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价值的坍陷，人与精神的本体联系剥离，终于使人在走向现代化的路上，用法律削弱了宗教信仰（西方）和道德心性（中国）。在背靠虚无之时，每个人只能去寻找现世生存之路。 所以无数的精明人已将生存的意义浓缩为一个字——“钱”。于是，诗人自杀在今天显得尤其“不合时宜”。面对价值大面积失衡和精神的抑郁，有人强调要多开办心理咨询所。我以为然，但不仅仅然。因为背靠虚无已不是心理之虚症而是生存之虚症。治表之法绝非上法。
然而，我要说的是，只要我们不背靠虚无，而是面对虚无，超越虚无这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那么，我们在荷尔德林、梵高、海明威这些自杀的天才和海子、戈麦这些自杀的诗人面前垂下我们的头颅时，我们仍要扬起我们的心魂，向那些思考命运并最终击溃虚无的伟人们表示敬意：那处于极度痛苦而最终在菩提下开悟的佛陀没有自杀；伟大的承担命运的苏格拉底也没有自杀；处于极度艰难境遇的帕斯捷尔纳克以一部《日瓦格医生》战胜了死神；而遭受大辱的司马迁以一部《史记》洗尽了耻辱而名垂青史。这些伟人，面对虚无并超越了死亡。
如今，诗人不再是“诗界革命”的领袖，而只以诗行发出“世纪之问”。但这世纪之问只有成为每个个体自身的问题，才会使意义的思考成为个体生存的需要，并成为每个心灵与心灵之间对话的真实依据。诗人也不再是全知全能的先知，他们只是一颗小小的火星，在慵懒平凡或强力竞争的世俗时代，使每个人面对他们那凡中不凡的身影时，获得认同、感动和启迪。
诗人并不是独行者，事实上，诗人有众多的同路人——哲人、思想者、践行者。他们沉默而坚毅，以一种强劲的智慧和毅力，发出生命世界的“意义之问”，同时，身体力行地去解历史之秘。真正诗人个人化的追问和燃烧式的歌唱，耗尽了诗人的全部生命和热情。我坚持这样一种看法，真正的诗人不是那种挪用诗陈旧意象拼贴“快餐诗”却又惦记着拿诺贝尔文学奖的人，也不是那种不断打着低俗化的理论旗帜，一味靠给自己缀上“后什么”的人，更不是以诗人的矫情和罩着诗的光环杀人的人。真正的诗人是渴望进入生命以拯救生命的人，是不以任何时髦词句作为脂粉并避免沦为潮流的附庸的人，是不屈服于命运的法则并在众多灵魂无寓的苦涩中以爱抗击着死亡的人。诗人在非常个人化的诗行中绽放着血泪般的哲思花朵，在炼狱和净界的选择中展示出对新生活的向往。命运对于诗人犹如苦难的铁门，然而，诗人敢用自己的头颅去撞击这扇物欲和理性的铁门。并以其纯个性的体验点燃了某种有普遍性的思考，为解除历史和价值的盲点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视点。
面对虚无，击溃虚无，不要为自杀去寻找依据，而要为自己为他人的诗意生存寻求意义和理由。苦难并不必然使人走向死亡，正如虚无也不必然使人自杀一样。生存是一种生命境遇，更是一种个体态度。
今天的艺术关注本能胜于关注生命存在的诗意方式，也胜于关注自杀事件中背后的意义虚无问题。我只能说，我们必须放长眼量并正视生活，面对苦难中的虚无，呼唤人性的关怀和具有生命激情的作品，使我们面对“死”而更深地体味“生”，并在哲人们智慧赋予意义的作品中，弄明白虚无不会击垮我们，我们不需过多的诗人自杀为虚无作证！生存虚要勇气，而死只有献给“道”才是合理的，因为“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篇》）。
在这个世纪转折的历史节点上，我们只有从源于生命根底的内在精神危机中走出，从背对虚无的无力感和脆弱性中走出，真实而坚强地活着并清理民族和个人的“历史记忆”，才能从“生命的刀锋”走向“思想的大道”。
因此，诗人将坦然行进在艰苦卓绝的诗之“道”上。真正的诗将由活生生的诗人去完成。诗人和诗将成为一种天命，将使90年代浮躁的文坛的“文本”们速朽并开创新世纪中国健康清新的新文学。
新世纪的诗人将从死亡之剑下站起来，并坚信：运伟大之思者，必行伟大之迷途。
1 欧阳江河《国内诗歌写作：本土气质、中年特征与知识分子身份》，《南方诗志》1993年夏季卷。
2 最近，报端常有关诗歌的读者群的调查和问题揭示，参《中华读书报》，1998年各期。
3 钱玉林《新诗的厄运与当代先锋诗》，《文论报》1997年12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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