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兰这首诗，写于法国西南部城市波城（Pau）。但这座城市之于他，只是让他瞥见了“异乡人”眼里的投影——而那是一个起源于十一世纪法国阿尔比、后来被视为异端遭到教皇和法王残酷镇压的基督教教派的投影。在多少个世纪后，它又投在了一个异教徒的眼角里。
接下来依然同波城“不相关”，或者说“脱节”，因为诗人的目光投向了他的阿姆斯特丹之旅，他所经过的滑铁卢广场，他所向着的“孤儿般的椰韧鞋”，并最终投向了那位“永不哭泣者”巴魯赫——“巴魯赫”，荷兰犹太裔哲学家斯宾诺莎（1632—1677）后来为自己起的名字，在他24岁时，他被犹太教团以异端罪革出教门，后来移居到阿姆斯特丹，改名换姓，以磨制镜片为生，同时在艰难条件下从事哲学和科学研究。
一位坚持独立思想的思想者对镜片的磨制，不仅因为策兰这首诗而成为一个令人难忘的隐喻，更重要的是，用阿冈本的术语讲，一首诗因此而找到了“当下的进入点”。“当下的搏动”开始在这首诗中跳动（并且是永久地跳动着！）——就在那围绕着的玻璃棱角的闪光中，在那“不可理喻的、直视的泪水”中！
也可以说，就在这样的诗句中，我们的命运“发生”了！
这就是策兰的这首诗。它有一种策兰式的“奇特关联”，而又时时立足于自身的言辞之根；它不断跳跃，脱轨似的跳跃，同时它又在不断地“聚焦”——聚焦于那些独立思想的人在黑暗历史中所感到的孤独。它以这种独异的方式，建立了一种对时代言说的“有效性”。
既然策兰爱在诗中运用“插入语”，我们甚至可以说：策兰的诗，就是他那个时代的“插入语”！它来去无迹、猝不及防，而又准确无误地“介入了现实”。
正因为如此，策兰会不断地返回，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成为同时代人也就意味着向我们未曾在场的当下的回归”。
还是阿冈本说得好：“那些试图思考同时代性的人只能通过使同时代性破裂为数种时间，通过把本质上的非同质性引进时间来对它进行思考。那些言说‘我的时代’的人事实上也在分割时间——他们把某种停顿和中断写进时间。但确切地说，正是通过这种停顿，通过把当下插入线性时间惰性的同质性，同时代人才使不同时间之间的特殊关系开始运作。如果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打破时代脊骨（或至少在其中发现断层线和断裂点）的，恰恰就是同时代人的话，那么，他也在此断裂中造成时代与世代的会场或遭遇”。
相形之下，那些在我们这里充斥的“时代”话语以及对于诗的要求是多么僵化和肤浅！那既是对时代的简化，更是一种对诗的贬损。
一个远在意大利的思者，就这样深刻地、同时是富有想象力地揭示了诗与思与时代的关系。这里，我们还要留意到阿冈本这段话中所运用的“停顿”一词，这恰好是策兰爱用的一个词（“我从两个杯子喝酒/并耕耘于/国王诗中的停顿” 《我从两个杯子喝酒》）。的确，他就是那位“把某种停顿和中断写进时间”的诗人！他不仅“在划分和插入时间的同时，有能力改变时间并把它置入与其他时间的联系”，他还要以牺牲者的泪与血，以一个诗人的语言炼金术，粘合起生命的破裂的脊骨！
或者他根本就没有想这么多。他只是要在他的“停顿”中呼吸，或者用他自己话来说：为了“换气”。
还要去问“同时代意味着什么”吗？这又是“北京的十二月的冬天”（《帕斯捷尔纳克》，1990），在我的窗玻璃上，再次蒙上了白霜。
2010-12-21
又及：
策兰与时代的关系，我已在一些文章中有所触及，这里还要谈一下他的“记忆码”、“尖音符”、“自身存在的倾斜度”这几个关键词。1960年，策兰获得德国最重要的文学奖毕希纳奖，该年10月22日，策兰在授奖仪式上发表了题为《子午线》的获奖演说。这篇演说极其重要，整个话题都围绕着当今艺术自身的时空定位。他这样对他的德语听众讲：
“也许，我们可以说，每首诗都标下了它自己的‘1月20日’？”
“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是从这样的日期出发写作，并朝向这样的日期？还有别的什么可以作为我们（写作）的起源？”
显然，这样来强调，就赋予了“1月20日”这个“日期”以某种重要的象征性意义。它首先让台下的德国听众想到的，是策兰演讲中提到的毕希纳以歌德时代的诗人棱茨为原型的小说《棱茨》的开头：“1月20日这天，棱茨走在山中……让他苦恼的是，他不能用头倒立着走路”。策兰由此发挥说：“女士们，先生们，无论谁以他的头倒立着走，就会看到天空是在他下面的一个深渊”。
“以他的头倒立着走”，对一个诗人来说会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但是，策兰真正想表达的还不止这些。他一再提到“1月20日”这一天，正如沃夫冈·埃默里希在其《策兰传》（梁晶晶译，倾向出版社）的导言中所说“这里有试探的意思”，看看台下的这些德国听众，是否还会联想到德国黑暗历史上一个标志性的日子，那就是1942年1月20日——正是在这一天，纳粹头子在柏林附近万湖边开会（史称“Wannsee Conference”），提出并通过了对欧洲各国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因此可以说，1942年1月20日这一天，决定了欧洲犹太人的命运。策兰父母就是在1942年6月27日晚上被从家中带往位于乌克兰的德国集中营并惨死在那里的。
在《子午线》演说中，策兰当然没有明说这一点，正像“奥斯维辛”这个词从未出现在他的诗中一样。这还需要明说吗？不必，因为到了1960年，他的《死亡赋格》和他本人的生平在德国几乎已家喻户晓，更重要的是，他的“每首诗”，现在看来，“都标下了它自己的‘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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