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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雪:杨子论|月亮与极地:诗学的游荡与重生(2)

2023-03-06 09:13 来源:南方艺术 作者:江雪 阅读

杨子这些有关月亮的诗歌,让我感受到一种“开放性”和一种“异质性”在他诗歌中的交替呈现。“开放性”在此不用多讲,读者容易理解,而“异质性”则是美国批评家希利斯·米勒的名著《小说与重复》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更是法国20世纪哲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在学者秦旭看来,米勒的“异质性”有三个重要哲学思想来源,一个来自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时间说”——“绵延”,一个来自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另一个则来自法国哲学家德里达自创的一个词:“延异”。[4]借助米勒的“异质性”与杨子的诗歌文本来谈我对异质性的理解,显然是可能的。21世纪汉语诗学批评者应具有更深广的诗性哲学思考。当我们给一个诗人的语言贴上“异质性”标签时,我们就要有足够的理由观照与论述他诗歌的“异质性”,而不能仅仅停留在假设与空谈上,我们需要从他的诗歌语言中清晰地分辨出他的“陌异化”、他的“排它性”、他的“自由天真之歌”、他的“灵魂”、他的“幽暗时空”、他的“善”与“恶”、他的“洞察”与“证词”。

我们很高兴地看到诗人杨子在青年时期写作中的自觉,这种自觉在他早年的“边疆时期”“蓝花时期”(杨子1990-1994年的诗歌收录在未出版诗集《蓝花》中)即已初现“异质性”的诗歌写作征象,而在八九十年代介入西方现代诗歌翻译时,他已经不自觉地选择了“异质性”。从杨子九十年代至今翻译的诗人如曼德尔施塔姆、斯奈德、佩索阿、策兰等来看,他因各种机缘邂逅的外国重要诗人均有着杰出的“异质性”特征。而杨子本人的诗歌创作与这种来自西方现代诗学的“异质性”有着某种程度的契合。毫无疑问,这些大诗人的“异质性”直接或间接影响了杨子的写作。从杨子的诗歌“异质性”中,我们可以找到他诗歌精神的本源:“拒绝遗忘”与“疼痛表达”。诗人柏桦曾如此评价杨子的诗歌:“无论长诗还是短制,杨子诗歌所引起的现代性痛感,都令人刻骨铭心,在当代中国,尤其令人瞩目。杨子的写作是对国际诗歌的一种回应,我更乐意把他的写作看成是在‘全球化现代文学想象’语境下的一种中国表达。”柏桦指出的杨子的这种异质性的拒绝遗忘的“中国表达”,在他2019年出版的诗集《给你的信》和《唯有清澈的孩子可以教育我们》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杨子就是一位“拒绝遗忘”的诗人,他丰富的人生经历与精神漫游,造就了他卓异的抒情想象力,从而促使诗人在青年时期即赋予“月亮”一种异质激情与精神乌托邦:

望着月亮的空城,
我像野人一样,
发出愤怒的嚎叫。

——杨子《异地》(1991)

杨子写出了一批与月亮有关的杰作,比如《月亮与母羊》《月光》《月亮的悲伤形象》《广州的月亮》《死月亮》《月光不会照耀》《月亮的冰块》《真正的明月》等,这是诗人关于“月亮修辞”的创作奇迹,或者说这种“月亮修辞”本身,一定暗藏着诗人内心强大诗意的秘密,而这个秘密诗人其实已在诗歌中进行了隐晦表达:“月光不会照耀心中只有阴暗的人。月光不会照耀心中没有月光的人(摘自《月光不会照耀》,2007)”。[5]他的诗歌在不同时期袒露出不同的气息:故乡的气息、新疆的气息、广州的气息,这些相互冲突又相互依存的气息与情感,同样构建着杨子诗歌的“异质性”,从而让他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成长为一个拥有多声部却又十分低调的当代重要诗人。

杨子早期诗集《灰眼睛》(1999)

杨子早期诗集《灰眼睛》(1999)

杨子:《胭脂》(海天出版社,2007)

杨子:《胭脂》(海天出版社,2007)

杨子:《唯有清澈的孩子可以教育我们》

杨子:《唯有清澈的孩子可以教育我们》
(北岳文艺出版社,2019)

杨子:《给你的信——诗选(1996-2013)》

杨子:《给你的信——诗选(1996-2013)》
(漓江出版社,2019)

二、逃逸与游荡:现代性的隐忧

庚子之冬,或许我已成为阅读诗人杨子诗文与翻译作品最多的人。杨子在庚子年(2020)先后给我邮来他的一些电子诗集和独立制作的纸质诗集,分别是电子诗集《早年的葡萄:诗选1985-1989》、《蓝花:诗选1990-1994》《杨子诗钞1995》《杨子诗钞1996-1997》、《八行诗》(1998)、《献给虚空的非十四行》(1998),正式出版的诗集《胭脂》(2007)、《给你的信:诗选1996-2013》(2019)、《唯有清澈的孩子可以教育我们:诗选1990-2018》(2019)和独立出版的纸质诗集《灰眼睛:诗选1995-1999》(1999)、《在受着磔刑的悲怆的大地上》(2011),还有他的《艺术访谈录》和新出版的译著《每天都在悲欣交集中醒来:佩索阿诗选》等。因为全面阅读一个诗人的所有作品,已经成为我写作诗论前的必修课,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读到他们的所有作品——诗歌及其他。面对有着名刊副主编、诗人、翻译家等多重身份的杨子,同样也不例外。

我有一个梦寄存在老火车站,
回不来了;
我有一个杂物箱留在边疆,
回不来了;
我有一根刺埋在身体里,
我有太多美好的愿望
烂在地窖里。
现在只能用减法,
好让我日渐衰老的肉身
与梦的残片
保持平行。

——杨子《我有一个梦寄存在老火车站》(2009)

20世纪英国作家、批评家劳伦斯(David Herbert Lawrence,1885-1930)说过,文学的“最高目标”就是“离开”与“逃逸”,“越过一道地平线进入另一种生命……”。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25-1995)认可劳伦斯的观点,并由此严肃地演绎出一种文学意义的“逃逸精神”,发现与探险的精神。德勒兹发现一批杰出的作家与诗人写作史中存在着“逃逸线”(Ia Ligne de fuite)现象,正是他们自身慢慢滋长的具有反叛意识的“逃逸精神”,助长并促成了伟大的“少数派”。20世纪的英美文学一直在展示着“逃逸”与“断裂”,展示一群作家、诗人通过逃逸线绘制逃逸者的角色:麦尔维尔因为长期远航而发现“太平洋腹地”;亨利·米勒从法国到美国,从德裔到美籍,从北回归线到南回归线;弗吉尼亚·伍尔芙离开“自己的房间”,到灯塔去,到乌斯河去,用自己特立独行的孤绝,矗立起21世纪女性意识流文学的巅峰;托马斯·哈代继承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还乡传统与荒原意识;凯鲁亚克与金斯伯格习惯于一直离开,一直在路上。德勒兹说:“写作就是绘制逃逸线,这不是想象出来的,人们确实是被迫跟随着逃逸线,因为事实上,写作将我们卷入、拉到那里。写作就是生成,但与生成作者毫无关系”[6]。最近,当我阅读杨子不同时期的诗歌作品时,情不自禁地想起德勒兹所发现的“逃逸线”。杨子的写作史与心灵史中悄然生发出一种重要的关乎诗学地理的逃逸线,仅仅属于他个人的“逃逸线”:安徽——天津——新疆——广东……。诗人在诗中大量抒写的心灵轨迹即是“逃逸”与“游荡”的见证:

无人驾驶的卡车/在高速公路上飞/大鸟用一只脚/站在高压线上/纹丝/不动——摘自《五月二十日》(1985)

我知道父亲在远方叹息/我知道母亲盯着我离开的那条路/浑身战栗/但什么也不能让我回头了/我将横穿戈壁/去会见另外的海水——摘自《大海》(1985-1987)

剩下的日子都用来流浪吧。/这张皮被骨头,热血和欲望撑着,/总有一天会砰的一声/飞到天上——摘自《剩下的日子都用来流浪》(1989)

不祥之物上路了——摘自《路上的不祥之物》(1995)

记忆像一艘船/在河面上越来越远了。——摘自《记忆像一艘船》(1996)

一列没有尽头的火车,/行驶在昏暗的国土上。……黑暗像一堵冰墙,/疾驶的列车在上边擦出眼泪般的/红色火星!——摘自《没有尽头的火车》(2001)

……

美国黑人领袖乔治·杰克逊在狱中曾写道:“可能我是在逃逸,但是在逃逸的整个过程中,我都在寻找一把武器”。而杨子在诗中所说的“师傅”,也可视为诗人的命运与生活赐予他的“武器”。诗人在越过“逃逸线”之后,却又进入“另一个沙漠”,成了一个21世纪城市里的“游荡者”(本雅明语)。饶有意味的是,杨子写过一首《伟大的武器》(2007):

一定会有和平的种子
埋在看不见的地方,
像一种神奇的药物,
像一位母亲,
她将生育无数光明的孩子,
像一件伟大的武器,
在最后一刻
制服可怕的猛兽。
我们都要耐心等待,
不要怀着愤恨,怀着轻蔑
砍下彼此的脑袋。

这首诗道出了诗人对自由、和平与光明的向往,同时寓意人类繁衍几千年的文明暗藏着古老的秩序:黑暗孕育光明,信仰制造仇恨,仁爱缓解仇恨,文明终将战胜野蛮。这种秩序亦可视为人类从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多重较量中获得的“伟大的武器”。平时,我们习惯于听取圈子里的诗人和诗评家的评价,认为那种来自“内部的声音”才是正统。其实不然,诗歌圈子之外的人同样也可以读懂诗歌,同样可以创造与繁衍思想与艺术层面的诗学,这样的诗学征象有时比语言诗学更加具有穿透力与想象力。我们有理由相信,诗学是跨界的一门学问,而杨子本身就具有跨界的多重身份:诗人、翻译家、编辑、记者。事实上,诗歌圈之外理解诗歌的声音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声称“完全不懂诗”的画家陈丹青在读到杨子诗集《灰眼睛》后说:“我从未告诉他我读了那些诗句:我暗自惊讶,果然发现了愤怒,如柔石那般的愤怒,而且伤痛、多情、绝望,还有,怎么说呢,一种那么无用的,濒临叫喊的好心肠。是的,他的诗句多有将爆发,旋即给自己闷回去、吞回去的叫喊。”[7]陈丹青对杨子诗歌的评价,证明他是完全理解杨子的诗歌的,而且是以“同时代人”的方式。艺术家艾未未十二年前对杨子的诗歌也有过评价:“杨子的诗读起来朴实而富有真情,平静中可见坚持,纯朴中可见信仰。它们有着控制收敛,有着不露声色的文字功底和不多见的对现实的悲悯和关怀。”两位艺术家发现了杨子身上的赤子情怀,又在无意间通过他们旁观者的视角,唤醒更多的读者去认识这位被遮蔽的诗人。

德国哲学家尼采(Nietzsche,1844—1900)说:“成为你自己!你现在所做的一切,所想的一切,所追求的一切,都不是你自己。……你应当成为你所是。”尼采的格言被人们铭记,也几乎成为现代人自由生命的誓词。然而,尼采的超人哲学仿佛是在告诉20世纪的人们:“不要成为别人”,而“别人”的理想行为就没有存在的意义吗?显然不是。“别人”中既包含着“邻人”,也存在雷同的“你我”与“他我”。我认为诗人既要成为自己(但不等同于“唯我主义”),又要成为同时代人中的一员。从这个哲学视角来观察杨子的诗歌,我们不难发现,杨子是一位既努力“成为你自己”,又努力“成为同时代人”的诗人!这正是杨子诗学理想的灵魂所在。杨子在诗集《唯有清澈的孩子可以教育我们》后记中有这样几句话:“我的诗歌却从来没有发生颠覆性的变化。我相信我从来没有陡然变为另一个诗人,也没有渐变为另一个诗人。我也不想变为另一个诗人。但这不意味着我不求变化,不意味着这么长时间里我没发生变化”。[8]在我看来,杨子诗歌中一直不变的,就是坚守几十年诗歌写作立场与诗学理想。杨子的诗学理想,关涉到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1931- )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概念:“现代性的隐忧”(the malaise of modernity)。查尔斯·泰勒意识到马克思和韦伯(Weber)以及其他伟大的理论家们已经探索到了“非人格机制”,而非人格机制,正是在不断拆解人类“伟大的存在之链”(泰勒语)[9]。

诗人敲门,无人开门,
诗人问路,无人指路。
……
诗人去教书,孩子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诗人给时代号脉,发现脉搏如此强劲,
诗人向富人求援,得到几片红薯叶子,
诗人与诗人格斗,围观者不到一打。
……

——杨子《诗人》(2013)

杨子的诗歌中频繁出现“异乡人”意象、暴力美学、针对时代与社会的批判意识、人道主义关怀,以及个人化的理想主义与中国式乡愁。在我看来,这些已经清晰而自觉地构建出杨子个体的“现代性”与“反抗诗学”。他的“反抗诗学”自始至终具有泰勒所言的“现代性隐忧”[10],或者说,诗人一直在自觉地培植这种具有社会性、历史性的诗学正义思考,因而他的诗歌既充满忧患意识,又不乏批判意识。诗人吕德安(1960- )这样评价杨子:“如此关注公共价值的诗人在当下中国,已越来越少。杨子正是这样的诗人,读他的诗,时常令人体会到他所赋之以良知的紧迫性的事物,常常是我们不可避免必须去追问的。”诗人梁晓明更是如此称赞杨子的诗歌精神:“杨子诗歌的眼睛一刻不停地紧盯着混杂的社会进程,他诗歌的嘴巴就像蒙克在桥上带着一种绝望意味的悠远呐喊,他的内心则像一根清澈的标杆,而恰恰是这标杆的清澈,使得杨子和他的诗歌变成了这个时代的一种良心的呈现,一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内心的承担。”批评家夏可君则注意到杨子诗歌在时代叙事镜像中的警世意义:“在这个饕餮时代,我们的贪婪还没有获得形象,只有期待诗歌给出其镜像。杨子的诗歌就是试图给出这面镜像,尽管这是在黑暗中的镜像,甚至被某种暴力蒙住了镜面,但他不妥协地要给出这面镜像,哪怕其中是魔鬼的面孔!”

何谓“现代性”,我们的诗人与哲人的答案会有上百种。而现代诗学的“现代性”理念普遍认为始于十九世纪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波德莱尔是较早使用“现代性”这个概念的人之一,西方学界习惯性地称其为现代主义先驱,他的文学、艺术创作也与“现代性”密不可分。早在1859年,波德莱尔即在《现代生活的艺术家》一文中用“现代性”来形容艺术家康斯坦丁·盖依斯(Constantin Guys)的艺术追求,这篇文章第四部分的标题即是“现代性”。波德莱尔还在《恶之花》中这样写道:“现代性是艺术昙花一现、难以捉摸、不可预料的一半,艺术的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可改变的……”。波德莱尔对现代性的诠释,深刻影响了20世纪思想家的观念与著述。马泰·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1956- )在其名著《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区分了两种“现代性”,一种是作为人类西方文明史中的现代性,即呈现美学意义的现代性;另一种是呈现阶级意识与资本意识的现代性,这种现代性在今天看来,更多呈现出的征象是一种全球化的现代性。波德莱尔所处的时代与城市——“19世纪的巴黎”,让我想起杨子所处的时代与城市——“20世纪末的广州”,也让我想起杨子诗歌中所呈现出的中国20世纪九十年代至21世纪初大陆的“现代性”:

贝贝不喜欢夏天。尼克得了
恐水症。阿斌想捅开
所有的保险柜。西尔维亚
四处打听去天国的路径。
白痴对着孔子的信徒训话。
蝴蝶去拜访一条丧失了名誉的母狗。
张对王说:“四十岁的女人更甜蜜。”
冬冬想吵老板鱿鱼。克里斯蒂娜
是朱虹的另一个名字。趁大家不注意,
胖子又吃一块炸鸡。
蝴蝶拥抱了游戏机里冲出来的
东洋魔鬼。

我从情欲的车间里出来,
嗅到快乐花园的热烈香气,
感觉到持续的震颤,
从树冠,到天空。

向今天的太阳致敬!

——杨子《尘世的快乐花园》(1996)

在我看来,杨子的大量诗歌触及到了当代中国的现代性,他通过自己新闻人的敏感触觉与田野调查式的对当代社会的窥探,深刻地道出了中国当代的现代性伦理现象与精神困境。学者徐贲在《文化批评往何处去》一书中提及中国的现代性危机:“当今中国社会中的一些现代现象并不说明现代性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已得到了确立。正相反,文化研究者如果把这些现象就事论事地认定为‘现代性’(或者更糟糕,认定为‘后现代性’)而看不到这些现代现象本身的非现代性和伪现代性,这恰恰说明现代性思想在他们那里还远远没有确立”[11],“现代性在中国仍然是一个未竞的课题”[12]。美国批评家詹姆逊早在20世纪末即敏锐地意识到“当前时代的倒退”,他在《单一的现代性》一文中写道:“实际上,与所谓的‘宏大’叙事一起被摈弃的,还有哲学 、文学和其他形式的历史学的更小的叙事”[13]。从杨子的诗中,我们时常可以读到“城市”、“大街”、“广场”、“荒凉”、“沙漠”、“蠢城”、“绝望”、“黑暗”、“腐烂”、“疾病”、“疯狂”、“魔咒”、“痛苦”、“欲望”、“下水道”、“深夜”、“瘟疫”、“荒诞”、“孤寂”……等等,透过这些“幽暗之词”所散发出的气息,我们不难联想到波德莱尔诗歌的精神特质。我认为杨子的诗学精神征象大抵上与法国诗人波德莱尔、美国诗人惠特曼、德国诗人布莱希特、葡萄牙诗人佩索阿等一脉相承。有一段时间,杨子深受法国诗人勒内·夏尔的影响。他说:“那种最能刺激我们的诗人是存在的,从他们的一句诗,一个意象,一种情境出发,我们可以抵达事先我们完全不知道的地方。对我来说,勒内·夏尔就是这样一个诗人,他几乎是我的一个发动机。”杨子与这些伟大的诗人一样,也有一颗赤子之心。杨子的诗歌呈现出多元的诗学元素,比如诗学正义、暴力美学、灾难叙事,以及人道主义的悲悯意识与批判意识,我们甚至可以隐约读出他灵魂深处的戒律思想,正是这多元的诗学特征构成了杨子诗歌精神中疼痛而隐忧的“现代性”。他以他的诗歌见证了一个时代,塑造了一个让我们产生敬意的“堂吉诃德式”当代诗人的形象:

时光的利爪将我撕碎!
你看到的我
只是一具拼贴的躯体,
我身上的每一部分
都已忘记自己的源头。

我在桥上听见美的回声,
我在水中看见绝色的倒影。
哦,要用怎样的粘合剂,
才能把痛失的一切
粘在一起!

我这个梦游者,
我这个痴汉,
在五脏六腑的黑暗中[14]
寻找不复存在的自己,
我那颗赤诚的心
被一股阴风
刮到地狱的夜色中去了……

——杨子《赤诚的心》(2012)

1993年,杨子在新疆

1993年,杨子在新疆

2006年12月,杨子在德国

2006年12月,杨子在德国

三、诠释与重生:极地主义诗学

在评论杨子的诗歌时,我的思绪中突然迸发出“极地主义”(polarism)这个全新的与当代诗歌不大沾边的“浪漫地理学”概念;或者说,因为阅读与思考诗人杨子的诗歌,我发现了杨子新世纪以来的诗歌作品无时不在涌现出一种陌生而熟悉的诗学精神,我称其为“极地主义”。什么是“极地主义”?首先,“极地主义”不仅仅是一个与“地方主义”对应的边缘性地理学概念,它更是一个折射出政治经济、地域空间、伦理秩序、人文精神、社会理想、诗性正义、自由意识、社会盲区等诸多文化领域的一个具有陌生性、时空性、复杂性的边缘性诗学概念。杨子的诗歌作品启发了我的批评嗅觉,使得我运用“极地主义”这一命名来诠释21世纪汉语新诗的新景观,并且论证他的诗歌,成为一种可能。杨子在他的诗集《胭脂》后记中这样写道:“我曾经想要写出罗宾逊·杰弗斯那样具有青铜和花岗岩的质地的诗歌,在他的笔下,就连大海的波涛都是青铜雕刻的。我曾经想写出各种各样的诗歌——狂放的,宁静的,单纯的,复杂的,纯洁的,色情的。我甚至想按照爵士乐的风格去写那种高度即兴的诗歌,几种旋律交织在一起,互相对应又互相排斥。但是我发现到头来我写的都是一种诗歌,它们无一例外地打上了我自己的烙印。这些年,我太执着于黑暗(甚至暴力)和焦虑,我的诗歌里挤满了愤怒”[15],正如波兰诗人维斯瓦娃·辛波斯卡(Wislawa Szymborska,1923-2012)所言:“深渊并没有切断我们,只是包围我们”。“杨子”与“极地主义”——本身就是一个极端尖锐化的诗学命题,它的尖锐化就在于杨子的诗学作品在当代汉语诗坛具有一种强烈的排他性,没有多少生活在大都市的诗人像他一样在自我放逐的“灵魂极地”写作,他与“极地”的关系,他的“诗学逃逸线”,决定了他的精神存在,决定了他成为一种诗学的“唯一者”(伽达默尔语)。杨子的诗歌作品,如同他对时代叙事的反思,对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性的反思,反过来也在佐证我提出的极地主义诗学的现实意义,因而我认为杨子的诗学征象与极地主义决不是一种随意的关联,而是一种全新的未来诗学的锻造与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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