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辑：和梁雪波对话(2)

　　梁雪波：我注意到你的诗歌具有流畅的口语化风格，是否与您写作之初的“第三代”诗歌热潮有关？对“第三代”文本的阅读，包括与其中诗人的接触对你有影响吗？
　　
　　董辑：诗语的口语化是全球范围内先锋诗歌尤其是后现代诗歌的一个显著特征，我大约摸索了7、8年左右，在1990年代末形成了自己诗语的特点，比较偏重于口语，但有时候感觉很罗嗦，过“水”，太自然了。为什么会这样？和对第三代诗歌，尤其是莽汉、他们、海上、非非一些诗人的阅读大有关系。但我认为，这和吉林先锋诗歌的传统有关，吉林的先锋诗人（我姑且不害臊，忝列其中吧）全部是口语的，具有独特的生命意识。我和第三代的诗人也有一些接触，比如周伦佑先生、郁郁先生、默默先生、郭力家先生、已故的邵春光先生等，其中，周老师不是口语的，但是却写过《第三代诗人》这样比较纯粹透明的“口语”诗歌，这首诗对我影响很大；郁郁、郭力家、邵春光，都是口语诗人，是第三代中较有代表性的“口语诗人”，他们的写作似乎不是什么刻意和努力的产物，好像自然而言就这么写了，第三代的很多诗人都有这个特点，只能说是天赋吧。我对他们的诗歌比较熟悉，但是葆有自己的一些看法。其实，说实话，我这几年都一直饱受自己的诗歌语言过于口语化之苦，一直想办法去掉一些口语的色彩，但是，很难，收效不大。
　　
　　梁雪波：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现在，在您三十年的诗歌写作中，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代表作有哪些？
　　
　　董辑：我是个鲁钝的人，就诗歌写作来说，天分不够，但是上了诗歌的贼船，大脑被诗歌格式化了，中毒了，下不去这条船了。我80年代末开始写作现代诗，但是一直到1997年之前，都处于学徒期，写了大量的诗歌，可几乎都是习作，能拿得出来的很少。1997年以后，我的诗语逐渐口语化并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开始写出了几首现在看来还能过得去的诗歌，1999年是个节点，我觉得我从这一年开始，逐渐获得了自己的东西，但是还是很不成熟，即便是自己认为不错的诗歌，现在看来，也有很多瑕疵和赘疣。1990年代的十年，我只能算是个诗歌的学徒工。2000年以后，我算是出徒了，写了点东西。加入非非之后，对诗歌的认识逐渐不同和深化，但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自己的诗歌变化起来很难，一直深一脚浅一脚的在写而已。对我的诗歌写作来说，2006年之前算是一个阶段，2006年到2009年算是另一个阶段，2009年后至今又是一个阶段。其实，这些阶段，只对我自己有意义，我知道我的斤两。您这么问了，我也姑且不害臊的回答吧。我的诗歌格局很小，从触机和题材来说，几乎都围绕着自己，自己的情感、感受和生活，往好了说，算是比较另类的抒情诗吧；我又没有那种彰显和陌生化形式与语言的诗歌才气，虽然一直在力争先锋，也很下功夫，但是，结果我是知道的，有时候也很灰心。一个诗人的代表作，应该由别人由时间来确定，自己确定，有点脸红，既然雪波您这么问了，我就说说我自己心目中自己的“代表”作吧，到也是“代表”作，它们“代表”着我的付出，我的青春，我的年华和岁月，我在特定时期的特定的情感以及生活经历。我的诗歌之中，比较长一点的，《二十世纪的艺术》《鲁迅传》《海子传》《教师传》《诗人传》《我在古代的生活》《写一写墙》《写一写“我的世界杯”》《写一写本城》我比较满意；短一点的《没有唐诗和灯的夜晚》《命运牌破车》《手写》《自画像》等我比较满意。我最近整理了一下自己这些年的写作，诗歌方面，我选出了长长短短110多首诗歌，算是能见人吧。价值如何，还需要如你这样的杰出诗人和评家们给定。另，我这两年一直在写两组诗，一组是《写一写……》系列；一组是《……有感》系列，我渴望能通过这两组诗，重新获得一点点诗歌写作的信心和快乐。
　　
　　梁雪波：除了诗歌写作，您还是一位锐勇的批评家，在当下的诗坛乱象中不仅保持着自己独立清醒的写作立场，而且对一些弄虚作假、哗众取宠、追名逐利等丑陋现象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诗歌批评对于当下有着怎样的意义？它在你的整个写作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董辑：雪波过奖了，我确实写了一些文章，但是多属于随笔和言论、时文，时过境迁之后，价值大打折扣，批评家不敢当。我也确实不揣浅陋，妄谈妄议了一些与诗歌有关的人与事、现象等，博得了一些热闹而已。总的来说，我写文似乎比写诗更顺畅一些，驾驭和呈现的方式也多一些，反响也更多一些，但是，我内心确实更喜欢去写诗，热爱诗，这可能是命运和我开的一个玩笑吧。没办法。诗歌批评对当下的诗歌写作来说，不单单是一种外在的审视、矫正、指南、指认、定位、规避、指引等的力量和氛围，它更是一种和诗歌水乳交融的力量，它们的关系不是互相依存互相丰富的，而是互相深入互相缠绕的，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其实近代以来，现代主义诗歌兴起后，诗歌批评尤其是来自于诗人内部的诗歌批评就一直与现代诗一路随行，超过百分之六十以上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大诗人都是“双枪将”，诗歌和诗歌批评（与诗歌相关的文章）并行。中国也是这样，很多诗人尤其是第三代以后的很多先锋诗人，都是诗歌和评论两条腿走路。这也许可以算作是现代诗写作的一个现象吧。我这十年，写了不少文章，长长短短都有，总的来说，写作随笔、言论、评论等文章，丰满了我的心智，使我在我那受限于才华之窄的面积有限的诗歌写作之外，体味到了一个写作者的快乐和尊严。这以后，我可能写文还会更多一些，会多写些扎实的整理、研究、见证、经历的东西。
　　
　　梁雪波：新时期以来，先锋诗歌的发展与全国各地大量涌现的民刊紧密相关，民刊成为维护诗歌先锋性和纯粹性的精神阵地。您曾主持和参与编辑过多种知名的诗歌民刊，是民间诗歌运动的见证者，请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经历。
　　
　　董辑：如你所说，中国自食指等开始的先锋诗歌（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歌）写作，尤其是新时期以后的现代诗写作，与民刊的出现和发展是不可分的，民刊甚至可以说是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的第一现场，没有《今天》《非非》《他们》等民刊，哪有中国意义的先锋诗歌呢？如你所言，现代诗的先锋性和纯粹性，确实有赖于民刊的薪火相传和生生不息。我正式发表的第一首诗歌就是在一本半民刊《现代诗》上，这是吉林出版家、诗人陈琛在19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执行主编的一本有内部刊物准印证的民刊，这本刊物保存了很多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吉林先锋诗歌的史料。
　　
　　我大约是在1997年或者更早的时候认识四川诗人史幼波的，有两年，我们有一定的交往，后来史幼波和哑石、吕叶、孙文等主办民刊《诗镜》，我也投了稿，因为当时诗写的太水，没有出现在这本民刊上。但是却使我萌生了办一本民刊的想法。那时候，我和当时也写诗的本市人刘玉浦交往很多，他比较爱好藏书，也喜欢诗歌，那时候我们都还在2字头的岁月里，每日摇着青春的尾巴不知高低的招摇过市，很想干点事。刘玉浦一直要成立一个名为“手写社”的小型诗人团体，但是一直没有成型。不过我挺首肯“手写”这个提法的，觉得不错，他是从黄遵宪的“我手写我口”中提炼出来的。1998年秋天，我去刘玉浦家，在路上，我记得是走过四道街口的时候，我突然想我们自己何不办一本民刊呢。于是我开始游说刘，刘当时是长春市二道区国税局的税务干部，收入不错，而且他善交际，能通过一些社会关系办事。刘在我的游说下，决定办，名字就叫《手写》。我当时有个相交多年的哥们，叫崔广宇，通过他，著名第三代女诗人潇潇帮我们组来了大量的稿子，有西川的《鹰的话语》（西川手写复印的稿子，我现在还留着）王家新的《回答》、潇潇《另一个世界的悲歌》《虚构的情歌》、莫非《词与物》、郁郁《处境》、马永波的数首短诗等，我自己则组来林忠成、史幼波、余怒、曹光辉、楚子、李静民等的诗歌，潘友强的文章，加上吉林的曲有源、于耀江、邵春光、姜佐以及我早年的诗歌伙伴陈笑、崔广宇还有我和刘玉浦的诗歌。稿子差不多后，不知道为什么，刘突然变卦了，不想出，而且持续的和我吵闹，这个事那个事的，后来我突然想明白了，他是不想让我借这个机会出来，或者获得什么，也不想让我借这本书交下些朋友，所以就想拖黄了。我为这本民刊倾注众多，专门以对话的方式，模仿几个人的口气，写了篇几万字的对话体论文《五代诗论：胡言乱语》，我原本是想到时候以我、刘、邵、姜佐等的名字发出来，就算是大家的一篇对话。结果刘坚决不发。刘可能见我诗文都弄了一大堆，而且多少有点冒火星的意思，所以不想做了。这让我很失望，也很伤心，对人性也有了新的认识，我至今还留有那个时候写给他的信的复印件，这封信见证了我们的吵闹和我的无奈与伤心。后来，所谓的《手写》一直没出，再后来，吉林前卫艺术家黄岩加入进来，黄岩有一句名言，叫“用别人的地，种自己的粮”（大意）他找来了很多美术作品，主要是后现代的装置、观念、行为等的图片（书出来后，他的作品排在全书第一页（模特还是我给他找的），他还把他很多年前写的长诗拿出来发表，也排在吉林诗人栏目的第一位），黄就这么把自己的“庄稼”种在《手写》这块地上。他还组来了左小祖咒的歌词、赵胜利的诗歌。可能刘觉得这样一来，我的气息已经被冲淡了，转过年，1999年的10月份，在我已经不再对《手写》抱有任何幻想的情况下，他印出了这本《手写》。后来，很多年以后，我才从姜佐的嘴里知道，当时我们几个人是每人集资500元，出的这本书，我把这个都忘记了。
　　
　　这本书没有主编，只有曲有源、黄岩、董辑、姜佐、刘玉浦五个编辑。这就是我第一次参与民刊的经历，很失败，也很窝火。但得出一个经验，做民刊，光有想法、热情和稿源还不行，必须和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做，必须自己有足够的金钱实力，必须要说的算，否则，做不了，硬做，只能自取其辱自生其气。刘后来按照我约稿的人头，以及我该得的数量，按照每个作者给一本样书的数量给了我一些书。绝大多数的书，都在他那，不知所终了。我则因为时过境迁，跨越时间太长，基本上没有邮递此书，和其中我约稿的绝大多数人，也断了联系。
　　
　　2001年，我和邵春光编印了《太阳》第九期，这是《太阳》“书籍”化的开始，之前的《太阳》都是油印小报，其中有两期是“书”，但是不叫《太阳》，只因为老邵参与了组稿，所以他也好大喜功瞒天过海的将之称为《太阳》第七、八期。《太阳》第九期的稿件主要是老邵通过郁郁组来的，以及我们本地一些诗人的稿子还有历期《太阳》的诗歌，本期《太阳》从照排到印刷，都是我出资。
　　
　　我当时在吉林大学子弟中学（现在叫吉林大学附属中学）当语文老师，还是班主任，后来我求我班上一个同学的母亲给印刷，好像是300本，结果人家没要钱。编《太阳》的过程，我和老邵也是吵闹不休，主要是老邵和我在编辑思路上没法共识，有关栏目、内容等，都无法共识，我有一首短诗，名叫《主席的爱情》，老邵坚决不同意上，就因为这首诗，我俩吵个不休，几乎动手。书终于是出来了，结果发现校对很差，当时校对是老邵负责，他则以年老体弱精力不济解释。后来按照老邵的意思，我花钱又打印了大量的勘误表。那时候，我和邵春光几乎每天都在一起，每天都请他吃饭。老邵有个习惯，带着自己印制的诗集和民刊出外远行。他带着很多《太阳》出门了，我在长春火车站前的饭店给他送行，然后一直送他上火车。老邵转了一圈回来后，我请他吃饭，结果老邵的第一句话就把我气得够呛。他说，你知道我这次出门人家外地诗人怎么说我吗？我说怎么说你？他说，人家说：你怎么能让这个人（指我）和你一起办诗刊呢？怎么能发表他的诗歌和文章呢？我（指邵）说人家出钱啊，我没办法。我一听不觉大怒，也很伤心。就说，老邵你不够意思，你不替哥们争口袋，还帮助人家挤兑我，再说，这是真有人这么说还是你编出来打击我的，我受苦受累，花钱，耽误工作，出这本书，就换来你这一席话？那顿饭，我坚决不买单，我和他的友谊就此出现了裂痕。后来，张清华先生编辑的2001年中国最佳诗歌出来了，《太阳》第九期一共有三个人被选入，分别是我、老威（廖亦武。他的诗是我从黄岩那里拿来的，我力主编入）、刘漫流。我看到后狂喜，觉得很解气，就去老邵处气他，老邵沉吟良久，说，你看到没有，凡是民刊主编的诗就收入。言外之意是，张先生选我的两首诗，是因为我是该期民刊《太阳》的主编。老邵好强的性格可见一斑。编这两本民刊，我见识了人性的复杂和多变，基本上不再想和任何长春诗人合作做事了。
　　
　　《手写》《太阳》之后，我还和四平诗人孙学军、孙慧峰合作在《关东作家》编辑出版了“中国诗歌特大号”等。
　　
　　和与吉林诗人合作做事之艰难比，我和外地诗人的合作则愉快和顺利得多，2011年，我参与内蒙古赤峰市大型诗歌民刊《红山诗刊》的编组，至今该刊已经出版了三期。反响不错。该刊是赤峰青年先锋诗人张永渝及其以他为首的“红山诗社”的同仁们编辑印刷的。张永渝是该刊的主编和主要推手。我目前是该刊的顾问之一和“红山诗社”的同仁。
　　
　　我是后非非写作的成员，也是第三极神性写作的成员，因此在著名诗歌民刊《非非》《第三极》上发表了数量不菲的诗文，现在还是这两刊的副主编（其实没做什么工作）和执行编委，这应该感谢周伦佑先生和刘诚先生的厚爱和鼓励。除此之外，我在《大陆》（郁郁主编）《流放地》（马永波主编）《葵》（徐江主编）《独立》（发星主编）《或者》（小引主编）《锋刃》（吕叶主编）《诗》（道辉主编）《诗歌蓝本》（老皮主编）《反克》（顾北主编）等很多民刊都有过诗文的发表。
　　
　　民刊之于我，如同水之于鱼儿，我想，在当下中国诗界，很多诗人都是这样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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