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显现出的诗人的自杀、作家的自杀，确实是触目惊心的了。这表明了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知识分子与这个时代一种相当复杂的联系状况，甚至可以说，这一特殊现象在知识分子心中和笔下又连带地折射出的多种意味深长的寓意。
三 顾城自杀的现象学审理
1993年10月8日，顾城在新西兰激流岛杀妻尔后自杀，似乎给沉寂的诗坛带来一些刺激。人们又谈诗人了。但当人们纷纷为这位杀妻自杀者极力开脱时，我发现，短短几年，不仅时代的诗歌鉴赏力大大衰颓，而且作为人的最基本的心性价值判断也被公然抛弃，而热衷于一些漏洞百出的欺世之谈和商业炒作。
顾城杀妻自缢身死以后，在国内引起极大的反响。有人因顾城是著名诗人而为其开脱，好象其拥有了童话诗人的桂冠以后，就享有了杀人权和豁免权；另有一种看法是，顾城因为离开了母语土壤而写诗的灵感枯竭，加之处在一种一妻一妾式多角关系的矛盾心理中陷入重重困境，最终导致了杀人的悲剧，因此认为社会应该承担责任；还有一种看法是诗人后期有神经障碍，他在写诗的时候已经逐渐走向精神崩溃疯狂的边缘，因此，应该把他的杀人看作是神经不健全的诗人不能控制的行为；还有一种从道德法律的角度，认为顾城是一个“杀人犯”，并以此来否定他过去所写的诗作，并要求对他的邪恶本性和杀人动机加以揭露，重新裁定他在诗坛的地位。
我认为，这些看法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了各方面的意见。 但顾城杀人事件本身需要从更深的社会学和现象学角度去看它的历史背景，去看它所掩盖的一系列的诗与人、生与死之间的深层次问题。
无论如何，《一代人》和《远与近》这些诗都足以使人们记住诗人顾城。 然而，当这位诗人举起利斧砍向他妻子的时候，人们惊愕了。 他那透明的黑眼睛所看到的并不是遥“远”的黑色真理，而是“近”溅满身的鲜红的血，是“血的红宝石”；而“一代人”并没有以自己深刻的理性去彻底的揭露乌托邦，反成了新乌托邦的代理人，“一代人”还没有走完他们自己的路时，路已经从他们脚下消失掉了。
顾城杀妻自杀，其文化的现象学阐释可能有多种，但在我看来，与以下几方面紧密相关：其一，自语的焦虑与童年自恋的镜象；其二，生与死的症候与精神的偏执；其三，童话式的乌托邦与专制式的男权话语。
（一） 自语的焦虑与童年自恋镜象
顾城被称为“童话诗人”。 他是在幻想当中，通过一种超验的、与社会脱节的、纯自然的状态，远离社会发出自己的独白，是一种自语的诗人，也可以称为呢喃的诗人。他可以和大自然融为一体，可以使自己变成一个昆虫，也可以几个小时专注一个贝壳的罗纹，甚至在自己诗中充满了蚂蚁、野蜂、瓢虫、飞蛾、蝈蝈、金龟子、蟋蟀、海螺等各种意象（《生命幻想曲》、《水乡》、《初夏》、《沙滩》等）。很多人非常珍视这份现实生活中所没有或者是被忽略的东西，他们为诗人尖新的诗意和清丽的自然景物而动心，但是，却忽略了被这现象所掩盖的更深的一面，即这是顾城面对这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所产生的渺小感、孤独感、软弱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而心造的一个诗意童话世界，借此来逃离这种无形绳索的束缚，来超脱那种永远纠缠不清的尴尬境地，从而获得“生存焦虑”的消除。
这种呢喃式自语的焦虑（《梦痕》），不仅是由顾城童年的个人经验所造成，也是由这个转型时期特殊的文化环境所造成。 一方面，顾城对生命和爱情怀有一种病态的追求，努力获取自己的名声和诗歌的权威性，并对“他者”（other）充满了一种恐惧感和逃避感，如他的腼腆，他的内向，他那永不改变的高筒帽，都力求以一种“套中”的符号姿态与他者保持某种距离。他害怕爱，逃避爱，想得到多种爱，又无法获得真正的爱。所以，他在表面上总是要逃避竞争，逃避现实，倾向于放弃自我，顺从他人，但是他的内心，却有一种如岩浆般的焦虑冲突。
可以说，他个人精神上的危机和痛苦，一定程度是这个时代的文化的危机的折射，其内在的冲突焦虑，通过自语的童真的表现，成为一定时期文化内在冲突的缩影。顾城找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最好的生存方式——写诗。通过写诗，他将自己放进了一个玲珑剔透的象牙塔，而无力或者是无法正视并解决现实的矛盾。因此，他的生命没有得到延伸，他永远活在8岁而没有长大成熟。他用一连串虚幻而不真实的幻想，取代了真实的自我和处境。
顾城写诗，是一种将内在焦虑合理化、麻痹化、回避化的一种处理方法。其合理化就是内在的焦虑通过无视外在的压力或压抑而宣泄于自然场景，在一花一石，一虫一鸟当中，使自己得到心理释放。同时，他又麻痹自己，这种麻痹一方面是在心造的幻影中为自己设立了四面墙，以与现实焦虑的社会相隔绝，另一方面，为自己创造了个陶渊明式的桃花源，可以从现实社会的焦虑中彻底地逃离出来，于斯，他可以模糊地意识到甚至根本就没有意识到焦虑的存在和他逃避焦虑的方式。正是现代文化的冲突，在顾城人格中产生了一整套复杂的病态防御机制和内在动力，支配着顾城的写诗与为人，最终使其写诗活动变成一种自语式的焦虑的精神生活方式。
令中国诗评家感兴趣的是，顾城作为一个童话的诗人所带来的“冬天”或“春天”的童话，有些批评家认为真正的童话诗人就是“先知”，甚至说中国当代诗人很少有顾城这样沉浸于童话的虚幻当中而具有童贞的。其实，作为一个仅仅具有小学学历的诗人顾城，他的整个心理都处于一种童年的自足的欠发育状态中，他的生活与写诗都是在不敢面对未来的幻想中展开的。
这与法国精神分析家雅克·拉康所提出的“镜象阶段”有可比照之处。当婴儿在镜子面前自我认识的时候，就是“我”的初次出现。这仅仅是首次同化，也就是第一次自我异化。因为他发现了“自我”与“镜中自我”的对立，“我”似乎被分裂了。在此之前，世界宛如一个母体，婴儿还不使自己同母体分开。但是，当婴儿触摸镜象时，发现“他”并不存在，这种发现了作为整体的自己的“他”不存在，就是自我的异化。而母亲此时是婴儿在世界中唯一重要的“她者”。婴儿此时所看到的自己还是一个想象，在镜象阶段就称为“想象界”。然而，形象既是想象界，同时也是象征界，因为，这时婴儿已经开始接触到语言和文化习惯。也就是说，人由非主体向主体的伸展时，孩子就开始意识到他在成长中，并朝向未来而与社会、文化、语言相结合。孩子要走向社会，还必须与父亲进行第二次同化，去接受父亲的权威，并在家庭社会座标中获得自己的名字和地位。于是，与父同化（文化化和权力化），克服与母同化（身体化和性欲化），语言的产生，象征界的出现，主体的生成，从自然进入到文化秩序等，都同时发生了。因此，主体只有从儿童进入社会和文化，才会真正出现。这一重要转换过程是与语言的出现互为表里的。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