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对上述第四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力图将其同第一个方面的问题勾连起来做一番尝试性的考量。作为一项探索性的研究，我将主要阐释我所提出的“生存性智慧”这一概念，并将其同中国发展经验相结合初步建构一种我所谓的“生存性智慧发展模式”。毋庸置疑，“生存性智慧”既是一个有可能引发人们纷争的概念，但也是一个一直为我们所忽视的、具有很高创新的理论概念。为了避免习见的“立场先行”所导致的深入探究的缺位，我将悬置对“生存性智慧发展模式”的规范性评价，而聚焦于对此一模式的理论分析和解释。基于此，本文将采取如下论述步骤：首先，我将对“生存性智慧”进行一般性的理论探讨。这种一般性的探讨既是本文论述的必要步骤，亦包含了这样一种理论关怀：我希望通过本文的尝试，可以引导中国论者真正关注中国发展实践中的真问题（而不仅仅是我们根据某些易识别的制度化因素而人为建构起来的但却与中国人的实践或生命不涉的问题），甚至能够开始探究支配中国发展且与中国特有的文化传统密切勾连在一起的那种哲学。我之所以在这里特别强调“哲学”，乃是以下述观点为依凭的：不仅绝对“价值无涉”的社会科学研究是不存在的，而且任何有深度的社会科学研究都是以某种哲学承诺为基础的，正如华勒斯坦所言，“从来就没有哪个科学家能够从他或她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生活环境中脱离出来。……每一次概念化都要以某些哲学承诺为基础。”4其次，我将对当下关于“中国模式”的主要论说进行批判性的检视，指出其间所存在的诸如知识导向、制度导向等问题。最后，基于前文的研究，我将对“生存性智慧发展模式”进行初步的理论建构。作为一种颇为初步的论纲性研究，它既需要经验调查的进一步验证和理论建构的进一步的完善，更需要诸位读者朋友的批判性意见。
一、关于“生存性智慧”的一般观点
“生存性智慧”是我为了推进“中国经验”领域的深度研究而专门建构的一个概念。我关于“生存性智慧”的观点，大体上可以概括为如下七个要点：
第一，就当下所有的中外学术讨论而言，大都是“知识导向”（knowledge-oriented）而非“智慧导向”（wisdom-oriented）的。这种“知识导向”的研究预设在根本上认为：人类社会是由知识建构而成的，因而也必定是可以通过知识而被认识和解释的；但是这种研究预设却在根本上无视甚或否定了对人类社会的生存性本能以及由其生成的“生存性智慧”的揭示和解释。
我所谓的区别于“知识”的“智慧”，主要受到迈克尔·博兰尼、哈耶克和奥克肖特等论者所谓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或“实践性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 ）的智识激励。从博兰尼等论者的相关论说中，我们可以获得如下洞见：（1）人类所拥有的知识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技术性知识（明确知识或理论知识）与实践性知识（默会知识）。前者的“主要特征是它可被精确制定，虽然制定它需要特殊技巧和洞见”；后者“被共享和成为共同知识的方法不是被指定的教条的方法，”其“正常表达是以一种习俗或传统的做事方式，或者，简而言之，是以实践的方式。”5（2）源于对确定性的追求，与现代性的理性主义气质相适应的乃是一套技术性知识：“问题的核心是理性主义者专注于确定性。技术和确定性在他看来是不可分割地连在一起的，因为确定的知识，在他看来，是不需要在它自身之外寻找确定性的；知识，就是不仅以确定性终，而且也从确定性始，确定性贯彻始终的知识。”6（3）然而，由于人的心智本身乃是一种社会和文化构成的产物，所以每个个体依凭其所感知的秩序（即哈耶克所谓的“感觉秩序”）而获得的知识，都与那种无法阐明的知识（即“默会知识”）有着内在关系；换言之，默会知识优位于其他知识。就默会知识而言，它是一种“能确使有机体持续存在”的知识，是与个人关于对事件的回应如何影响其生存的感觉相关的，而且也是由这种感觉形成的。7
然而，就这类“默会知识”而言，我更愿意用“默会智慧”称之。我所谓的“生存性智慧”，乃是人们在生活实践中习得的、应对生活世界各种生存挑战的“智慧”。显而易见，“生存性智慧”这个概念的提出，将在很大程度上否弃那种唯“知识导向”的研究，并将开启“智慧导向”的智性探究。
第二，当今任何一种“知识导向”的研究大都是先行价值判断的或有意识形态承诺的,而不论其是规范性研究，还是所谓“科学”的经验性研究。但是这样的研究却根本无法探及（更不用说认真审视）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生存性智慧”及其背后作为基本支援的生存性哲学（非逻格斯意义上的哲学），也无法探及和分析那些“去价值判断”或“去意识形态”的以生存\演化为根本目的的“生存性智慧”。
众所周知，“逻各斯”（Logos）是西方哲学（甚或整个西方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核心概念，由它出发而发展出了具有西方特色的修辞学、逻辑学、自然科学和理性主义的知识论。从“逻各斯”的角度来看，西方哲学，尤其是近代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哲学，伴随着自伽利略以降的自然科学的兴起，赫拉克利特意义上的那种“逻各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异。在赫拉克利特那里，作为智慧的“逻各斯”和科学应当说是同义的，其意图在于成为关于整个世界(也包括人的世界)的普遍的知识，亦即理性的知识，从而与广泛流行的“意见”区分开来。然而，由伽利略开创的近代自然科学却把这种真正的“逻各斯”精神发展成了具体的物理主义的理性主义。这样一来，西方哲学也由传统的“逻各斯”精神所主导的哲学类型转变成了由数学化的自然科学理论所主导的哲学类型。8因此，近代以来的社会科学研究，无论是规范性研究，还是经验性研究，都打上了科学主义、理性主义甚或“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烙印。从批判的视角来看，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实是先行价值判断的或有意识形态承诺的，因为它使得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建立在一正一反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比如说灵魂／肉体、自然／文化、男性／女性、语言／文字、真理／谬误等，并通过前者否定后者。套用德里达的话讲，这种二元项的对立并非是平等并置的，而是“某个词语支配另一个词语，并占有决定的地位”。因为“从柏拉图到卢梭，从笛卡尔到胡塞尔，整个西方哲学都设定善先于恶，肯定先于否定，纯粹先于不纯粹，简单先于复杂……这并非形而上学的一面，而是其迫切需要，即是其最稳定、最深刻、最有力的步骤。”9显而易见，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研究不仅带有意识形态前见或偏见，而且也无力探及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生存性智慧”及其背后作为基本支援的、非逻格斯意义上的生存性哲学，特别是中国文化中以“道”（而非“逻各斯”）为核心的哲学。10与之相反，我所谓的“生存性智慧”，是“去价值判断”和“去意识形态化的”，它将在悬置它们的前提下直面并努力探究生活世界中以“生存性”为根本要旨的、非逻格斯意义上的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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