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末中国诗歌在离经叛道中承担着一种写作的风险，然而，它应该超越那些术语游戏的陈辞滥调，超越“主义”之争，而使自己当下麻木粗鄙的生活和黯淡疲惫的心理，获得一种“甦生般的感动”。先锋诗应该摆脱自我欣赏的媚俗状态，从一种自我狂放的丧失深度的所谓世俗社会中，从一种消解了诗歌价值和人类诗歌的精神平面性中走出来，重新确立自己真实的文本价值，并对汉语思想汉语写作、自我创造力加以呼唤。宇宙、历史、理念、生存、死亡和生命的有热度的个体歌唱，才是真正的诗歌本体存在的依据所在。起码，我以为如此。
五 诗人飘逝后的散文化策略
80年代的新潮已经成为了历史，而90年代的商业大潮更将新潮压向了边缘。诗人在这飞速发展的商业社会，在这迅速世俗化的社会中，日益变成一份萧瑟的记忆。于是，“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的品味变成与现实社会的格格不入，“高处不胜寒”的孤寂终于使诗人的人数更多于读者。各大刊物在90年代短短的几年间竞相取消了诗歌的园地，诗变成现实社会的多余者与旁观者。
（一） 纯诗的贫困和被遗忘
无论如何，当现代化变成世界唯一的未来途径之时，快捷化、竞争化、目标化、焦虑化、疯狂化、技术化将成为这个时代的全部文化表征，而诗意将变得不合法，那种优雅潇洒的过程化人性化的和谐而具有生命性的东西成为多余，于是诗意匮乏，生命变成技术中的一个中介，康德所说的“人是目的”在现代和后现代语境中惨遭抛弃。面对这种种问题，先锋的眼光只看到了未来的目标，而丧失了“过程化”的生命和艺术的意义。可以说，今日的先锋比任何一个非先锋所感受到的矛盾心理和冲突状态都多得多。因此，先锋的困惑是中国文艺精神的困惑。
90年代，纯诗的贫困已经持续了近十个年头，在诗人海子、戈麦相继自杀之后，诗人自杀成为90年代诗坛的事件，也成为世纪末文化的一个沉重的寓言。诗性世界为层层叠叠的“散文热”所替代。这种诗歌的多余化状态，纵观中国几千年诗歌发展史，可说是史无前例的。诗歌自身的命运，诗歌与读者，诗歌与时代，诗歌与其它艺术部类之间的关系，以及诗歌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和境遇，已经从很深层次说明，时代对意义的不确定性追求和对诗性栖居的否定而张扬的数字化生存与世俗化命运，已经使得诗歌与现实的深层链条脱节，从而由“对话的共识”走向了“独白的个识”。
从事诗歌写作，其深层次总是注重价值关怀，并以脱离庸俗、脱离媚俗的姿态走向诗歌的祭坛。90年代，诗人在沉重的文化冷风景中自杀的事件，使得死寂的诗坛更加死寂，使得读诗的人愈加成为生活在别处的人。而诗本身的光辉却在人们谈论和消费的过程之中变成了一个“伪话语”，变成了人们日常生活助兴的谈资。诗人不再是无所不在的全知全能的诗神，而是一个不合格的世俗者，或者成为大众眼中被生活的快节奏抛弃的人。人们在生活中日益告别崇高走向世俗，日益告别提升的可能性而走向沉沦的现世性。于是，诗人的写作作为文学知识分子的精英写作已不可能，因为大众疏离了他们，而他们在这种知识整合中所拥有的写作经验对大众已经失效。命名变成不合时宜，写作变成能指的滑动，心性变成散文世界的消隐者。
90年代诗歌的流派是如此凋零，它们速生速朽，在商业消费和技术理性的压榨下丧失了其合法性。当然，在97年也出现了几桩可喜的诗歌冰层解冻现象，一方面是中国文学出版社推出了《二十世纪桂冠诗丛》，其中收入了穆旦诗全集，瓦雷里诗歌全集，里尔克诗选等。它的畅销以及在诗坛掀起的影响使诗歌界突然醒悟到，世纪末的中国仍然需要诗；另一方面是后朦胧诗群再度亮相，这一群在80年代坚持写作的诗人在90年代“诗人独憔悴”的时候得以出版自己的处女作，他们心酸地戏拟为“老处女作”，这些已过不惑之年的诗人们坚守到现在，应该说也是难能而可贵的了。
在我看来，先锋诗人在诗歌冰层解冻的快乐中，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现实的疏离刚刚开始，诗歌尴尬的处境远没有结束，尽管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热门，但诗歌将会遭遇到更大范围和更大面积的冷漠。因此，时代的转换使得诗歌必须做好长期处于边缘的思想准备，否则必然加剧自身的失落感。任何形式上的花样翻新，任何新的主义的拥抱，都将使诗歌走向一条死路。诗人唯有退守在自己的心性上，在骚动不安的世界中保持一种宁静的姿态、素朴的思考和总体性超越，才有可能真正坚守住现在并获得某种程度上的超越性。
当然，《中国当代诗人精品大系》的出现仍然将对中国的诗坛造成某种意义上的冲击，尤其当它36本在世纪末的冷风景中全部推出时，也许会为这片冷风景增加一点热度。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商品经济时代，渴望诗歌的哄动效应已不可能，我们只有坚守个人写作，坚守边缘姿态，坚守新理想的意识，才能使写作成为表述存在的最佳方式。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90年代的诗歌不再可能产生类似80年代那种广泛性的影响，不再可能用那种弹性能指去指涉背后的一整套所指系统，同时也不再可能以一种形而上的“知识型”去与形而下的务实的物质主义和拜金主义相抗衡。由于两套话语的不汇通性使这种言说变得格外困难，这种失之交臂或是在钝角上磨擦的状况，造成90年代诗歌与现实处境最痛苦最无奈的处境。
但是，我仍然不无欣慰地提到这批诗人的名单，他们是王家新，欧阳江河，孙文波，肖开愚，翟永明，西川，陈东东，张曙光，柏桦，黄灿然等。这一批诗人的写作，或许会使这个后现代或后殖民时期获得一种语言的震惊性和经验的批判性。诗人也许在坚守现在当中告别过去，也许在坚守现在当中展望未来，但我们大可不必忧心忡忡，因为诗人的诉说并不希望历史去记挂他们，也不希望他们去记挂历史，相反，他的诉说本身就是这个时代冷风景当中一个被铭刻“苍凉的手势”。
（二） 女性诗歌的写作姿态
女性诗歌姿态的出现，使男性诗人的问题变得更复杂了。我惊诧的是，在男性诗人在90年代纷纷自杀的情况下，却几乎没有看到一个女诗人走向自杀。这也许是因为她们的生命写作是如此地感性，生命力是如此地充沛，使她们能够通过“身体”这一无穷的源泉，去发掘对生命、生活、母性和人类的一系列看法。女诗人并不觉得世界末日就在眼前，也并不认为世纪末将成为人类永恒价值的终结，相反，她们通过自己的身体，看到了身体的欲望和这种欲望的漩涡，看到自己写作控诉的对象和颠覆的价值之所在。甚至她们从自己带有童心的镜像中，看到了女性新世纪的曙光。因此，她们没有走向死亡，她们通过自己的写作——感性化的私人写作，而对这个世纪遗忘的女性情思加以铭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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