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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强:梁文博绘画略论

2013-01-15 09:33 来源:中国南方艺术 作者:张强 阅读
  “现实”的国画与“平面化”的言说方式
  ——梁文博绘画略论
  
  张强
  
张强:梁文博绘画略论
  
  一般来讲,传统的中国画都有着比较强烈的出世感,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来自于中国画家主要是文人这个事实。“孤寂寒逸”也是中国文化品格中,一个值得为之倾心折腰的类别。像元代倪云林被推到无可企及的境地那样。而在我们这里的“现实”概念,也当然地有别于那种心追手摹,用“素描加水墨”达到与真实现状的平行。确切地讲,这是本质迥异的两个层次。描摹的现实不过是针对题材选择和对象真实的程度而言,而本文中的“现实”涵义,却是一种审美层次上的,也就是所谓的“入世的境界”。
  
  同大多数中国画家一样,梁文博也明确地表示了对于现代都市生活在心理上的不适感。嘈杂与眩目有时对于一个画家特有心境的把持会有当然的腐蚀作用,特别是针对中国画家——特别是像梁文博这样的“国画家”,乡村对于他们而言,绝不仅仅是一种矫情的响往,它们之间应当是精神上的源流关系。 
  
  梁文博显然有别于那种浮光掠影般选取角度,迅捷地表现下来了事者。他非常质朴地认为必须在“生活的原汤里多泡一会”。梁文博向我们描述了这样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
  
  “……找一个出门就能看到山的乡间,自己经营着一个小菜园,舒舒服服地过小康生活……。”
  
  这种念头产生的外部原因是厌倦于画坛上的“赶集意识”(滞后的恐慌与期望的超前)所带来的危机感。内部原因则是梁文博绘画精神上的“静谧感”要求。
  
  或许,像梁文博这一代人的经历,证明了对待艺术的虔诚态度。这与他们的生存情境中对于艺术“崇高化”的精神企盼有着直接关系。如此这般,也就能够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祛去浮躁,本能地抗拒着来自于各方面的诱惑。这无疑应当说是一种幸运,虽然他们在成长的年代里遭受过不同的挫折与磨难,但在艺术上却得到当然的净化。
  
  同时,梁文博的齐鲁文化血统,也规定了不可能像江南才子们那样超然地游戏方外。那是一种充满灵气和随意的东西,但无疑也有着取向窄狭与小品嬉戏的致命伤。如果用南北宗来比附的话,梁文博显然应当属于“北宗”的范畴,但却不是董其昌所规限的那种峭薄,而类似于北宋绘画的平淡与安宁。
  
  他倾心于那种细致的排列和对比,他的山石有别于程式化的类型,他注重从宋代无名画家那里讨生活,这同时带来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脱离大师引力的怪圈,用元代绘画中的线性结构,加入宋画的浑厚,在生绢上显示出小写意般的醇厚韵致。
  
  然而,梁文博的表现内容又完全是世俗的、甚至是风俗的:《沂蒙小调》的汉子推着媳妇回娘家,前面一只花狗在引路;《薄暮》中归家的鹅群与裸童……这里没有具体的民间文化指向,它因而有别于一般地域性的民俗风情。同时由于梁文博没有简单地从文化符号的铺陈入手,因而使他的超越性变得明晰起来。
  
  不过,在梁文博的“现实乡村”题材完成的后来的岁月中,他的视野进行了一次大的转换,这就是所谓的“现实城市/家庭”的转向。在这次“行动”,梁文博潜在的理论意识也在发生着当然的变化。
  
  以往我们所理解的所谓深入生活,曾经被梁文博解释为“在生活的原汤里多泡一会”、“寻找乡村的小康感生活”。然而,毕竟现实是残酷的、也是逼真的。人类不仅仅无法逃脱现实的制约,同时,新文化正是在对于周围生存感受中,在对于现实的点滴浸泡中获得创造动力与新颖形式的。于是,对于生活的深入(这里的“生活”往往特指乡村文化风候的)内涵的转变,也标志着梁文博艺术风格的必然改变。
  
  城市生活最重要的标志,就是所谓的“当下性”与“平面感”。因此,再使用那种隽永的笔法所营造的“有意味”的形式来表现都市感受,显然会遭到当然的狙击。这是因为乡村的“恒长感”的时空与自然草木砾石,就是在悠远的风候中浸淫而成,这些“物证”本身就是“笔墨”的原生体与载体。
  
  但是,都市里的一切,却使得所有的表现者不得不放弃他的笔墨(包括那潇洒的勾勤与肆意的皴擦),这是因为都市的现代感(文化氛围)与形式感(建筑与家具),拒绝笔墨的浪漫与线条的缥遥。
  
  于是,在梁文博的视域转向“妻女”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正是在“家居”状态中的所谓“生活”。女儿在圈椅中屈卷身躯翻看画册的《酸草莓》;妻子与女儿在一起所营造“平凡的浪漫”的《红地毯之一、二、三》;《走近夏天》里的三口之家在回眸的刹那间所构成的形式比照关系等等。
  
  这是一种带有作者情感寄托和灵性渗化的现实世界,是把中国画的文化符号还原于人间现实的一种实践,当然。并不是说在梁文博之前鲜有人去做这个工作,事实恰恰相反,众多的失败者为梁文博提供了一种明确对照的铺垫。
  
  在这里,梁文博当然地转换了他的表现方法与言说方式。显而易见的是,那种毛笔的宛转勾勒被铅笔的细俏笔锋所取代,如此一来,人物的丰厚感就得到当然的提升,同时,这也有利于形式在空间中的进一步开展;另外就是色彩的斑斓错置,在梁文博的层层加重的罩染中,得到当然的强化。
  
  如是,梁文博的形式与语言的转型,也就因此给我们提示了这样的严重问题:艺术固然是生活的反映,但是,并不一定“乡村”才叫做生活,都市里同样有生活。然而,要表现“都市”里的生活,必定要创造都市性的形式与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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