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可以简单地说，《熊猫传》的焦点基本集中在熊猫本身，而《熊猫外传》则还有关于与熊猫有关的其他。秦晓宇的论述揭示了一些我写作时并没有明确意识到的东西，比如他认为《熊猫传》偏重历史的视角，《熊猫外传》偏重当下的视角，当然是非常准确的。但是作为作者，我必须小心翼翼地引导阅读自己作品的方向，避免阻塞另类解读的可能。作者本人的导读必须是宽泛的，模糊的；我在这里的角色自然大大异于面临别人作品时的批评角色。实际上我在写作时也的确没有设立任何理论的或理念的前提，虽然说这一切肯定会以直觉的方式潜入写作的状态中来。所以，理论当然有关乎阐释，但与诗歌写作本身的关系是暧昧的。而理念与阐释的关系也是暧昧的，因为没有一种阐释能够穷尽诗的理念。艺术与非艺术的不同就在于艺术所体现的理念是不明确的，加上我的社会政治理念本身就是暧昧的、悖论式的。哪怕我想把这种暧昧的理念明确地诉诸诗歌，一首诗也不可能对时代发出呐喊。也许我的努力可以归结为传递这样一种社会信息：我试图用诗表达这个世界上属于单一意识形态之外的复杂、暧昧和多义。而这一点，或许恰恰挑战了单一意识形态的统摄和压迫，具有了你所说的“扼住一个时代的咽喉”那样的姿态。
⑥木朵：正如一些诗人愿意把“写作”当作必须予以预谋、控制的活动，分歧历来存在。有的诗人认为“诗必须带来快乐”，有的诗人则深知一首诗里寓居着一位愁眉的神祗。在平常的交际活动中，你乐于被作为“诗人”介绍吗？“诗人”如今是否也“仅仅”是被镂空的符号？恰好我最近在重读尼采的著作，他提及这样一个观点：“诗人若想使人的生活变得轻松，他们就把目光从苦难的现在引开，或者使过去发出一束光，以之使现在呈现新的色彩。为了能够这样做，他们本身在某些方面必须是面孔朝后的生灵；所以人们可以用他们作通往遥远时代和印象的桥梁，通往正在或已经消亡的宗教和文化的桥梁。他们骨子里始终是而且必然是遗民。”你认为关于“诗人”的较为得当的类比应是什么？如果一首诗需要落实一种基准时间，你更喜欢从哪儿猛扎入水？
杨小滨·法 镭：我当然乐于被称为诗人。诗人曾经与崇高相关，诗人曾经有非凡的光环。但这些都已烟消云散。对我来说，诗人的形象应当是一个文化顽童，意味着“诗歌执照”（poetic license）的掠取者。我昨天在一个论坛的跟贴里写道：好诗都是胡言乱语。作为批评家，我必须言之有物；只有在作为诗人的时候，我具有了胡言乱语的资格和权利。这是多么惬意的事情。
这并不意味着诗歌对苦难不置一词，但直接的控诉或哀叹却不是诗的目的。诗人绝不是先知、救主，他无力拯救人类的生存境遇。他甚至无力拯救人类的精神困境。诗人只是通过独特的表达来切入时代和历史，挑战符号界的权威，并以此动摇现实苦难的社会文化根基。诗人用捕捉世界表层底下无序状态的方式来诉说对装饰化了的苦难的理解。诗人用貌似紊乱的、多义的语言替代了理性的、压抑的、单一化的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的确是一个具有文化乌托邦的形象：他代表了自由，代表了个体与不依附，代表了出格、异质、另类，代表了洞察、揭除、不妥协。我当仁不让地认同诗人的身份，哪怕这个身份本身也是易碎的、自我瓦解的。
诗人只是解构，而不是解救。同样，尼采的现代主义乌托邦是怀旧的，断裂式的，反而是反历史主义的。没错，诗是通往过去的桥梁，但这不需要刻意的追求。写诗就像梦的运作，你不可能策划梦境出现什么，但梦里总会自动出现过去的场景。因此，一种真正的历史主义必须承认，过去是不可避免地要露出它的狰狞面目的。既然人是一种记忆的动物，你亲身经历的自身的过去，你所习得的家族和社群的过去，都必然会以隐秘的方式不经意地冒出来。同时，这种“遗民”性并不一定意味着绝对的忠诚，而更多地意味着叛逆。当然，叛逆不过是忠诚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罢了。
在我看来，诗人的脸不是仅仅朝后，而是朝着千万种不同方向。也就是说，诗人不仅面向过去的时间维度，也面向所有其他的时空维度。这种开放性意味着诗可以蕴含的因素不是单向的。即使过去是诗的一个重要维度，它也不是以宁静的田园或巍峨的皇朝出现的，它更多与记忆和见证有关，与创伤经验有关，与历史暴力有关，与文化符号的压迫性有关。这就回到了你提问的开头部分：是的，诗是一种自由，一种愉悦，甚至一种游戏；但是它常常也是面对毁灭、虚无或荒诞的游戏，诗的轻和重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并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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