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平均主义的批判
说实在的，我们这一代人是不喜欢平均主义的。对于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吃饭不要钱，我们虽然有时候在向往，但大多时候却觉得好笑。大抵平均主义是专门养懒汉的吧，也就是说，平均主义并不能够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既然干多干少一样儿，那谁不愿意干少呢？既然干和不干一样儿，那谁不愿撂挑子呢？平均主义是一种小生产者的意识。小生产者总爱构建乌托邦的，而平均主义便是他们构建的乌托邦。不可否认，在平均主义的乌托邦里，有着小生产者最为善良的愿望，但是，把这种善良的愿望施之于整个社会，那就往往适得其反，甚至造成灾难性的后果。我们是追求平等的，但平等并不意味着平均，平均也不等于平等，甚至许多时候，平均倒是意味着不平等。干得多和干得少的，所得一样，就会挫伤干得多的积极性。那么，如何才能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呢？那就要克服平均主义，引入差别。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这样就可以把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了。因为这直接把劳动与报酬挂上了钩；为了得到更多的报酬，那只有多付出劳动了。分配可以影响生产，这是显而易见的；改变了生产关系，往往能够解放生产力。可以说，平均主义，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把平均主义变成社会现实是很难的，然而，平均主义作为一种理想，又毕竟有它闪光的一面。我们知道，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必然会拉大贫富的差距。我们在主观愿望上，自然希望先富带动后富，大家你追我赶，共同致富。但是，社会的现实往往不以我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无论我们怀着怎样美好的愿望，大量的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又是最为基本的事实。我们挣脱了平均主义的束缚，改变了生产关系，解放了生产力，但却拉大了贫富差距，而这也违背了我们追求平等的初衷。虽然平等并不意味着平均，但是，如果贫富差距拉得过大，那也算不得平等。因为经济的不平等，必然导致政治、文化的不平等。相反，如果在经济上平等了，那政治文化上的不平等就会渐渐消除。我们知道，所谓的平均主义，就是为了消灭人类的不平等的。什么手段能够最迅速地消灭人类的不平等呢？那就是均财富或者说打土豪、分田地。可以说，历代的农民起义都是这么做的。农民当然是小生产者，有他们的狭隘性，但是均财富，打土豪，分田地，却并不错，因为这体现了社会的正义。老子不是讲过么？“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既然“人之道”违逆了“天之道”，所以农民就要起来，“替天行道”了。贫富差距拉大，决不是一个好现象，当然，我们不会回到平均主义的老路上去，但是，我们总要想办法缩小贫富差距，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现在，好像平均主义又受到了一些人的青睐，而这种青睐恰恰说明社会已经敲响了贫富差距过大的警钟。其实，对于贫富差距过大，历来没有好的办法解决。没有好办法，只有坏办法，那就是农民起义或者暴力革命。我们知道，文革时代的人们是比较平等的，而这种平等又恰恰建立在平均的基础之上。因为平均所以平等，这是符合我们的理想的；我们的理想可以改造现实，当然，现实也会改变我们的理想。我们放弃了乌托邦，放弃了诱人的终极理想，却回到了纷繁复杂的现实。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平均主义是不成的。现实有一万条理由去批判平均主义，但我们却找不到一条理由为平均主义辩护。我们只能说平均主义，曾经是我们的理想，但这种理想早就变得不合时宜。我想要让平均主义，大放光芒，也只有等到下个轮回了。但是，等到下个轮回里，我们能不能接近或者达到终极理想呢？这是不好说的，因为谁也不可能卜知未来。在平均主义的背景下，我们可能没有很高的积极性，但是我们却有一种非常稳定，好似一生都有了保证的感觉；但在现在的背景下，我们的积极性是上去了，但是现实的人生总给人一种动荡、没有保证、没有归宿的感觉。其实，平均主义，并不是一无是处；相反，我们失掉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才是真正的可怕的。这也是我们所以讲在“批判中闪光的平均主义”的缘由。
（二）“不患寡而患不均”
如果要追溯平均主义的渊源，那自然要从孔夫子所谓的“不患寡而患不均”说起。也就是说，物质财富少点没有关系，怕就怕不能平均分配。在物质财富的分配上，理想的标准自然是“一碗水端平”，也就是说平均主义。人人得到的一样，没什么差别，那大家自然说不出来什么。可以说，绝对的平均通向绝对的平等。然而，无论是绝对平均也好，绝对的平等也罢，都是不存在的。但是，这种不存在，在有些情况下，又是可以存在的，譬如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时候。在革命战争年代，物质的极度匮乏是可以想见的，但正因如此，才诞生了接近于绝对平均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毛泽东对于这种制度是非常怀念的，而他所要走的五·七道路，也正是这种制度的普及。但是，我们知道，平均主义只有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才可以存在，才具有合理性。然而，物质财富丰富起来，这种平均主义的做法，就不成了。从某种意义上讲，物质财富的分配不只是满足社会成员的生活需要，更应该充分地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如果绝对的平均，干多干少一个样儿，干与不干一个样，那就不利于调动积极性了。但是，我们要引入差别，多劳多得，又势必引起贫富的分化。实际上，贫富的分化，决不只多劳多得这一个原因，更的原因还在后面。因为多劳多得这一个标准的贯彻，是依赖于官僚机构的。所以，物质财富的分配又会与权力结构、等级制度相挂钩。正因如此，毛泽东才会对干部特殊、官僚主义、等级制度十分不满。他指责说：发薪水要等级，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他还把“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是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样一些现象，看成是“资产阶级法权”。他说：这种不平等的干群关系——猫鼠关系或父子关系，必须破除。我们今天看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确实能够感受到它所散发出的真理的光辉。这样讲决不是错误，而恰恰是带有极大超前性的正确。毛泽东在逝世前愤慨地讲：“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他认为：“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从这些话，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给自己的定位，也就是说他从来就没有把自己当做官僚机构的一员，他始终是站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立场上的。也正因为如此，对于整个的官僚机构，他极为地不满。虽然当时，“当官做老爷”的做法，也只处在萌芽状态，并没有泛滥开来，但是毛泽东就是要防患于未然，从根本上杜绝官僚主义的可能性。有人说，如果用现在的标准衡量毛泽东时代的干部，那个个都是清官。这样说，其实很让人寒心的。我觉得，我们也不能只看到平均主义的不好、错处；我们还应该看到另外一点，也是极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平均主义在历史上，尤其在毛泽东这里，是带有革命性的。很可惜，我们现在只是指责平均主义荒谬绝伦，而忽略了它最为根本的革命性。从某种意义上讲，平均主义是革命的起点，也是革命的终极。我们知道，中国革命就是从“打土豪，分田地”开始的，这就是平均主义的做法，难道错了不成？难道只有大量的财富集中官僚、地主、资本家的手里，那才是天经地义的，绝对正确的？可以说，与平均主义尖锐对立的就是大量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平均主义就是为了造就平等。平等，是平均主义的终极。平均主义，有着人们最为善良的愿望，但是社会的发展又往往违背这种愿望。尤其在社会财富大量增加的时候，就必然地由按劳分配走向贫富分化。就像我们现在，对贫富分化，也有许多不满，但却依然地批判平均主义，那也只是因为这贫富分化并没有危及到我们的生存。而只要我们能够生存，对于贫富分化也只是警惕一下，或者在道德上义愤一下就罢了。但是，这也并不影响我们认识到，平均主义在历史上起过革命性的作用，但说实在的，我们并不愿意让它在未来也起这种革命性的作用。
（三）超越平均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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