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氏在1929年11月17日关于伦理学的英文讲演中提到：他将能直接想到的第一个经验描述为“我惊异于世界的存在(I wonder at the existence of the world)[9]”或“任何东西会存在这多么神奇” (how extraordinary that anything should exist)、“世界会存在这多么神奇” (how extraordinary that the world should exist);但这些表达都是对语言的错误使用，都是没有意义的;“现在我想要说的是，对于世界的存在这个奇迹的语言中的合适表达，——尽管它不是语言中的任一命题，而正是语言自身的存在(the existence of language itself)。”[10]也即神秘的存在虽然是不可以直接用任一命题来说出-规定的，但却可以显示自身于“存在的语言”即“语言的存在”。
另据魏斯曼的记录，在同年12月30日的石里克家中，维氏曾表示：他或许能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Sein)与畏(Angst)之所云;人有冲撞语言边界的本能，总会去思考对于“某种东西存在(etwas existiert)”的惊异体验;但实际上这样的思考是无意义的，也没有答案;即便如此，我们还是不断地冲撞着语言的边界，追寻着难以追寻的存在。[11]
马尔康姆也曾回忆说：“我相信维特根斯坦对于任何东西终究会存在(anything should exist at all)这一点有时会体验到某种惊异的情感，这种感觉不仅在《逻辑哲学论》时期，而且在我同他相识的时候[12]他都有过。”[13]而在他晚年写作的《论确实性》里，维氏认为：说“有诸物体或诸物体存在”(Es gibt physikalische Gegenstände)，是无意义的胡说，它欲说的东西是不可表达的、早已作为世界图景而构成我们做出一切或真或假之判断的基础-背景。[14]
须特别强调的是：他对存在问题的毕生惊异-执着并不止是某种神秘的宗教情感，而更是一种爱-智(philo-sophia)的源始显现;存在问题是维氏哲思的独一灯塔。正是在这“让-任存在显示自身”灯塔的指引下，维氏迂回、反复地构想-展示-描述了多种多样的语言(游戏)，——也即研究了命题、语言、事实、逻辑、神秘东西、数学基础、意义、理解、意识状态、颜色、确实性、宗教信仰、美、人生等等的多重问题，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都可视为是其存在之思的回旋展开。[15]本文将主要以TLP为据来显示他是如何不同于包括弗雷格与罗素的逻辑存在学在内的传统存在学(以命题来规定存在的本质)——而“让存在显示自身”即“让不可说者显示自身于7种言说方式”的。那么，究竟显示为何，不可说者为何，它们显示自身所依凭的道路(7种言说方式)又为何呢?下面我们将依次来素描它们。
三、显示
维氏在TLP中以显示“开辟道路”，追索存在。这个新路径的背景正是TLP的存在思想与弗雷格、罗素的逻辑存在学之间的某种一脉相承性。维氏在TLP前言里只对弗雷格和罗素的著作表达过感激，并在正文多处直接表明了这种一脉相承性，2.021的论证就是一例。
2.021 诸对象构成世界的实体。因此它们不可能是被复合构成的(zusammengesetzt)。
2.0211 假如世界没有实体，那么一个命题是否有意义就依赖于另一命题是否是真的。
2.0212 这样的话就不可能描画出世界的一幅图像(真的或假的)了。
该论证符合维氏一贯的论证风格，极为简略。根据对TLP的整体理解和《战时笔记》的大量相关论述，我们可以将这个论证扼要“补全”为：
1.真(理)仍旧是作为命题之正确性，仍旧是命题与实在间的某种符合-一致;
2.真(理)是命题的真(理)，命题必然是有真-假二值的，即必然是或真或假的(即根本没有含混的“中间状态”、或别的值);因为命题终归是对实在进行“完全”[16]描画的一幅图像;真命题是关于实在的真实图像;诸多真命题构成知识;我们的确已经实际拥有很多真命题即知识，并且还可能合法地占有更多的知识;
3.而实际存在的真命题之所以可能，是源于作为实体的诸简单对象的存在;因为如果“没有”不可再被分析的诸简单对象，就“没有”指称它们的诸名称;也就“没有”由诸名称组成的基本命题了;由于复合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基本命题的真值可能性是复合命题具有意义即真值的条件;那么复合命题的真值也就被永远地悬搁起来——再也找不到给予意义的一个“源头”了;这样就连一幅关于实在的完全的逻辑图像(一个有真值的命题)都“没有”了;而事实上已经“有”了很多逻辑图像(有真值的命题)，因此必定是“有”作为实体的诸简单对象的;
4.总之，“对诸简单物(即对象)的要求正是(ist)对意义确定性的要求”。[17]惟“有”作为实体的诸简单对象，才“有”有意义即有真-假的命题，才可能“有”知识。[18]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真(理)—逻辑地说(命题)—现成存在者(简单对象-实体)的传统存在学维度，仍旧续存于弗雷格、罗素和维氏TLP的思想当中。[19]存在学依赖的“逻辑工具”虽已从旧的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更换为弗雷格肇始的崭新的现代数理逻辑，主谓词式的命题变成了量化的包括函项与自变元的命题，——但其基本识度并未更变：仍旧是对“为了赢获作为命题之正确性的真(理)，我们必须通过逻辑地说将存在制作为如何的现成存在者”——这一千年难题的执着与回应。
在这样的一脉相承关联的另一面，是维氏对于包括弗雷格、罗素逻辑存在学在内的一切旧存在学的根本反动。TLP虽然“表面”上续存-维持了真(理)—命题—简单对象-实体这样的传统存在学“地带”，但却在它“下面”构造-滋养了一个源始存在思想的新地带。[20]他认为不仅弗雷格根本不懂他的新思想，就连罗素也错失了这个新地带。在TLP的前言和最末一句里，维氏都已鲜明地展露了这个新地带：“凡是可说的东西都说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就必须沉默。”在他于1919年8月19日给罗素的信里，对此有更明白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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