来的,每天说的,全是废话。

  不但是一个人,就是放到许多民族头上,几十年说的,是不是全是废话?

  就是放到今天,“一句”、“一万句”和“顶”字,也是我们每天运用的。在网上放一帖子,马上有人来“顶”,有人“顶”的是好话,有人“顶”的是坏话。不过是一万句“顶”一句罢了。

  跟“知识分子”不是一类人

  记:我们不在书名的意义上纠缠了,反正你起的书名,都够怪的,什么“一地鸡毛”、“一腔废话”、“温故一九四二”、“我叫刘跃进”,都不按常理出牌;特别是故乡系列,故乡之“天下黄花”、“相处流传”、“面和花朵”,初看上去让人一头雾水。

  刘:“一句顶一万句”算是明白的吧?我总想,相对于书的内容,书的名字应该是一块冰,掉到水里也就是书的内容里,能融化,而不是一块石头,在水里还是石头。可能我想到了,一直没做好,没找到那一句,还淹没在一万句里头,对不起大家。

  记:书中的两个主人公,杨百顺和牛爱国,头上都戴着“绿帽子”。如果说杀人犯是心里杀人,“绿帽子”可是实实在在,算不算一种特殊的标志?

  刘:“绿帽子”和“杀人”可不一样。清平世界,朗朗乾坤,杀人是一种偶然;如果每天满街在杀人,肯定是起了战争;但每天街上“绿帽子”满天飞,大家却习以为常。再说,杨百顺和牛爱国戴“绿帽子”,原因并不在杨百顺和牛爱国身上,而是他们的老婆出了问题。但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接着再往下探讨,杨百顺和牛爱国发现,“绿帽子”只是个表象,看似是男女间的事,根子却不在这里,而是因为他们跟他们的老婆之间没话,老婆与给他戴“绿帽子”的人,倒能说到一起。偷汉子的女人和奸夫,话语如滔滔江水。说了一夜,还不停歇:“咱再说些别的?”“说些别的就说些别的。”从有话无话的角度讲,给他戴“绿帽子”的两个人,做得倒是对的。自己的“绿帽子”,原来是自个儿缝制的。当他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从腰里拔出刀子,又掖了回去。这是他们与武大他兄弟等人的区别。也是他们离开故土和亲族,出门流浪和漂泊的原因。

  记:你是在给西门庆和“第三者”平反吧?

  刘:角度不一样啊。一个是性的角度,一个是话的角度。性是形而下的,话是形而上的;找性容易,找话就难了。俗话说得好,一个人找另一个人难,一句话找另一句话更难。流浪和漂泊也分两种,一种是离开故土和亲族,从熟悉的地方,到陌生的地方去;一种是从熟悉的“精神”,到陌生的“精神”去。

  记:精神的流浪和漂泊?在其他作品中,精神的流浪和漂泊是一种高级的精神活动,大都发生在知识分子身上,而你作品中的人物,皆是些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喊丧的、染布的、开饭铺的,他们无一例外,精神上也都在流浪和漂泊。你这种高级“精神”与低等“身份”的巨大转移,出于什么动机?

  刘:原因很简单,我不认为我这些父老乡亲,仅仅因为卖豆腐、剃头、杀猪、贩驴、喊丧、染布和开饭铺,就没有高级的精神活动。恰恰相反,正因为他们从事的职业活动特别“低等”,他们的精神活动就越是活跃和剧烈,也更加高级。还有,“知识分子”的概念如何界定?读了几本书,就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但要“知”,还得有“识”,得对这个世界有新的发现。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不过是“知道分子”罢了。有时候读他们十年书,还不如听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喊丧的、染布的、开饭铺的一席话呢。“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我说的还有这层差别。

  表达这种精神的流浪和漂泊,我除了要“愤怒”和“反动”一下“身份”,还想“反动”一下“时间”。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精神的流浪和漂泊,发生在特殊时期,或因政治因素,或因宗教因素,或因社会因素,或是前三者导致的极而言之的战争时期,总之是特殊时期,如《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霍乱时期的爱情》、《哈扎尔辞典》、《我的名字叫红》等。但我认为,这些时期会发生,普通的日常生活,更容易发生。磨豆腐的时候,破竹子的时候,染布的时候,剃头的时候,去杀猪的路上,亲人死去亲人的哭声中,他们剧烈的精神流浪和漂泊,早已使他们变成了另一个人。

  记:这是一个角度问题?

  刘:不仅是角度问题,还有态度问题。因为许多作家,特别是中国作家,也假装是“知识分子”,他们一写到劳动大众,主要是写他们的愚昧和无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百十来年没变过。采取的姿态是俯视,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就像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场慰问演出。或者恰恰相反,他把脓包挑开让人看,就好像街头的暴力乞讨者,把匕首扎到手臂上,血落在脚下的尘土里,引人注意。除了这种描写特别表象外,我还怀疑这些人的写作动机。一个站在河岸上的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一个钓鱼的人,怎能体会一条鱼的精神流浪和漂泊?他关心的不是鱼,而是他自己和他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找人没有问题,但想找到相互知心的话就难了。更大的问题在于,他们认为重要和强调的事情,我舅舅和我的表哥认为并不重要;他们忽略和从没想到的事情,却支撑着我亲人们的日日夜夜。他们与街头暴力乞讨者不同的是,乞讨者把匕首扎到了自己身上,他们把刀子扎到了别人身上。

  记:你的意思,你打破了这种“知识分子”的写作?

  刘:如果这不是嘲讽的话,我还真准备接受。我跟这些“知识分子”,不是一类人。

  杀人

  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杀”过许多人。“有的人活着却已经死了……”“这人如行尸走肉。”“那人,早该毙了他!”“我恨死你了!”或干脆:“去死吧!”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在心里杀人了。

  绿帽子

  自己的“绿帽子”,原来是自个儿缝制的。

  知识分子

  读了几本书,就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不但要“知”,还得有“识”,得对这个世界有新的发现。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不过是“知道分子”罢了。

  一句顶一万句

  我把大人物之间虚与委蛇的恭维话,转成对身边朋友的饱含深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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