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政治伦理而言，一如前述，韦伯意义上的“责任伦理”可以为基层单位领导者“一心一意谋发展”提供政治伦理依据。以“责任伦理”为依据，促进经济发展是各经济单位最大的政治。这种“责任伦理”的意识形态依据就是“发展是硬道理”这一发展主义意识形态。这意味着一切有利于本单位经济发展的举措（包括可能的举措）都会得到支持。在这种意识形态下，“‘由发展、生产力和竞争力定义的经济发展，构成了国家优先考虑的目标’，它‘通过对任何平等和社会福利不作出承诺，避免了目标冲突’。同时，政府并非消极地支持市场力量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是积极地引导经济增长，尤其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理性计划以及特殊的产业政策。”44再者，这种“责任伦理”的政治合法性依据乃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适应的“民享”（for the people）理念，而非“民治”（by the people）理念。无论是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思想，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还是胡锦涛的“三个为民”思想，其核心精神实际上都在实践“民享”理念，意在鞭策共产党干部能真正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或是能真正“为民谋利”。45
第三，一如前述，从意识形态上看，“生存性智慧”依附于诸如经济发展、共同富裕等具有正当性和有效性的某种意识形态性话语体系，因此，利用这种意识形态话语的庇护而形成关于意识形态的“真假结构”亦是“生存性智慧”的应有之义。
我在前文业已指出，中国意识形态的存在形态具有多样性，不仅包括官方认可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也包括具有规范有效性或事实有效性的民间意识形态；而且就官方意识形态而言，它也具有相当程度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就意识形态话语的实质内容而言，中国自改革开放后大体上是沿着如下路向展开的：自1980年代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始，邓小平已经剥离了中国改革实践中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内容，将中国政治的合法性建基于以“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符号象征的政权延续性上。江泽民时代以某种面向未来的立场并试图以“三个代表”思想重新填充这些象征符号的实质内容，却又难以避免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逻辑自洽的尴尬和焦虑；但也正是在江泽民时代，中国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正式形成了“试错”机制，用以寻求最适合中国政治秩序要求的话语组合，同时放弃了寻求逻辑自洽的努力。46这种意识形态“试错”机制的形成既是共产党出色运用其“生存性智慧”（政治智慧）的体现，而由此导致的意识形态话语之间的高度互动也为中国在改革实践中形成我所谓的“真假结构”创造了条件，进而为“生存性智慧”在中国基层的运行提供了合法的结构模式。仅就当下中国而言，发展主义、“科学发展”、“和谐社会”、“大国崛起”（“民族复兴”）、“以人为本”、“八荣八耻”甚或“朝贡体系”等，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具有意识形态的话语功能。47在此种意识形态语境下，如何依凭某种（或某些）有效性的意识形态话语论证其经济发展举措的话语正当性（“政治正确性”），也就成为基层领导者施展“生存性智慧”（政治智慧）的主要表现。显而易见，由此带来的“名实分离”，特别是基层领导者“说左行右”或只做不说的“做世界”实践，不仅包括了其“生存性智慧”，而且也隐含着他们应对制度和政策等的措施——这一切都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因此，基于上述论述，如果我们以“生存性智慧”来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晚近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大体上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过程：“生存性智慧”在关于意识形态的“真假结构”的庇护下、以经济交往中的“熟人交易”和政治交往中的“策略行动”为基本形态、以不同层次“生存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或“共同善”为依据、以经济发展的后果为最高“责任伦理”判准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未意图扩展”的历史进程。它之所以是一种“未意图的后果”，乃是因为它不是经由任何整全性的理性设计而达致的，是由中国各层人员，尤其是中国的基层民众，运用其非逻辑的“生存性智慧”而达致的。
在本文的最后，需要特别说明一点，即本文关于“生存性智慧”的讨论仍属于一种初步性的论纲，一定还存在许多不成熟的地方，因此我想在这里就“生存性智慧”或“生存性智慧发展模式”可能面临的批评预先做出两项回应：
第一，我们不能一味否定“生存性智慧发展模式”的普遍性，而应该对这种普遍性进行更为深入的认识和分析。我个人认为，“生存性智慧发展模式”是具有某种普遍性的，只不过这里的普遍性乃是我所谓的“有条件的普遍性”。这种条件主要表现为：它对个体能力和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这种要求首先需要个体具备最基本的“生存性智慧”，但也需要具体的外在环境的配合和成就，以及个体”生存性智慧“与外在环境之间的成功互动。一旦满足这些条件，它就具有某种普遍性；而在不满足这些条件时，其“成功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难以复制的。
第二，我们也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经济学“交易成本”的理论来批判中国人的“生存性智慧”，因为从表面上看，尽管它可能增加了交易成本（特别是人际交往成本），但就交易的总收益而言，我们却并不能轻易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中国，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由于各种制度性安排还不成熟，所以中国企业的交易成本（特别是人际交往成本）很高，个别企业甚至可能达到年销售收入的50%。48然而，在我们套用西方经济学“交易成本”的理论来批判中国人的“生存性智慧”时，我们必须追问这样的问题：既然人际交往成本那么高，作为以经济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经济人”，企业家们为什么还是愿意接受这样的成本？既然中国企业的人际交往成本普遍很高，为什么中国还可以取得经济增长的奇迹？……显而易见，这些问题乃是本文难以回答的；我甚至认为，我们唯有结合中国实践对国民财富增长的原理和机制做进一步的思考并写出带有中国特色的《国富论》，才可以揭开其中的迷团。
此文投给了《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0年第四期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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