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木朵：假定在语言中有一个小径交叉的花园，你想尽可能实践多种选择，似乎可以从你借助顿号罗列一组词的偏好窥其斑斓，也可以从你反复锤炼的组诗中观察你如何将一组事物统辖在同一个母题中。有时，我认为你舍不得抛弃，“仿佛废墟也可以是少女”（《上一次旅行：一组三行诗》），而且经过如此贪婪的汲取，孤立的各个事物似乎顿时相互鼓励，使得错乱的枝蔓恢复了秩序。正如《老东西·（如意）算盘》所显示的随遇而安，为我介绍那身处帷幄中的诗人有着怎样的如意算盘。组诗写作是否能产生一种“星群化”的效果？你更乐于看到的是“脱掉器官的韵律到处播扬”（《日常悼歌》）的局面，还是诸多可能在精心与尽兴的共谋下纳入同一只鱼篓——不但要浑水摸鱼，而且希望一网打尽？
杨小滨·法 镭：你的观察很有意思。我想你的前几个问题或多或少都是我曾经思考过的，这个问题我却需要反复考量。盲点，是否暴露了我不愿面对的某种情境？我始终努力自我反思，努力发掘自身的矛盾。比如，你曾经提到的“英雄”式语态，如何与我调侃式的、轻佻的、有时甚至是色情的喜好融合到一起？而这里，你所发现的我百科全书式的倾向又如何同我对不对称、不平衡的偏爱相契合？可以看出，我已经处于把回答沦落为自我提问的窘境中了。或者说，我并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不过，让我来追寻一些历史的线索，也许对我看清自己的真面目有所裨益。
我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独立编过一本辞典（这件事曾经让家长极为骄傲），叫做《汉英分类词典》，手稿还留存着。我想说的是我从小对分类有一种特别的兴趣（那本辞典的每个类别中都尽可能地搜罗相关的词语），用福柯《词与物》的英译本题目“事物的秩序”可以概括这种冲动。不用说，这种秩序是极端人为的，循规蹈矩的。我最早发表在官刊的一组诗是20年前《上海文学》刊载的《星辰奏鸣曲》（组诗），共四首，类似于奏鸣曲的四个乐章，一方面坚定地延续了艾略特式的现代主义规划，另一方面与我对古典音乐的持续兴趣相吻合，但更重要的却是黑格尔哲学的宏伟构架。全诗起承转合，华丽高蹈，空洞无物。之后，我很快放弃了这样一种写作风格，但那种包罗万象的野心却并未就此罢休。像《文化》、《疑问练习》，的确还保持着“系列展”的样式，“舍不得抛弃”是很恰当的评注，虽然不再有那种发展和高潮的线性结构，但似乎仍然响应着某种整体性的呼唤，尽管在风格上我对反讽和不确定的引入非常之早。直到后来的《歌行体》（三首）、《老东西》（四首）和《熊猫外传》（三首），我才基本抛弃宏伟建构的企图，而代之以取样，甚至拼凑。而到了晚近的作品，我更多采用了开放的样式。比如《蚂蚁一号》、《蚂蚁二号》，打破了确定的封闭式结构；后律诗之一、之二（关于鸭脖、鸭舌），也是没有终结的实验。自我检视之后，我欣慰地发现已经有至少一年不写组诗了。我最近的一首可以称得上组诗的大概是《后绝句：主持人札记》，虽然也有求全之嫌，但似乎可以无限衍生、繁殖，连成一长串无尽的、顿悟般的小小瞬间。
毫无疑问，我更倾向于偏颇的诗。但有时候，秩序会给我设立挑战的可能，可以说是某种从中哗变的挑战。也许应该这样说，我长期以来把对“一网打尽”的野心和对“浑水摸鱼”的兴趣结合在一起，这或多或少跟我的理论职业有关。今天偶然看到玛丽·达利耶塞克的一句话：“我写的论文跟我写的小说很不一样，就像我分裂成两个人，一个给学术研究，一个给想像和小说，两者截然分开，没有相似之处。”可是实际上，理论的思考习惯和想像的写作态度之间的交叉感染似乎有的时候不可避免。不过，在最近的《畅饮中国绿茶的十三种方式》里，你可以看出，所谓的秩序（分类）已经完全变成福柯在《词与物》前言里所引用的那个博尔赫斯的杂乱型秩序（分类）了。无论如何，我在诗歌写作中始终努力的是：如何把有序的知性拆解成无序的（尽管有时是处在某种界定性框架内的）感性。
⑤木朵：做法上的改变是不是不可逆转的、逐步趋向你所渴望的更高的目标？秦晓宇在一篇诗话中提及《熊猫传》和《熊猫外传》：“这两首（伪）传记诗，无疑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标志性的作品，但这一点我没能在任何诗歌评论里得到印证，它们的重要性显然被低估了”。首先我想获悉的是：在它们之间，是否也有过必要的改善发生？然后，正如“阴阳之后，是否有更简单的子女、立场分明的身体”（《熊猫传》）这一悬疑，我还想探听：此类“（伪）传记诗”又受到了哪些相似性的怂恿，譬如既相似于你的飘浮不定的创作意图，又相似于某一时代的特征？继“前言”余音绕梁之际，福柯《词与物》接着谈论了《宫中侍女》这一著名油画以及“四种相似性”（适合、仿效、类推、交感）：前者似乎纵情探讨了视角对于创作的意义、可见性与不可见性的关联，后者则阐明了一种世界观，以及文本运作的多种可行性。这一切都源自博尔赫斯的“动物分类法”（一种沾染“想像和小说”气质的做法），在我看来，它就是一首匪夷所思的诗，而福柯的长篇大道受到了它的鼓励，仿佛“诗”与“理论”一直都是相互纠缠。带着这一观感，我想追问的是：作为“诗”的《熊猫传》和《熊猫外传》，它们是否要竭尽全力去类似于某种“理论”，或者敢于成为某一时代的“标志”？一首诗除了在诗人创作的星群中被陈列、排序，还会不会面临如此冲动：它应该去扼住一个时代的咽喉？ 杨小滨·法 镭：坦率地说，我在写作上并没有长期的明确目标，因为写作并不是一项预谋的事业，而往往是即兴的表达。无“目的”，但仍然“追求”，比如说，超越自己，比如说，开启一种新的可能。在一首诗与另一首诗之间，寻求一种差异/诧异，一次拐弯，却不一定是改善，说不定是改恶呢。我的作品大多没有习惯标明写作日期。我经常需要从我的电子文件里通过查最初存档的日期来判定写作的时间。有时我甚至记不清哪一首写在前哪一首写在后。不过《熊猫传》和《熊猫外传》这两首的写作顺序我还是清楚的，确是先有传，后有外传。熊猫的形象之所以吸引我，自然也是因为它的特殊地位：尽管熊猫是真实的动物，但它却从未作为真实的动物而存在，而只是作为象征性、符号性的动物存在着。所以熊猫既不同于纯粹是神话动物的“龙”“凤”，也不同于基本是生物性动物的“虎”“豹”，虽然所有的生物性动物都或多或少会体现其符号性的意义。但熊猫的这种居间性更让人觉得饶有兴致，因为没有一种动物像熊猫一样“仅仅”是符号，脱离了符号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也没有一种如此严重符号化的动物却并没有经受过任何彻底的清理。我不知道这算不算“理论”的冲动，但我相信一种成熟的书写似乎不可能没有对符号性的认知，尽管具体的表达过程并不是一次理论的历程。也就是说，理论并不是写作的主导，更不是明确的规范。只能说，理论的积累会对写作的方向具有某种暗示性的作用。对我来说，对熊猫符号的意识并不引向对它的确认，而恰恰引向对它的迂回、游离、丢弃，这似乎恰好体现了德·曼对“时间性修辞”的阐述：寓言，正是来自一种对其象征性“先在”的延宕。在这几首关于熊猫的诗中，也可以看出叙事性的弥漫，或者说，是寓言/叙事文体赋予了象征/抒情文体一种时间性的效果。而且这种寓言甚至往往是否定性的，就像《熊猫传》的结尾，它往往通过“不是什么”来搅乱整个符号体系的完整、理性和逻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必须承认，我最初的写作意图也暗合了杰姆森所说的“国族寓言”，虽然并没有任何明确的理念来指引。其实，杰姆森在论述“国族寓言”时强调的碎片化的“寓言”和整一化的“象征”之间的区别正是我一直感兴趣的，因此恰恰不能看作是关于种族国家的宏大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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