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让纪录电影展示社会真实，让人从纪录电影中获得警示，就要与知识保持距离，现有的知识观念饱和，它被某一语言机制控制，那它自身就是一个自足体。培根认为沉思获得的是宇宙秩序以及相互关系的形式，至而造成满足，愚昧的满足而至智慧的自足。沉思可能造成对事物是怎样运作的漠不关心，即使获得了知识，“即使那些为知识本身、而不是为了利益和卖弄或者生活中任何实际的权限而探寻知识的人，也为他们自己设定了一个错误的标志——满足（人们称之为真理）而不操作”。⑿（ B.法林顿《弗兰西斯.培根》（New York:Lawrence and Wishart,1962）（转引自查尔斯.泰勒《自我的根源》） 《钢琴梦》的导演借鉴于培根，是因为思考给人们带来痛苦，《钢琴梦》中的人物（过去时中的）极力想把知识传给下一代，把思考能力遗传给下一代，并且极力灌输努力、勤奋、前途等等的词汇意义，来破坏自足给下一代人（《钢琴梦》中的钢琴求学者）带来的满足感，因此，在《钢琴梦》这部纪录电影中，我们无时无刻不能听到演奏钢琴的声音，演奏命运的琴声。
《钢琴梦》由此制造了一种近似理论，对一部纪录电影的文化阅读目的是接近理性目的，接近对于秩序的认识，上升为走近真理的过程，而培根认为真理是令人自满堕入愚昧的牢笼，任何不了解事物运作的思考行为都无法不堕入真理的笼子，堕入愚昧的笼子，从而完全失去操作，失去实践。纪录电影就是要让人们避免堕入真理的牢笼，避免进入培根式愚蠢，《钢琴梦》制造的现代性语境恰恰是为了激励人们进行实践并操作意识活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完全放弃接近知识，虽然一些意愿失去了接近的条件——时间，因此，无止境的追索（不满足）进而进行的操作比知识设置的错误更具有愚昧性，这一执着等同于愚昧性，恰恰是由不满足提供了力量与依据。《钢琴梦》在设置了一个文化拐点的条件下，眼睁睁地看着一些人因获得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而堕入牢笼。对于这一点，我们看到《钢琴梦》有同情的冲动，但是它克制住了，它最终没有同情，因为《钢琴梦》是纪录电影。
《钢琴梦》的零度镜头与低温叙事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整个社会处于西尔维娅·普拉斯式的高烧状态，这种高烧的生活现象被理论家总结为“浮躁”、“狂热”、“不安”、“秩序絮乱”、“兴奋点频絮”，或者“一半是颓废一半是亢奋”、“上午激昂下午消沉”。而没有在经济热潮中获得席位的人们却又是那么怀旧，这一新一旧两块燃料致使整个社会迈入数化时代，无论是因成功融入社会主流，还是因为被抛弃在潮流之外，这两群人都在高温中各自享受着自己的故事。因此，《钢琴梦》必须摆脱一部分人的沾沾自喜，和另一部分人对过去的痛心疾首，用超低温的叙事讲述“生命的历史”。
在韩君倩的《钢琴梦》之前，中国的纪录电影处于两极之中，狂欢式的或忏悔式的这两种形式，都无法满足“纪录电影”的本质要求，之所以如此，一是外界的命题驾驭了纪录电影导演的叙事态度，二是因工具论使然的工具意识还没有在大部分导演的思想深处被删除掉。我们知道，韩君倩是理论型的，同时也是文学型的，她从某一对极端关系的两项之间创建第三项，把电影创作纳入写作体系，就如罗兰·巴尔特所说，这个第三项就是中性项或是零项。这需要理性，更需要以哲学思想作为纪录电影的基础。
不过《钢琴梦》没有事先写定的拍摄脚本，甚至没有拟定的拍摄计划，但是它确实具有鲜明的文学性，如果不怕亵渎它的纪录性，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一部电影小说。大家知道韩君倩不喜欢罗伯·格里耶的小说，但是这没有破坏《钢琴梦》呈现的文学意义，如同所有的哲学家和所有经典小说家一样，一个真正的创作者的作品都应该是思考的产物。
英格玛·伯格曼有几部电影令人难忘，《夏夜的微笑》、《第七封印》、《草莓》从公映时间上看那分别是1955年和1957年的事，它们的第一身份是故事片，但是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别一类的纪录电影，如果真要准确些，我们可以冠之以灵魂、精神纪录电影，这些不太精到的命名，对于韩君倩有着一份刻骨铭心的启迪。对于这些作品，伯格曼说，“我喜欢想象这些东西能在自己的灵魂深处安详地成熟，……多年来埋藏于灵魂深处的思想以及瞬间迸发的灵感都日渐消逝，但我并不觉得悲哀，也不觉得失落了什么。”⒀ （[瑞典]英格玛·伯格曼《魔灯——伯格曼自传》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8月版 第208页，张红军译本）。灵感开启思想把时间深处的梦幻置换到现实中，之后即使失落了，即使成为过去的部分，那也纪录了几乎整个欧洲而致让整个欧洲永不忘记。
韩君倩虽不至于采取这种泛梦化的手法，她也没有这么多电影作品考验中国人的记忆，但那几部电影展示的精神是她一直秉持的。《钢琴梦》作为一部纪录电影，文本性质与语义条件限定着语义场，纪录电影在制造单位语义场时突出两个极端，一是极端简化复杂语义；二是极端强化深层语境（这是在不着痕迹的状态下完成的）。前者淡化思考障碍，后者强调人文经验。这两个极端支配的纪录语义，分配着不同层次的理解，同时让人们在不同层面来接受和理解语义，这一点几乎和伯格曼一样。在解说词仅仅作为事件的另一类局部时，角度的臻留与潜在意义引申出第三层语义。如此，无论是事实上，还是文化意义上，《钢琴梦》让人没有理由放弃反思，不过，即使人们已经不习惯反思，也不会遭至文化谴责，因为，目前我们是带有数化人的文化特征来审视《钢琴梦》，因为，这部纪录电影对于一个时代不具有合目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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