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赵本山连文明的面具也撕破了，携同他的徒弟上演了文明社会里的一幕丑剧。《不差钱》意在讥讽和挖苦农民，从农民的身上榨出供他使用的笑料，然而讥讽者未能笑倒农民，反而暴露了自己灵魂的丑陋。剧中的主演一个是这位远离农民的伪农民代表，另一个则是时代精神阳萎的化身。一唱一合之中倾泄了自己的动物本能和原始需求，要知道，他们原本是想把这盆脏水泼到农民的头上。
九十年代以来，作为伪道德主义者早已和集权主义进行了利益捆绑，因此，赵本山的伪农民情怀早已黔驴技穷。与其遮遮掩掩，倒不如原形毕露。小沈阳的隔代出炉并未能使其脱胎换骨，只是两种形式的伪道德“二人转”而已。这种形式的更替效果恰恰利用了捧客的形式停留水平，在污染自然正道的途中，煽情了从众对于基本正义的吞噬。也许更多的清醒者困惑于小沈阳的一夜走红，如此精神扭曲、灵魂干瘪、自阉取宠的拙技怎么吸引了那么多的半夜敲门声？这正说明鲁迅曾经痛揭的族性丑陋文化还远没有谢幕，在一定的体制结构和气候条件下会重新放大。赵本山正是继承了族性文化中虚伪的阴暗，并长期把这种阴暗隐藏在他制造给观众中的虚假笑声中。小沈阳则把这种阴暗进行了范式转换，看似“自我批评”，实则他守住了“自身利益”的批评底线。也就是那盆脏水在人们的哄堂大笑中连同单边道德实践又全部泼了回去，自己的身上依旧保留了那套干净的自我缝制的“苏格兰衣裙”。
在这剧丑陋的表演中，农民成为了他们的恶邻。农民的苦难只是他们上台表演、展览的道具，并且进行了恶意的扭曲。于是让这农民的苦难永远匍匐在黑暗中，展览出来的则是对于这种苦难的嘲讽。在此，伪农民表演者集中了人性中所有深刻的黑暗，毅然决然地对真正的农民痛下毒手、毫不留情。从而抽打了由于体制结构、权力凌侮横加给农民的痛苦和呻吟，剥光了劳动者的生存尊严。因为伪农民表演者撕下了文化的尊严，他认为也正好可以践踏农民的尊严。在一片踩踏声中可以换取轻浮的掌声，从而与权力文化保持一致的谐振。这种丑陋中并不是对于农民苦难的消解，而是与人类的真正价值取向针锋相对，对权势的摇尾乞赏。
中国农民的苦难是众所周知的，农民的苦难并非来自自身的智力和能力缺陷，也并非拥有本山文化们所泼去的虚伪脏水。而是国家利益和体制利益让他们为试错的道路买单，他们的命运早已不是自己的命运，他们的利益也早已不是自己的利益。任何了解这种命运真相的艺术都会使自己的灵魂颤抖，都会发出对于正义、良善表达缺失的歉疚。今天《不差钱》里的伪农民也根本不是农民的真正代表，只是趋炎者的趋炎想象而已。也许本山文化是想在城市文化与农民文化之间撕开一条缝隙，借此让我们看到二元文化冲突所形成的道德紧张。然而，本山文化的思维定式是居高临下的，并未在农民的立场上发言。所以我拒绝承认其中的任何善意。这是《不差钱》作为本山文化的杰出代表带给我们的道德绝望，其中没有灵魂的基本底线，只有本山文化的利益立场。
从近日媒体报道的小沈阳的剧外行为来看，小沈阳生活行为中的灵魂贫困与剧中极为合拍。一夜走红之后，由于身价倍增，日进斗金、风光无限。如果说轻狂的言论可作为涉世经验欠缺的常规理解之外，那么掷百万金为父母购买豪宅可为灵魂中没有底气的经典形式。由于经过了人上人的“奋斗”历程，如果说衣锦还乡是一种报复文化的衣钵传承的话，为祖宅改换门面又是千年腐朽文化的垂而不死。看来，本山文化里也只有一个维度，只有物质利益的夺取，没有灵魂的恪守和自省。任何“功成名就”的更高目的也只是物质的占有，灵魂的宁静与淘洗与他们无关。他们的灵魂里根本没有另一个维度，灵魂的狭窄也无法容得下我们更广阔的批评。
这一点上，他们的灵魂远远不如真正的农民，虽然农民生活在本不属于自己的苦难中。但真正的农民的灵魂还有着更广阔的精神维度，因此，他们才能在贫困的土地上歌唱。因为他们坚信明天的太阳照常升起。本山文化真正的丑陋不在于他们的灵魂比农民干瘪，而在于他们认为他们的追求便是农民的追求，他们的目标便是农民的目标。在他们看来，历经残喘苟活成为“人上人”之后，能够进入“星光大道”是他们的“奋斗”终极，能够在苏格兰餐厅一掷万金才是人的体面。而恰恰相反的是那些被本山们梦寐以求的“星光大道”并不一定就是农民的梦想，他们日夜不择手段的追求也不一定就能让农民们稀罕。楚王以拥有一国为荣，而庄子更愿意做一只拖泥带水的野龟。也就是认为一只腐鼠为美食者往往认为别人也会抢夺他的腐鼠。
的确，本山们已《不差钱》，是时代的文化畸变和价值错位为他们完成了利益积累。本山文化是这个时代的超级丑陋与“秋雨含泪”的异曲同工，他们如同有的经济学家一样，“天生就是为富人服务的”。而本山与秋雨又同时为权势服务的。只是在今天，当他们踩踏尊严时，恰恰还有尊严为他们鼓掌。
本来，小品艺术是一种趣味化的语言艺术，在揭露秩序、抗衡权势之中设防强制的正义，是一种温和的秩序建议和价值指向。它的基础应该是大众的芸芸肉身，而不应该是某些精英的生存傲慢。只是太多的时候，我们习惯了精英的傲慢，用我们的宽容喂养了这种不断扩张中的傲慢，致使错乱了价值秩序。在后春晚时代，《不差钱》应该是砸向民众最后的精神羞辱，因为一个不断成长中的公民社会正在构筑权利的界碑。否则，只有本山们永居的“星光大道”，农民们只能永远为他们的丑陋买单。
2009年2月15日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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