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锐才
播散意味着“空无”，它不能定义。
——德里达《多重立场》
虚空的空虚一直要保持为虚空！
——夏可君，《幻像与生命——庄子的变异书写》
每一个事物之为“非—物”，每一个生命通过“无（nihilo， sans）”来创造，这个“无”即是敞开的空间和通道。
——夏可君，《幻像与生命——庄子的变异书写》
面对一个作品（或者文本），可读的和不可读的，可读和不可读之间的，例如索莱尔的《数字》，德里达的《播散》，夏可君的《幻像与生命》，你的位置在什么地方？你的位置在文本中还是在作品前？你是一个矜持地保持距离的观看者还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局内人？你果真能清醒冷静地“面对”文本，将其看作一个客体，还是“你”仅仅只是文本的一个暂时效果？一页四方形的文本，是传统舞台仅仅显示给你的一个面吗？你所看到的只有可能性的幻觉（/幻象）和戏剧，而无法打破这个幻象去“感通”和“触感”幻像？有什么东西可以标识着你的位置呢，标题，第一句话，章节还是纸质文本（书本）坚固安全的物质结构？假如所有这些稳定的东西——如同无法更改的纸质印刷文本，任何更改都留下了痕迹，有一天变得不那么稳定和可靠——例如正在书写的电子文档，永远在浮动和变异中而又抹去了自身的痕迹，那么，这些印刷文明以及在其隐喻基础上所建立的理性王国果真一夜间倾覆？这些印刷文明的历史和文学的历史紧紧结合在一起，与之密切相连的是主体、民主、自由的资产阶级价值观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一系列文学建制。对于其中的某些习以为常的概念，某些在这些概念的反映、再现和重复中所进行的文学经验和文学行动，我们已经不再陌生，它包括：作品、作者、读者、主体、客体、中心、主题等等。在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尤其在太凯尔(Tel Quel)的遗产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些标签遭到激烈的挑战、冲击和颠覆。各种事物的终结，如作家、主体、人、作品，等等，都属于那段“历史”的专利。如果在这个技术时代继续谈论文学的终结，那么，这是否落入德里达在批评“历史终结”中指出的“脚注”之窘困和迟缓的副产品呢？ [1]
实际上，从作品到文本的历史，以及文本在命名上的策略和隐喻的色彩，已经在自身上铭写了关于文本理论的可能性。将作品和文本分割，不纯粹是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区分，它自身涂满了各种理论革命性的诉求。文本（Text），作为一种编织的网络（系统？），预示了某种既然复合又分离，既然漂浮又凝聚，既断裂又关联，既是无限又能切割的可能性。一方面，它由某种材料编织而成，这种材料既是可见，例如书写物、词语、文字、符号、图像；也可以是不可见，如延异、差异、踪迹、空白；既是可感也是不可感的。它本身的含混事实上不必要过多的界定，因为恰恰是这种丰富的含糊和裂缝，给予了它强大的收容能力和方法的普适性；另外一方面，它是一张网络，一张彼此指涉，互相交织的网络。至于在文本的材料之间,这些让他们之间互相关联的东西是什么（意义？空隔？能指？差异？意指？）、这些材料和文本外部还是内部相关联、这种网络的闭合性和开放性，等等，已无足轻重。因为这些关联物，这种网络（网状）的结构，才是关键所在。它在理论的想象力中已经播散了某些超越了线性（考古学、历史学、目的论、末世学、形而上）的种子。因此，有关这张网络的所有权、起点、终点、主体和客体在网络中的可能性效果和作用等等，必然成为文本思考的集合点。
文本开垦了一片让文本自我嬉戏的处女地。它切断了传统所认为的文本外部的意义源泉的根源，如作家、作者、作家的心理、生活空间、历史等。这些东西受到“版权”、“私有制”、“所有权”、“大写的历史”的一系列狭义经济学所庇护。起家于语言学、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文本为自身内部的自足和不足的空间找到了清晰的证据。尽管如此，在它从作品中截然断裂开来的时刻，也是其理论诉求最为强烈的时刻。这是它的悖论之处。它使得自身不受任何“父亲性”（作者、心理生活传记）的东西所污染，取消了自身丑闻般的背景，让自身腾空出世如同处女一样圣洁。而另外一方面，它本身的纯洁性在某种意义上开放给更多改头换面的“父亲性”的东西所污染。这是任何文本所必须面临的绝境。
没有开端的开端
文本的开端，是一个切口，也是一个回音，它有可能超越本源的东西，如“真实”、“原创”、“真理”和“再现”。这是形而上的幻觉，没有任何开端是中立的，正如“没有什么先于文本，任何的前文本（pretext）都是一个文本。因为，没有一个专属的、单一的、在场的起源”。[2] 第一次已被污染，源头已丧失；任何基于根源和派生，简单和重复，第一和第二，等等，都失去了其相关性。所有开端，都是在踪迹的后面，而踪迹却不是基础、起源和根本。对于德里达，文本和文本之间的关系除了移植、转移、嫁接、借用再也没有什么。一个文本本身已经蕴含了其它文本的可能性，一个文本同时又属于另外一个文本中植入的东西。截然出现的东西，例如历史、共时性、开端、空白等等，都是不存在的。播散和延异渗透到所有坚固而稳定的基础之下。“因此，文本不再是一个已完成的躯体，不是被一本书或书边空白所包围的内容。它是一个差异的网状结构，是由各种踪迹编织而成的织品，这织品不停地指向其自身之外的东西，指向其它起区分作用的踪迹” [3]。文本已不是一个习以为常的统一体，这些东西包括“一个作品的开端和结尾、一个完整统一的躯体、题目、签名、指向外在的参考框架，等等。”[4]
如果说，任何的开端都是不可能的。那么是什么打开了文本？《播散》第一部分的第一章节命名为Le déclenchement（the trigger），扳机。这个开端并非开端，它是一个伪装的开端，一种本源性、处女性和纯洁性已经无法返回的开端，一个不可能开端的开端。在这个开端的之前，开端已经在开端；或者说，任何开端已经在开端之后。恰恰是因为开端的不可能，为开端打开了开端的空间。Trigger 是开端的可能性条件，也是不可能性条件。它处于“之间”的位置上，它就是解构书写所需要铭刻的“间隔”。在开端的地方，难道那些作品的幽灵，那些既不是签名，也不是“风格”的作品的幽灵不会重新返回吗？伪装（feign），作为动词，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是一种技艺和创造，一种重复中所蕴含的差异性。
Déclenchement，作为名词，它是激发、参与和终止文本装置一系列运动的部件，它在文本中暂时性给予读者的可能（读）性空间。它既是开启也是限制，既给予了读者空间也让读者失去了空间。任何的开启的可能性条件同时也是开启的不可能性条件。这是trigger的绝境（aporia）。一方面，任何的文本、作品都等待被阅读，被翻译，在阅读和翻译中延长和恢复其活生生的生命的状态。这是任何作品和文本的欲望，它在需要被满足的地方已经亏欠了读者。然而，任何文本和作品，总是在拒绝读者，企图把自身的所有权取回。德里达在第一章的标题下有意将déclenchement的动词déclencher解释标出。去开启，也意味着去说（to speak），在“被听见-说话”的自恋过程中将“主体性”或“自为”的东西幻觉般占有。于是，在场的形而上学，活生生的言说的语音中心主义又重新被招引回来。 “to speak”，是开启文本装置的后的效果，它给予了文本和文本重复中可辨认自身的部分，也在这种“重复的自动性”中播下了死亡的种子。它和再现、反映、在场的暴力、镜子紧密相连。作为一个镜子，它是文本可读的可能性，是四方形舞台展示给观众的戏剧和幻象的一面。它的存在同时也将粉碎镜子的冲动赋予了文本，这是形而上的重新占有在场的冲动。
Trigger没有固定的位置，没有固定的形状，它于在场和不在场之间。相反，在传统的阅读和写作方式中，trigger被限定了一个稳定的根基，文章之所以是文章，文章之所以是可读的标记，它是标题、签名、引语、托词、签名、再现，以及作品的格式、常规等等。实际上trigger则更加隐蔽，它是任何重复可能性中可辨认和不可辨认的部分，不论是是欲望的、身体的、文本的、符号的、意图的，等等，它是网络交接中的任何一个点和位置。阅读和写作，于是在这样的风险之间进行。因此，文本的开端既是开端也不是开端。
阅读的可能性来自重复。阅读的每一次都是最后的一次，每一次阅读，也总在第一次之前。这是“重复与差异”的奇特体验！在文本体验中，随着字里行间的推进，你收集和积累了事件的各种信息。与此同时，你所收集的已不是事件，因为事件的可能意义正在于其唯一性。在阅读和书写中，事件不断地分化、繁殖、播散、不可数。在播散和变异中，它显现自身也遮掩自身。正因为重复，事件在第一次才能够形成一个故事；但它的第一次已经发生了许多次。于是一个故事，它被打开，仅仅在于它的第一次，同时也是无数次。这种重复性产生的差异性同时也是它的唯一性、余出性，不可数性，它激发出“数字”。
Trigger，撬开了话语的牙齿，让话语的面目去说话，伪造一个正面的暴露，一个面对面的察看；另一方面，它的重复性造就了可变性的，将其塞进了“平方根”中，使其生成超级数目(supernumerary)。对于德里达，这些“重复与差异”的东西正是引用（quotation）和循环（recurrence）。它给予文本把握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于是，这台沉默的文本装置才可以阅读、解码、评论、书写和记忆。
在这里，并不存在诠释学意义上的视野融合，阅读和书写，是一次次播散、位移、分离的冒险。每次阅读，都是从“这次而又是最后一次”。文本总是如此地显现，但每次阅读都是最后的一次，它不意味着唯一的最后的完成，任何一次阅读都不是“末世论”（eschatology）意义上的完成。它意味着一次位移和播散，意味着一个打开包含于重复系统的一个裂口。这是扳机所打开的空间。这种阅读，总是位于两个文本纠缠之间。它既不在内面，也不在外面，它在两个文本之间。一个是“原来的文本”，它是一块不完美的“再现”的镜子，它不完美是因为在场的失败，它给予了某种在再现和重复的陌生和差异。这块不完美的屏幕，没有它就没有写作，它是写作和阅读过程中所描述的工具，写作的过程就被其所写反射。而另外的文本，在重复所萌生的解放空间中酝酿。它不断在生成、嫁接和位移中，它是无法征服的怪物和狂想，德里达用了chimera一词来形容。去阅读，等于激发一种独特的文本体验的场域，文本不再是展示在你面前，而是给你游戏的空间，文本不再是上演什么戏剧，而是你投身在戏剧中，文本不再是表明和再现，而是给你驾驭的幻觉。
阅读、书写，永远已经无法返回自身。“这里或者哪里，我们已觉察出书写中某种非对称的二分，一方面，突显的是书的关闭，另一方面则是文本的开始……关于书写的提问只能在合上了书后开始。那么，记录的快乐游荡就是无归路的。所以，向文本敞开是那种冒险，即那种无保留的耗散。”[5]词语只会牵涉更多的词语，书写、阅读也会带来无尽的书写。这些与文本一起进行的耗散的冒险，将文本从单纯的“认知”的狭义经济学中解救出来。消费、占有、征用文本也只是一种形而上的幻觉。
文本只能一直“有”着，它和时间一样无法被对象化。在文本的体验中，德里达在《播散》一书中频频地提到奇特的“哑剧”和“阴道”的逻辑。在哑剧的操作的原则中，它的表演在一个持续的幻象中，但并没有打破冰层或者镜像。它在模仿和被模仿之间，他摆脱了言说又没有摆脱言说。因此，它建立了一个纯粹的虚构的媒介。文本，如同hymen的奇特的逻辑，它在阅读、书写和沾污无数次后，依旧保持自身的纯洁。
《播散》，是《播散》一书最后的一篇。但作为一本播散的书，作为一本“书本的终结”的书，它很早已经被trigger。在《播散》一书的第一句话中，德里达说：“This （therefore）will not be a book”，这同时也是最后一句。“人们可以把《论文字学》看做是分两部分阐述的长篇论文……并且把《书写与差异》放在它的中间。反过来，人们也可以把《论文字学》嵌入《书写与差异》的中间。”[6]这是一种奇怪的互相镶嵌的几何学法则。而其实，它们又可能只是“评论这种作为《声音与现象》的引语的、对密码迷宫的陈述……”[7]正式这些文本间的相互播散浸染，这些作品之间存在着的一些虚线一样的联系，这些重复与差异、部分大于整体、奇特的类型法、镜子间的相互映照，在某种意义上暂时trigger开德里达文本的可读性和不可读性。
阉割、嫁接和交叉
切口（incision），和开端一样，是一种“技术”。“如同犹太教的改名和割礼对生命的更新；如同基督教的重生和复活的经验；如同中国文化的变化气质，等等……”[8]在文本中可以表现为一系列可见的形式，它是斜杠（bars），连字号（hyphens），破折号（dashes），数字（numerals），句点（periods），引用（quotation）、记号（marks）、空白（blanks）。它同时也是不可见的。它是一个伪装的开端，一个空缺，一种打断。“它是一个虚构的开始，一个错误的进口，一个错误的出口，一种不可计数的数字书写——这些需要让你来重新解读。”[9]在阅读和书写进程中悬挂的任意性和暴力性。它是一种插入，一种随意的挺起，一种决定的刀锋，一种决定的决定，一种决定中的决定和正在进行的决定。它是某种trigger所开启的东西，一个不是开端的开端。因为任何词语，种子，都需要它的位置和它的轨迹，它们是装置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才能引起一系列的位移、活动、变形、和重现，才能在一个位置上增加和剪去新的成员。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阉割，一种假装的仪式，一种在不可能中留出的可能的空白，等待某种勃起，它因此也是阳具威胁：切口和开端，好像从文本的装置中解放出来（例如历史、数字、播散、拓扑学等）实际上在任何时刻都和自身相抵触，在场没有根基。
而实际上，任何阅读和写作的开端，正是这种断然的阉割，没有起点和终点的阉割。这种切口必然也是一种两难。它同时是游戏（game）和光（/light、理性）。它是中空的，给未来腾出了一个位置。对于德里达，它就是在term/germ之间，在deader/steadier之间的一个刀锋。在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勃起，是一种未曾被污染的充实，一种处女一样的连续性和纯洁性，一种未曾切割的东西，同时也是切口的一个的效果。在场仅仅让自身如是在场，通过将自身的过去联系起来；维持在场的东西，恰恰也是维持历史、结构、历史的结构等等的东西，这是形而上学的共谋。在场是一种取消差异的神话话语，它只能通过间接话语，在引号中的引用、讲述和虚构。例如“my life”、“alive”、“living”。在间接的引用中，在切口的作用下，在场没有首次的播种、受精（insemination）。种子、精液（semen）已经在云集（swarming）。它的纯洁性，它的唯一性，它的处女性，很早已经被污染。德里达强调，“首次的播种和受精（insemination）就是播散（dissemination）”[10]，是踪迹（trace），是嫁接（graft），是延异（différance）。它的原本踪迹已经被踪迹化。不论在语言（language），包括话语（discourse）、文本（text）中，还是在真实的播种（seed-sowing）中，每个词（term）就是一个种子（germ），每个种子，也是一个词。而词，作为原子性的因素，同样只是分割、嫁接，繁殖的结果。“只有种子，而没有绝对的词。但每个种子就是它自己的词，在自身中找到词。没有什么比一团（group）种子更早。”[2]
索莱尔的《数字》是一部播散异质性和不连续性的小说，以数字开头的片段在增值自身，书写自身和阅读自身。在这这些数字增值自身，书写自身，阅读自身。引用（quotations）、括号（parentheses）、破折号、删节号（cuts）、数字（figures）和汉字等仅仅是其可见的切口，它是一个播散文本的典范。在这个满布刀伤的文本前，常规的线性阅读是遭到挫折的。切口，属于阅读，也属于写作。对于德里达，阅读也是书写，书写也是阅读。随意在可读和不可读的文本上决定一个开端，随意在一个雪白的纸张上开始一篇文章，如同文章的题目、书名、第一句话，如同一次拓扑学意义上的掷骰子，一次播种和嫁接。切口不是意义，但它空出一个空间，在切口处等待文本嫁接、引入，等待播种和受精，等待意义的发生。播散，就是空，就是一个等待变异、未来和他者进入的通道。没有切口，没有阉割，就没有意义的本身。
“读书之际、不是中辍……乃由于思绪、兴奋、联想翩翩而至，您不曾抬头而读？这般阅读对文亦不尊重，因为它将其切割、亦迷恋，因为它将其恢复，并从中汲取营养……”[11]这是罗兰·巴特的切口，对于他，阅读的极乐，“文之悦（jouissance）”，正是来自这种切口的本身：“身体最动欲之区不就是衣衫的开裂处么？……两件衣裳接触处，两条边线之间，肌肤闪现的时断时续；就是这闪现本身，更确切地说：这忽隐忽现的展呈，令人目迷神离。”[12]我们很快看到，这个将文在切口处“将其恢复”的切口其实也是罗兰·巴特的从“作品到文本”的切口，一个饱受拉康阉割（castration）浸染的切口，一个企图回归到一种符号秩序的切口。罗兰·巴特相信，作品和文本的区别，如同reality到real的区别。文本这个无法靠近的实在界（the real），保证了文本无可穷尽的运作和源源不断的可能性，它为作品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意义的源泉，同时，为宣布“作家的死亡”和读者的诞生，为阅读的任意性和快感留下出色的借口。
这种颠覆，这种打破镜像的冲动，这种将二元对立仅仅颠覆了一次的行为，无论怎样都难以为自己找到一个难以完场的证据。在《S/Z》中，我们不难看到罗兰·巴特的窘迫状态。一方面，在阅读中，不存在真理，只有游戏的真理，只有能指闪烁和自由滑动的游戏，只有让“语言来回穿越身体”，摆脱死去作家、“父亲”的骚扰。这是为什么，在《S/Z》中，Z是被阉割的，抽空的。但是，实际的情形是，作家、父亲常常如同幽灵一样返回、污染文本。正如包德里亚在《诱惑》中说，“我们依旧希望去揭穿秘密，因为我们很难想象它是赤裸的。”[13]所以，在《S/Z》中，我们看到罗兰·巴特的矛盾——五个核心符码（情节、阐释、文化、意素、象征），如同五个阳具一样重新勃起。
在某种意义上，罗兰·巴特缺乏一种彻底的勇气，它并没有将这些“能指”的游戏放在一个“意义丧失”的风险中，所以，文本的形状，在他看来，是星形裂开的，而不是一个中空的“四方形”，一个空的切口。这恰恰是德里达在《播散》区分的“多义”（polysemy）和“播散”，尽管这种区别是微妙的。
Polysemy，意味着意义。它总是在意义的视野内，围绕一个中心发散，在一个固定范围内的繁殖和多样化。至少，它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阅读，没有绝对的裂缝，没有无意义的位移。在polysemy中，“意义在最后将会解码；界限、在场于其丰富的决定性的集合中。” [14]在某种程度上，它就是第四个面的效果，一个戏剧的幻觉。在戏剧再现（represent）的第四个面上，“种子（seed），保存自己，看见自己，包含自己，观察自己。”[11]因此，语义学的（semantic）多义，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种子（seminal）梦想的死亡。”[15]因此，第四个面，也是将死的面，它是中心，一个再现的、控制播散的主宰者。而播撒、数目，作为数字，空白，并没有任何意义，没有在场和所指的内容。它不显现任何东西，不传达任何东西，不再现任何东西，不尝试说任何东西。“种子，精液在播散自身的时候，不再回归自身” [11]，它是父亲的私生子。书写并不是把几条线放进一个单一的词语里面，在这种方式下一个人只要解开这些绳子，结束内容就可以结束阅读。
在另外的意义上，罗兰·巴特忽略了死去作者的灵魂，死者总有回归的一天。德里达在《罗兰·巴特之死》中说道，在哀悼、阅读、评估中，他者的声音已经内在于我，我们如何能够在哀悼中去“说服死亡没有发生，或者一切已经无可挽回，我们被死亡的回归所保护？” [16]作者，签名，作为某种意义的源泉，某种整体和纯粹的东西的连贯性和纯洁性，不是也面临着一种两难的绝境吗？一方面：签名是嗣后义务和本源效果的保证，它依赖于其可重复性：“如果一个行为句（奥斯汀意义上的）不重复自身，不重复某种可以‘代码化’的语言，它能成功吗？”[17]另外一方面，在重复中，也是差异发生的场所：“正是它的同一性，通过颠覆它的正身和单一性，分裂了它的印记。”[18]
在嫁接和移植中，签名的效果无疑更加明显。切口等待嫁接的发生。一方面，切割这种操作，使得铭文中的作者消失，它是一种“阅读—书写”的操作，没有主体和客体的截然对立，只有书写。异质性恰恰就是书写自身：“去书写，等于去嫁接，它们是同一个词。”[19]在文本移植的地方，两个文本互相转移，互相诋毁，互相污染对方的内容。而另外的一方面，每个移植的文本继续回溯到它原本移植的位置，将死去的作者带来，它是幽灵、是某些可以重复和辨认的“风格”，某些“签名的印记”，他们影响新的领地。移植是大数量的移植，在多个地点移植。树状结构最后是没有根基的，如同德勒兹的块茎。嫁接的数目庞大，在数字树和平方根中，任何东西都是一个根部。德里达感慨：“没有什么东西比‘引用’（citation）更合适地促进了运动的发生，以及震动整个文化、历史的根基文本。”
在移植和被移植之间，嫁接和被嫁接、引用和被引用中，我们来到了一种奇特的“类型的法则”，这是部分大于整体的法则。这种“类型的法则：准确地说，它是一种交叉重叠原则，一种混杂原则，一种互相寄生性机制。……它不属于某集合，但同时又参与了该集合，不是该集合的子集但同时优势该集合的函数。集合内部分裂，从而形成一个比整体还大的内口袋。而且这种集合裂口以及子集溢出（子集大于全集）所产生的结果是绝对的，又是无限的。”[20]
引用、嫁接、移植的文本既在文本的内面，也在文本的外面。德里达更形象地说，这是镜子效应：世界包含着镜子，而镜子同样包含着世界。因此，镜子每一个部分都大于整体，但又比自身小。因为没有什么东西限于镜子，因为所有的东西在“引用”的折叠中。这种无人归属的文本交织着，互相打断，如同“踪迹。它实际上已经被复制、回声、镜子所标记，它的在场已是一个踪迹的反映，总是分开（geminated）两部分，每部分都比整体大。因此文本内部的东西总是在文本的外面。文本的里面就是文本的外面。引用的文本和被引用的文本是互惠的污染。德里达指出，任何的“开始”，都是从引用开始的，它是某种镜子似的屏幕。即使是原型、典型（model）也要服从这样的规则。在“引用”中。引用不仅仅是文本内和文本外的关系，也是文本和文本之间的关系。也是批评和文学评论的关系，也是翻译和原文的关系。
于是，我们回到了德里达在《签名、事件、语境》中对“语境”的批判。语境，在某种意义上，是想抵制这种移植的成员，也就是想抵制书写的污染。同时也是想巩固语境的内和外的划分，也是对每个文本相对独特的“合法性’的承认。
切口，对于德里达还有特殊的用意。它播散和变异为一个十字架，一个交叉路口，一个东和西相交的十字。数字“十”，对于德里达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东方的颠覆，它见证了西方控制的幻想和幻想的控制，也是对“三”的循环而完整的批判，它包括俄狄浦斯（Oedipus）， 三位一体(trinity )，辩证法（dialectics）。东方（Est、east），总是在超越了自恋（narcissism）和镜子（mirror）之上去言说。因为转向东方，存在总是将自己现定于自我打叉（crossing-out），作为一个交叉的危机（criss-corssing）将裂缝打开。象形文字的四方形得到德里达的推崇：四方的书写意味着书写填充进去以及一个空白的四方形等待种子，等待移植。Catte，四方、平方，carrefour，十字路的字。它是中空的，它开放了它的面，它不关闭，不可穷尽，相反，留出空白等待意义的插入和生成。“似乎没有哪个文化有中国文化如此对‘xiang（像/象）’敏感——我们的书写文字就是‘象—形’文字的！”[21]汉语思想对法则的超越，对幻像奇妙作用的认识，和德里达产生“共鸣”。
给予文本
在阅读和书写中，身体、生命作为赌注被压在了文本的舞台上。一个血肉之躯，如何承受这些字词交换的重量？表面上，我似乎唤醒了文本，给予了文本生命、在场和意义。但在这个唤醒的问题上，“我”不曾被德里达留给太多的主导权，相反，我只是文本的一个效果，我被文本唤醒，但是这种唤醒总是延迟的，无法彻底在场的。这是书写和阅读的力量，它如同冲洗照片的暗房一样，酝酿着无尽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语言总是先于我自身的自我在场，它比任何意识、任何观众，任何参与者，更加古老。一个句子总是在四面八方等待你，凝视你，观察你、看守你、打量你。”[22]这个句子已经封闭好，在某个角落，等待你打开，以为自己发现了一块处女地（virgin territory）。
文本已先于我而存在，它占领了“我”存在的位置，就像一个观看台移植到我体内一样。“阅读，就是使我们的身体积极活动起来，处于文之符号、一切语言的招引之下，语言来回穿越身体，形成句子之类的波光粼粼的深渊。”[23]德里达用了一个奇特的圆柱（column）来做比喻：这个一个透明的圆柱，它没有“里面”，它中间是空的，在阅读和书写中，在文本装置的运作中，你被拖到了圆柱的里面，圆柱大于你的身体，你淹没在圆柱中，圆柱自动地封闭起来。这个奇特的圆柱，四周都是镜子，它既透明又是反射的。圆柱不是什么东西，它就是播散的通道。巴别塔就是这样的一个文本的圆柱，是一个“生殖器的圆柱”，是男人的生殖器官，“和身体一样大”。它是一个充满“两可”、“两难”（aporia）、“之间”（between-in）的圆柱。书写、抹除、超级数目等等，全部都是“引用”，关于引用效果的必要性的引用话语。这并不仅仅是两片文本效果之间的现象描述，它在文本星群（constellation）一样的迷宫中移动。
镜子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甚至没有什么东西先于镜子而存在。在彻底取消“作者”的做法上，罗兰·巴特实际上犯下了打破镜子的致命错误。镜子自身包含着重复和差异的可能性，它既反射形象，又拒绝从目光从中穿过。这是镜子的两面性。它是两条既相交又平行的直线，是一个“反射和取景”的系统，它使得剩余成为可能——在它的重复和关闭内，解放已经开始酝酿。
身体在圆柱通道上开始了一系列冒险。在阅读和书写中，血肉之躯和文本编织在一起。但文本和生命无法对称。身体无法先于话语、词语、句子、语言。身体，作为一个前主体、前文化和前历史的生命形态，在文本中开始一系列的自我塑造和自我变异。身体不能作为观众，站在文本的对面，也不能在文本的外面。任何的阅读，任何站到文本内面的阅读，都无法逃避书写它。它不是一个已经写成的文本。对于读者，他并非一个观看戏剧的观众，他本身就是戏剧的表演者，将自己的身体和血肉之躯作为赌注放在舞台上。
四方形的舞台，是德里达在《播散》中常用的一个比喻。对于德里达，传统的典型的四方形的舞台，给予观众幻象的一面，就是再现的一面，也是死的一面（dead surface）。它和老式剧场的结构一样死去。在这个舞台的面前，有一条明显的界线，将观众隔离开来。它有一种明显的主体和客体的划分，一种明显的消费和生产的标准。在这个传统的舞台前，观众消费再现和意义，你相信，在单纯的外表上，这些再现，这些舞台上的人是自由的。实际上，它仅仅只是一个效果。“幻觉，正如名字所示，总是戏剧的一个效果。”[24] 漂移、再生、流放、脱节不停地作用。在这个看得见的舞台下面，就是不可见的解码（decipher）和种子（seminal）产品的关系，恰恰是后者组织了它。
舞台的三面体，在其敞开的一面，马上给予你一个拥有深度、再现和反映的感觉。所有给予你结构的必然性的幻觉、错误、遗忘，就是四边体所失去的一边。同样也是这样的页面、银幕等也给予你一个深度的错觉，它们是封闭的。
同样，文本的四方效果（frame）是一种结构性的幻觉。实际上，任何一个结构也无法弥补其空白和缺口的部分。在文本的框架结构中，如同在四方舞台前，会提供一种超验的幻觉。简单来说，它开启了传统的再现的场景。它再现再现本身，它会从一面单一的镜子中反射和解释自己。你不停地被这种结构性的幻觉所迷惑。于是你就可以谈论它，而忽略了它异常的错误，不可理解的位移，反复无常的欲望的偶然性。“舞台，只有被铭刻在‘在此’（in situ）中，舞台才能抹杀了所有可能性的洞悉，才能使得舞台切断了和舞台关联的源泉，从而使舞台成为一个绝对的开端和开始（absolute opening）。任何对不曾经污染的、绝对亲近的在场和自我显示都是一种幻觉的游戏。在任何情况下，当你觉得在导演一部戏剧的时候，你的位置，无一例外的由掷骰子的机会决定。“Trigger，一种释放，一个开端，一个开门的动作，它有一个锁，一个禁止进入的挂锁，以及一个你无法忘记的钥匙。而四方形（cadre、frame），一个四方形的铭写。因此，一个开端在一个四方舞台的开端中可以理解和反射，可以辨认。它是一个特定的镜子，它总在等待你。”[25]
幻觉，就是文本的终极真理，单一的主体。它仅仅只是文本装置(apparatus)的一个结果。它站在我的位置上，它大于我，包含我，它是一个通道，不停地将空间压进时间，将一切坚固的东西打开。而“我”，主体，仅仅只是它组织延异的效果。它可以自我解释，而且理解所有观察者解释的可能性。在《数字》中，“数字”解释自身，它不把来自外面的文本力量拒绝，相反，它通过特定的折叠以及两面相交的内在角度，在有限和无限的解构中调整自身的进化和发展。这些外在的文本，例如评论、阐释、解码，教义等，于是变得可以被理解。“在镜子效应中，文本在发芽（germinate）和变形（deform）。一方面，它可以理解组成、理解其它文本，同样，其它文本也能理解它。”[26]如果伊格尔顿所说，文学是一个滑动的能指，能够填充一切批判的话语的所指，以致得出没有本质是文学的本质，这样的理解未免过于简单和逃避责任。[27] 和罗兰·巴特一样，这种忽略了文本暗室（darkroom）操作的下场，会否在最后的命运上回归到西方的语音中心主义？
德里达指出，在文本中你被拖进了一种奇特的多重在场（plupresent）。一方面，你仿佛在“在场中”，在舞台的面前，你是一个截然的“主体”、“观众”（活生生的，关于活的、读的、说的在场，你的眼睛被固置在经典的场景中）。在你的意识里面，你见证了你面前的东西，见证了面前勃起的东西，正逼向你，变成一个可见的形象，你可以用你的眼睛、耳朵、嘴巴、手见证。这是阅读和写作打开了话语和声音的一种现在正在进行的活生生生的感觉。这是一种给予你控制感和能动性的假象。在另外而一方面，书写的暴力却在重新铭写你。“数字读你、看你和说你。你在读你，看你和说你的过程中。”[28]，在场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死的平面的基础上，它没有任何的基础。于不在场的情况下，你被读、写、看，你被塑造。
这种多重的在场，在某种程度上，摧毁了幻象的、错误的在场自身。制造plupresent的东西，就是对于德里达，它就是到来的话语（attending discourse），一种热切的、不停地介入的他者的话语，一种无法停顿延异操作。它联结了在场的动机，使其暂时地完整；“它是一种辅助性的、救急（boetheia）的话语，一种对言说（speech）的在场的支援，对在场百折不挠的关注。” [29]它是“我”的一种运动，也是文本呼唤“我”的介入，是我的血肉之躯和文本的不可计算的交换，是我暴力的铭刻。我就像一条替换的通道一样运作。于是，“我”并不是唯一的和不可置换的存在，并不是“主体”或者“生命”。“我”只是在生和死，真实和虚构之间移动，在分裂、解体、重构、移位、交织。我只是一种幻觉的功能。“过去不在我们的后面，就在我们的脚底。纸页是白色的，但已经一直别古老的时间所书写，它是白色的。因为它穿过了对已经书写的以往，因为它涂抹去一些文本，在这些文本上，所有被书写的东西已经被书写了。”[30]
“我”是书写的全部力量的作用结果。书写打开了通道，使其前进。“主体”是这个过程的身份（identity）幻觉的产物，这种幻觉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力量。身份不停地位移，转换，脱位，被抛离自身，被书写的力量摧毁。在书写的力量中，“我”和“你”不能做些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忽视这种“暗室”（darkroom）的力量。但同是，这种我也是一个取消在场和剥夺再现的过程。这是一种“替补”、“补充”的力量，是对在场的补充。
在书写中，一种模拟般的幻影的到来是使得我出现延异。它是一种幻像，它会冲淡你。在书写中，任何人都无法控制文本，所做的无非是一种虚假的开端，一种将不完满的在场变成在场。这种操作是徒劳的。这种在场和不在场已经被被书，同时被激发出来。
谁也没有能力占有文本，占有书写和阅读。谁是马克思的合法的儿子？权威、所有权（property）在某种程度上，依旧是一种假装的“到来的话语”，同时作为一个死的面的效果而存在。它在屏幕（screen）后面隐藏着，它就是签名、作者、文本的法，“没有法，就没有文学” [31]
于是，文本变成了这样一种奇怪的不可计算的东西。它是一个礼物，一个不是文本的文本。在阅读和书写中，总“余”出这样一个空间，它是一片白色的纸张，或是一个“圆柱”，一个“切口”，一个四方形的空空的舞台，它等待着生命和身体的进入。阅读和书写开始和身体进行某种不可计算的计算，某种奇特的广义经济学。文本开始了和生命和身体交换历程。学习、阅读、书写，就是从空开始。直觉和梦，直觉和记忆，意识和潜意识，真是和想象，故事和话语等等，等等，都已经被模糊。被舞台所压制的东西，在压制的同时，被激活，变成了游戏的效果。踪迹，踪迹的反映，踪迹的抹除。书写调节了重新的征用，重复它，常常转移它，无止境地繁殖它。在这里，考古学（archeology），末世学（eschatology），阐释学（hermeneutic）、 目的论（teleology）被禁止。“文本从来不开始。”种子（seminal）的方向不是固定的。书写都在消失、退缩、自我抹除，回撤，蜷缩、消费中。在某种意义上，生殖的（phallic）的意义仅仅是种子的一个效果（semic effect）。在阅读中，文本总是新的。它的空白给予播散的变异开放。白色的纸张（virgin paper），是和空白同名的柱子。裂缝也从来不是开端，它总是从前面存在的文本中变形而来。你发现你无止境地指向了无底的，无尽的关联中。
消费文本，这可能吗？在传统的文本观念中，一元主题的书写或解读总是急于将自己固定在限定的意义、文本的主要主旨、甚至是它的主要所指上。但是播散、种子的延异不能被概括成一种精确的概念意义，这是因为它分裂的形式和力量“破除”了语义学的世界。消费（consumption），和播散（dissemination）一样，在文本和文本间。消费，是一次燃烧，但文本并没有化为灰烬，但你关于文本的思考已经化为灰烬。消费文本，只能消费灰烬、踪迹，将光带到不能在场和显现的黑暗。和犯罪或者处女膜（hymen）一样，消费不会真正地发生，它在欲望和满足之间，在穿透前（prepenetration）和穿透后的记忆（remembrance）之间。
在书写和阅读中，文本的深度厚度模式一下子变得无效，也无限。这个深度模式不仍是建立在文本作为一个整体的基础上吗？无限是因为每个层次都会停靠着另外的层次。你在书写，你在书写的时候也在阅读，你就在画中。书写和阅读是同一的。正是这种不停的替换内容的运作，这个画的层次并不是什么显现再现、描述和表达。你画的时候也在抹除，你在抹除的时候也在涂画。你消费的时候也在生产，你生产的时候也在消费。画的层次一下间变得无限，也无尽，没有内在，也没有外在。
哀悼的余音
“7.余外，还剩余什么呢？谁来倾听它的余音？”[32]这些夏可君哀悼的余音。
对于任何一个已经铭写的文本，例如德里达的《播散》，例如《庄子》，例如汉语思想中残余的断简残编，我们都是迟到者。或者说，对于任何一个已经发生的文本，一个在书写不可能之后的增补的书写，我们都是剩余者，这是与完满相对的残余，一种先天的根源的丧失，一种个体生命与生俱来的创伤。摆在面前的文本，似乎存在一个坚固和可触及的外壳，有一个书本一样六面体的代表逻各斯、理性的外形，但实际你对它一无所知。它不是对象，它无法破译，没有任何的完满消费可言。或者说，任何文本都断然地表明自身的不可能，它的不可能性渗入脊髓，在任何一个冠冕堂皇的光鲜外表上纠缠不已。对于罗兰·巴特，在颇为波西米亚的快感阅读中仍旧保持着一种清醒的主体意识。和巴特不同，德里达选择了“书写”，并且拓宽了书写的疆域和可能性。书写，不是次于言说的替补，不是一种仅仅防止记忆衰退的代替品，不再是所指和能治截然分明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语音中心主义/白色人种主义所要贬低的“私生子”；相反，书写是使得它们成为可能的条件。书写，包括阅读、舞蹈、电影、绘画、雕塑等文字，这些如同铭文般的“文字”有着和语音截然不同的无法破解无法分裂的字谜一样的东西。德里达所推崇的书写是一种不断回撤，不断阻挠意义的及时显现的写作方式。正如德里达所创造的“延异”一词一样，一个突兀的a总是推迟意义的及时在场，同时，在书写空间的差异中将其处于可读和不可读的模棱两可的境地。书写的多样性、多重性、差异性、歧义性和播散性在德里达的文本中发挥到极致，每一个文本，在德里达的笔下都演绎成一种新的文体和文本形式。
我们的剩余体验已经太丰富。尤其在汉语思想中，剩余和无余，作为一种文化体验和文化存在方式，已经超越了我们敏感神经可以承载的程度。我们还没有开始就已经丧失了太多。我们忽然失去了感通的心，折断了毛笔和琴瑟，没有了由礼仪展开的身体，甚至连语言也被连根拔起。在开端的困境上，往往徘徊着难以估量的丑闻和挫折。“汉语书写时间来自孔子的这个‘获麟绝笔’：当孔子获得不合时宜出现的‘麟’时，他停止了自己书写的笔。”“这既是个体命定的限度，也是天命的丧失！”。而“天命之迹的消隐，都是书写无法继续的迹象！”[33]
哀悼，夏可君说，是汉语思想开始的情调，也是剩余思想开始的情调。哀悼，也是对于“余下”书写开端的情调。哀悼，打断了主体性之思，从而在向他者敞开的过程中打开了空白的通道和余地。但哀悼之为哀悼，不在于哀悼的不可能吗？哀悼，难道不和“开端”、“切口”、“处女膜”一样，充满了绝境的意味吗？哀悼随时将生命和身体作为赌注压在了哀悼的冒险中。哀悼，本身就是一个失败的过程，哀悼的诗学，就是一种失败的诗学。而这种失败，恰恰是对开端的无法弥补的间隔和裂缝，不纯洁的丑闻的尊重。一方面，哀悼无法逃避自恋的氤氲，它阻止了哀悼的达成，而另外一方面，成功的哀悼恰恰是哀悼失败的标志，因为如果他者完全内化于我，也是哀悼不可能的时刻。哀悼的绝境于是给予了我们游走于他者和自我之间的空间。
如何面对播散，如何面对播散“无”的礼物，如同如何去面对夏可君神秘的“无余”的礼物。没有剩余，一无所剩，空空如也，果然没有什么剩下吗？无余，只是剩下了无，它同样是一个空白的间隔和通道，它为未来、意义的发生以及他者（/它者）腾出了位置。正如“余外，还剩余什么呢？谁来倾听它的余音？”连同前面的数字“7”一样单独成为一个段落，一个小节，总是“余出”，总是无法封死“余地”，总有无尽的“余地”。
任何的书写，都面对着“无余”的绝境。余，既可以是“剩余、残余”，也可以是盈余。“余”的书写，是剩余与多余，同时也是生命之“余—存（/幸存：sur-vivre）”与“出生（余-出：ueber-leben）”的思想。从剩余（surplus）到“盈余”（surplus）的转化——既跳跃——既是生命奇迹的书写！又是汉语馈赠给我们的残剩或残余的思想之一。“余”，就是空白，是思想所还没有思想的，或者剩余之为剩下和余下的，同时也是思想一直在思想中溢出其自身。[34]如同黑格尔的“扬弃”、德里达的“绝境”，“余”充满了悖论和两难的意味，它既是毒药也是良药，既是剩余也是多余。
从“余”这个唯一词出发，夏可君无比卓越地发现了“汉语思想与中国文化生命的秘密：总是通过留有“余地”以及对“剩余生命”的征用来自生生活世界的幻像” [36]。余，避开了仁、道、德、天等大概念，而独辟蹊径，从日常生活中发觉出来，这是夏对汉语思想自身的差异性的敏锐的洞察：“它不是西方的‘一’与‘多’、存在与非存在、真理与错误之间的对立的思想方法，而是多少、浓淡、轻重、缓急、干湿等等的‘生成’或‘生变’式的思考方式。”[35] “余”也是最为善变的“鱼”，从“余”到“鱼”，书写在音乐的跳跃中播散。“余”，可以播散、“变异为西方唯一神论中被拯救的‘剩余者’与‘耶稣弥赛亚’的生命，甚至这个字的发音与所有可能的意义，都播散在文本的字里行间。”[36]从来没有一次汉语书写能够像夏可君一样将播散的精粹发挥到如此极致。《幻像与生命》是一部严肃的哲学书，更是是一件书写的艺术品！它“有着庄子式的虚拟对话，有着汉代墓葬文物上云纹一般的密写术，有着中国书法绘画的心印，有着对柏拉图、《圣经》、维特根斯坦以及海德格尔的西方与改写，有着对文学与哲学、文字与图像、经典文本解释与个体生命时间交错双重解构式书写”。36这是作者在庄子“得鱼而忘荃”的书写要求下，按照庄子三言（重言—寓言—卮言）来回应庄子思想所进行的创发的解释和变异的书写。它既是对德里达书写要求的回应，同时它本身就是一种从残余到盈余的跳跃的可能性书写技艺。
夏可君将“余”这个抽象的概念生命化和个体化。对于任何人，它都可能是幸存者，是剩余者；尤其在汉语思想已经接近残余和无余的困境中，尤其在一个“无余”的时代，生命一直是剩余的生命。只有在剩余之中，才能出现个体生命生命幻像的诉求。敢于从“剩余”到“无余”，这是一次生命彻底的自我倒空，也是将生命回复到生命自身的状态。恰恰是这种“无余”，这种空白的通道，这个间隔，留待他者的闯入，留待未来以及变异的发生。这是从剩余到盈余的转变。“从剩余到盈余”，是生命的奇迹！这是对狭义经济学的超越。生命，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可计算的。
任何生命都无法脱离幻像。我们于是来得夏可君关于“幻像”的疯狂的思想。德里达说，书的六面体，在向我们敞开的一面如同戏剧，像我们呈现在场的幻象，但这很容易重新落入在场的形而上学的陷阱。“在西方一直是一戏剧表演来呈现幻象，戏剧或歌剧就构成西方生命总体性的表现方式。……而在汉语思想则是接着中介——酒或者药——来养育的。”[37]在夏可君看来，象，作为现象，从“物——象”、“语——象”、“大——象”、“形——象”、“幻——象”甚至到疯狂的“无——象”，还是一直在思想的可能性内。而“像”的出现，则是重影，是补余，是粘附着“象”的替补，是不可能之思或思的不可能。“‘像’——并不直接显现，它依附技术化的中介或媒介，只是临时性地以‘迹象’出现，旋即、涂抹自身” [38]幻像“自身”并没有“自身”的存在，它依附于万物，尤其是媒介之物。于是，我们不难看出“幻像”和德里达“延异”、“踪迹”等操作上的异曲同工之处。幻像是一切，又不是一切，它自身的存在，它只是在幻化之中。它生成一切，但是不被生成。因此，幻像不是概念，这个词不是词。幻像一直在变幻、变幻自身，甚至变异自身。因此，这是不可能性的思想和思想的不可能性。
“幻像并不存在，而是‘有’（il y a）”[39]。这是夏可君对海德格尔无人称句“有（es gibt）”的思考的回应。“西方思想不是遗忘了存在，而是遗忘了对‘有（es gibt，il y a）’的思考！……存在也是被给予的之一的礼物，因为也可能给出其他的‘物’，或者给出其他的可能性的‘世界’！甚至不可能的世界！”[40]因此，幻像不能作为一个对象来思考。幻像表现为变异，它可以被“感通”或“触感”。生命不能没有幻像，生命的幻像不可能消除，消除生命的幻像，就是灭绝生命本身。但“如果生命要变异，超越生命本身的限度，那么，必须变异生成，向着他者变异，被他者（/它者）所变异！”[41]。
变异，就是创造，就是书写的本身。“从无的创造，即是从剩余之物极少的物或非物，通过技艺达到盈余，这是生命的技艺！”[42]，“极少的剩余还原——极多的盈余变异，这之间的张力构成了技艺展开的空余场域！”[42] “幻像展开在一个虚空的空余场域——那是通过‘生命肉身’的熬炼，涂抹自身，通过幻象的消除，成为‘残余者’或‘剩余者’，从而倒空自身，成为生命的感性或肉身的存在；——然后，通过跳跃的创造，借助‘技术’——缺少了技术是不可能的！”。[42]而在这个意义上的技术乃是包含生命知道的“技艺”，在生变为它者的幻像之光晕中，成为“盈余者”。在盈余的生命中，是对纯然快乐或痛苦本身的生命经验，这里发生的政治或共通体：是生命的政治，生命的共通体。”[42]
创造，书写，也就是游、游戏、变异，就是通道的打开，是“解—创造”。游就是踪迹。在游中，在创造中，“似像”会到来，它是未来的事件，是事件的唯一性。“游”——即是汉语本身的生命姿态！这是夏可君的发现。游之展开构成了汉语思想的隐秘空间。发现游之游动的踪迹是未来汉语思想的任务！我们将看到另一个中国。一条由剩余者余零余者的生命实践出来的共通体！”[43]在播散的无余中，我们，再次听到哀悼的余音。
结论
总是有无法穷尽的空余，如同播散，为他者、未来、时间的到来让出了位置。播散与污染，不仅仅抹去了一切关于文本稳定性的神话，而且将文本的网络和差异游戏发挥到极致。一方面，是文本、书写，已经播散到生命、身体、图像、文学、哲学、音乐、电影等任何的文化和思想空间，而另外一方面，笼罩文本的形而上概念被摒弃，文本之间的互文性，或者文本和他者（/它者）的关系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任何文本都不是独白，它内部的差异性、他异性等一直更多向他者敞开，它自身的完整统一性以及内在性仅仅是延异的一个效果，是重复和不完美的反映中可以辨认的部分。哀悼，打开了我和他者的关系，它为汉语思想的他者给予了可能的余地。在哀悼的余音中，汉语思想对播散的回应怀着从剩余到盈余的跳跃的美好祈愿，它就是播散的播散。
2008年4月
[1]【法】雅克·德里达.马克思的幽灵.何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81
[2]Jacques Derrida. Dissemination. Tans. By Barbara Johnson. London: The Ahtlone Press,1981. 328
[3] Jacques Derrida. Living On·border lines.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London&Henley: Routledge&Kegan Paul,1979.84
[4] Ibid,p.83
[5]【法】雅克·德里达.书写与差异.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三联书店，2001.526
[6]【法】雅克·德里达.多重立场.佘碧平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5
[7]同上书.p.6
[8]夏可君.幻像与生命——《庄子》的变异书写.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169
[9] Jacques Derrida. Dissemination. Tans. By Barbara Johnson. London: The Ahtlone Press,1981.305
[10] Ibid，p.304
[11]【法】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50
[12]【法】罗兰·巴特.文之悦. 屠友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18
[13] Jean Baudrillard. Seduction. Trans. By Brian Singer. Montreal:New World Perspectives,1990. 181
[14] Jacques Derrida. Dissemination. Tans. By Barbara Johnson. London: The Ahtlone Press,1981.350
15 Ibid,p.351
[16] Jacques Derrida. The work of Mourning.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1.50
[17] Jacques Derrida. Margins of philosophy. Trans. by Alan Bass. The Harvester Press.1982, p.325
[18] Ibid,p.328-329
[19] Jacques Derrida. Dissemination. Tans. By Barbara Johnson. London: The Ahtlone Press,1981.355
[20]【法】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63
[21]夏可君.幻像与生命——《庄子》的变异书写.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170
[22] Jacques Derrida. Dissemination. Tans. By Barbara Johnson. London: The Ahtlone Press,1981.340
[23]【法】罗兰·巴特.S/Z.屠友祥译.第二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53
[24] Jacques Derrida. Dissemination. Tans. By Barbara Johnson. London: The Ahtlone Press,1981. 297
[25] Ibid,p.295
[26] Ibid,p.323
[27] See Terry Eagleton. 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2nd Ed. Blackwell Publishing,1996. 169
[28] Jacques Derrida. Dissemination. Tans. By Barbara Johnson. London: The Ahtlone Press,1981.311
[29] Ibid，p.325
[30] Ibid，p.310
[31]【法】雅克·德里达.文学行动.赵兴国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149
[32]夏可君.幻像与生命——《庄子》的变异书写.上海：学林出版社，2007.179
[33]同上书.4-5
[34]同上书. 6-7
[35]同上书.7
[36]同上书.封底
[37]同上书.158
[38]同上书. 153
[39]同上书.159
[40]同上书.161
[41]同上书. 159
[42]同上书.168-169
[43]同上书.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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