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新诗派，超越了朦胧诗的朦胧之美和人性之美，进行着一种语言实验，表现出一种占位式的诗歌姿态，显示出一种对后现代理论的热衷。于是，韩东、于坚与“他们”的诗人群，“非非主义”周伦佑、杨黎等的实验，号称中国的“垮掉的一代的”“莽汉”诗人李亚伟，以及“整体主义群体”，“圆明园诗社”等，都各自亮出了自己的诗歌理论和写作策略。可以说，新生代诗呈现出一种价值取向彼此差异的多元格局，在80年代后期具有相当的影响。
80年代到90年代一个转型表明：80年代诗歌团体是一种强调整体的诗派的崛起，强调诗人以流派的方式为自己命名，注重群体性的写作。然而，到了90年代，却出现诗坛新格局：群体流派的难以维系或自身自灭，诗人变成个体性写作的基本单位，甚至是不再热衷于打出宣言或张扬旗号，也不再注意什么“主义”，而是关注自己当下生存状态或本能写作状态。于是，在90年代诗人自杀的流潮中，先锋诗人发生了重大的裂变，即在由西化的思潮、范畴和主题，以及诗的用词遣句和欧化句式，转向了90年代的中国话语场，开始强化个人写作和自己对重组中的自我形象的感受。同时，还有一部分诗人开始进入非主流的、反审美的、对大写的“人”的精神逃逸性写作，如于坚、丁当、伊沙等。使其后现代性诗学在pass北岛后，某种程度上“崛起”在已不成坛的“诗坛”。
此外，在这个意识形态和商品大潮的时代，坚持诗歌边缘化成为某些诗人的目标，如已经摆脱了朦胧诗人影响的王家新，开始进行自己的精神历险的新表述。欧阳江河也有着明显的写作“中断”：“我们已经写出和正在写的作品之间，构成了一种的中断，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诗歌写作的某个阶段已大致结束了，许多作品失效了。”1 这种转型对个人来说，也许是从一种“青春写作”转向了“中年写作”，也许是对过去的崇高、朦胧、大写的人、理念、神圣化等的反向性批判和逆转，而走向了一种自嘲的、调侃的、纯粹客观的把弄自我感觉状态和生存状态的生存。然而，这种写作的特点是从大写的人到世俗化的人生，从对希腊、罗马诗的崇拜转入到对西方现代和后现代诗人的崇拜，并进入到带有中国社会当下生存状态的日常生活中，从语言的韵律和文脉的把握，转向到口语化甚至粗鄙化的“后”语言式试验中。
90年代出现的这类超越诗歌理想化的所谓“后写作”、学院派方式和实验式状况，对当下的边缘化状态的关注，对当下困惑的揭示和权力和对商品的挤压中写作处境有其意义。然而，由于过分的观念变化和精神性的逃亡，使诗歌变成了个人的内心独白，由自语到失语，诗歌变成了一种意义的不沟通系统，于是，出现了诗歌审美的空场，也同时出现了诗歌阅读的空场。诗人以操作性的无情方式写自己那一点“强说愁”的感觉和日常琐碎心理，而读者又不满足这种非诗和非诗的凡庸表现，并最终抛弃了诗。诗歌写作走向了一条“不归路”，终于在转型中丧失了自己的合法性身份，并从读者的视野中消失。2
可以说，在日常凡俗语境和非寓言场景的当下写作中，诗人已经遭遇了语言的失效，他只能逃往一种语言策略和对自身的“抹去”的无尽挽歌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有批评家仍然认为，整个八、九十年代诗歌获得了辉煌的胜利，守护了一片纯净的精神家园，充分表现了个体生命意识，并有重要的收获。而另一些批评家则截然相反地认为，90年代先锋诗歌大部分都是思想退潮、消沉年代的语言游戏，迷信捷径，造成了诗歌空前的大纰漏，而且诗歌出现了众多的病症，如韵律消逝、逃避现实、枯燥无味、杂乱拼凑、故作神秘怪诞、口出狂言、坐井观天、自我封闭、人格萎缩、否弃传统、主义至上等等。3
商品大潮使一大批先锋诗人成为经商中倒买倒卖的高手，在剔牙锉指的富足优雅之中，仅仅将80年代的诗坛大旗扔在了角落。这自倒旗号无疑使先锋诗加速消亡，并使其迅速从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第六代不断地变换，然而，由于其内在深度的消失，使其对写作的神性把握荡然无存，只能是将诗歌变成一种投机取巧的世俗行为。在文化的真空状态，在权力话语的缝隙中，诗歌获得了一些微小的成就，但是却又在权力滑动和合谋的实验中丧失了座标，使得诗歌的观念和诗的形式分离。诗变成了游戏，成为与当下状态游离的游戏的别名。
诗歌的边缘化和诗歌自身的空场，诗歌自身问题意识的消解，使得由群体诗写作到个体诗的写作并没有给诗带来真正光亮一点的前景，而使相当部分诗歌成为无法卒读的无意义文字。我总是在想，诗在世纪末不仅应该具有挽歌性，不仅应该成为过去生活的一份飘逝的记忆，而且应该成为对当下生存状态的批判性文本，应该在与过去告别的时候，成为一种真正诗情诗意的呼唤，对生命和世界意义的命名。
从更深层的问题看，诗对历史和未来的关心已经被对当下身体写作的关心所掩盖。这个时代的文化兴趣已经从对时间的重视逐渐转换为对空间的重视，跨国文化的当下语境和文化霸权中想象的文化监视以及凝视空间要求建立的透明度和可视性，不断兴起的看与被看的文化姿态，怂恿着一种日益现代的话语操作模式，于是，文化权力可以通过这种简单模式得以实施，即在一种“集体的匿名的凝视”中，人们在“自我”和“他者”的相互扭曲中“被看”“被凝视”。话语权力形式如今通过“个体身体”的出场而成为“看”与“被看”构成物，肉体对精神的僭越使其不能容忍它的盲区存在，而是尽可能设定一种渗透诸多领域的方式，即通过透明的达成权力的方式和各种细微权力言说方式，甚至在现代传媒中将一切隐私和秘密完全暴露出来加以清晰地看与被看的可能性。因此，试验诗在身体的“凝视”中，成为一种话语的抚摸，一种现实压抑下的身体卷曲，一种权力摄控中的语言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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