⑦木朵：如果给“文化顽童”一个更显著的形象，你是否会优先考虑“孙悟空”？确实有批评家已经使用了这个集七十二变、火眼金睛、金箍棒和紧箍咒于一体的符号来为你素描。兴许，正是存有一些机会，或者你看见了人们的忌讳，或者玉皇大帝的管辖有损自由，那种明确的、不妥协的顽皮才有用武之地。当“顽皮”可能完成了反衬（反对）的使命时，“反顽皮”是否就是一条退路？对此，可否这样来反驳：“顽皮”发生一段时间之后，它将介于它所反对的做法与反对它的做法之间，三者并存，互不替代，谈不上“使命”的完成，“顽皮”恰似“绕不完的表链”（《巴黎的春天》）？实际上，当批评家把你当成“孙悟空”时，是否很可能忘记了“紧箍咒”：关于“顽皮”的游戏规则？譬如你把《一家名叫“骚货”的时装铺》、《君不见》等诗作视为一次次蓄意的挑逗，不久以后会不会产生出一种“挑逗的反思”：这些诗作亦有等待治愈的心病？你如何看待卡尔维诺在《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确切》中转述的“晶体”（特殊结构物的恒定——自我组成的系统）和“火焰”（尽管内部强烈震荡，依然保持外部形式的恒定——噪音中的秩序）这两个象征？ 杨小滨·法 镭：用“孙悟空”来描述我的风格，我觉得颇为传神。而你又提出“紧箍咒”，也是相当敏锐的观察。其实值得我反思的正是“金箍棒”与“紧箍咒”之间的辩证法。怎么说呢，如果回溯我个人的精神史，孙悟空的形象不仅是我童年时期的天真喜好，更是少年时期的行为楷模。而这个楷模，肯定与毛泽东的“金猴奋起千钧棒”有直接的联系。我仍然以为在那个政治气候下出产的动画片《大闹天宫》比起当今的大多数卡通片都要好看许多。但是很明显，“大闹天宫”止于齐天大圣对天庭的胜利，而删去了悟空被唐三藏收编的内容，这也和毛时代的意识形态脱不了干系。严格说来我并不属于文革一代，但内心的毛主义，尤其是“造反有理”的无畏或无赖精神，却是无法否认的。不过，虽然齐天大圣的姿态是对抗式的，那种胡闹的、痞子的对抗比起英雄式的反抗还是增添了不少喜剧色彩。也正是这种喜剧色彩铺垫了从“外在对抗”日后向（反讽、戏仿式的）“内在颠覆”的转化。其实在悟空后来的某些作为里，那种不经意地把三藏消解一下的行为也不乏乐趣，比如有时悟空会变成唐僧的模样，然后剖开自己的胸膛：“将那些心，血淋淋的，一个个捡开与众观看，却都是些红心、白心、黄心、悭贪心、利名心、嫉妒心、计较心、好胜心、望高心、侮慢心、杀害心、狠毒心、恐怖心、谨慎心、邪妄心、无名隐暗之心、种种不善之心”（《西游记》七十九回）。悟空发展出了一套游戏的方法和策略，当然也跟你说的“紧箍咒”紧密相连。“紧箍咒”是一种无奈，是符号世界的隐喻。因此我从来也不相信无限的自由或反抗。或者说，只有在某种限度内的瓦解才是有意义的。在这个意义上，菩萨是英明的，因为“紧箍咒”是为了保证齐天大圣不会成为另一个更残忍的玉皇大帝（这一点，历史已经给过我们很多教训了）。
回到诗的领域，我以为诗的形式感应该看作是某种“紧箍咒”。我并不是指行数、押韵之类的规则，我指的反而是言说的某种平稳、不忸怩作态，甚至口语化和日常性。我当然并不反对美学范畴的奇崛，但奇崛应当是日常性的自然流露。没有谁非要屈从于诗的语言特权。因此诗必须是放下身段的，以日常的形式为其形式感的，或者说，是时时意识到日常经验的“紧箍咒”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金箍棒”和“紧箍咒”倒不是互相替代的序列，而是共存的、共时的，是一件事物的两个不同侧面。因此，反思就存在于挑逗的当下，而不是之后，故而这种挑逗总是处于被遏制的，甚至是不过瘾的状态。但这种不过瘾正是控制的结果，是对传统和日常及其符号世界的承认和呈现（虽然绝不是简单的认可）。扯得再远一点，那个萨德以来的一切都要“过度”、“极限”的倾向并不对我有特别的吸引力。
由此说来，“火焰”和“晶体”，对我来说也是一件事物的两个侧面。我不知道卡尔维诺的说法是否受到了尼采的“酒神”和“日神”之说的影响，但有一点大概可以肯定，这一类分类法的基础不但在于对变化和恒定的区分，也在于对激情和理智的区分。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趁机反问你，我的诗一般来看（表面来看）是算在知性和规整的范围内吗（至少我猜想应该是这样吧，当然其中也带有对我学院身份的成见）？当然对我自己来说，情况要复杂得多，我在任何时候都不愿意“站队”。我甚至试图想像一种燃烧的、火焰般的晶体，或者一种晶体般透亮的、秩序的火焰。
⑧木朵：作为你的诗选的读者，我往往不禁浮想联翩，有时会觉得它们是一种耐心的产物，有时又担心它们是不是一种临时状态，它们是不是在做一种见缝插针的努力，有时我可以劝服自己放弃谋求关于其作者确切形象的努力，有时我会把你的《歌行体》掰成两半来看待……也许，“过度”正是一种过渡性的征兆。我确实偶尔认为你超越了某个刻度，现在，请允许我把这些观感仅仅当作阅读期待的倒影。作为读者，我不免再次陷入这样的局面之中：一边是有关“更新文学感觉”的说辞，写作的目标之一正是去更新人们赖以阅读文学作品的那些“假设的结构”（structure of assumptions），一边是萦绕不散的告诫：“我们应当以最小的新颖更新文学”。你乐于被坊间认为你创造了一种“新颖”吗？我的一位朋友前几天还建议我拿苏珊·桑塔格《关于“坎普”的札记》中涉及“趣味”的话题来设问。“要命名一种感受力、勾画其特征、描述其历史，就必须具备一种为反感所缓和的深刻的同情。”也许苏珊·桑塔格的这番言辞能给我些许劝慰。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