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客观”，台湾诗，“四个阶段说”：
沈奇访谈录
胡亮
胡亮按：二零零九年七月十四日，西安，笔者约见了沈奇先生。沈奇，一九五一年生于陕西勉县，一九七四年开始现代诗写作，一九八一年毕业于陕西工商学院后留校工作，一九八六年着力于诗歌理论与批评，现为西安财经学院教授。沈奇写诗、评诗、编诗三十余年，迄今已出版诗集、诗论集、文论集十一种，编选诗集、诗论集八种，所著三卷《沈奇诗学论集》于二零零五年出版，旋即引起关注，很快修订再版。批评家陈超认为在沈奇的诗写中“从不将世俗功利的哀婉转换为‘美学的哀婉’”，“他的写作准则是：仁慈、明净、诚朴、适度以及形式主义的快乐”（《清峭心曲诚朴诗》）；关于其理论与批评，批评家谢冕强调，“他从来都是针对事实说话”（《敏锐 热忱 切实 敬业——谈沈奇的诗歌批评》），诗人于坚指出，“相对于当代文化的话语权力中心而言，我特别强调沈奇的外省身份，这种身份使他超然于话语权力游戏之外”（《沈奇的诗歌评论》），诗人洛夫则坚称，“沈奇的诗歌评论可谓当行出色，其立论之精准、推理之周延、措辞之典雅，均属少见”（《谈沈奇台湾现代诗研究》）。下面，是沈奇对笔者书面提问的回答。
胡: 上世纪六十年代，可称之为你的“勉县时期”。你在家乡勉县读书，失学，经历文革，插队务农，大量阅读古典文学作品。这样的早年经历，我想，可能已潜移默化为你日后从事现代诗写作与批评中，不能轻易揭去的一层宿命般的文化皮肤。具体地讲，古典诗词的规定与支使，让你的写作与批评在哪些角度或方面呈现为对于传统的呼应？是写作中禅味的闪现，还是批评中语感的铿锵？
沈：无论是作为生存体验的积累或是诗歌美学体验的积累，这一可谓苦涩年少的“勉县时期”，都算是我整个近四十年诗性生命历程的“初稿”或“底色”。这一“初稿”与“底色”，既是之后从事诗歌写作和诗歌理论与批评之探索和追求的基点，也是可能的局限。从文化学角度而言，我和我们这一代大多数同辈们一样，经历了农业文明（乡村小镇）和工业文明（现代都市）两个阶段；从美学角度而言，又是由古典传统和现代潮流相互冲撞相互交融所构成。二者之间的矛盾所形成的内在张力，成为我创作与批评的原发点。
我写诗三十多年，一直没有固定的风格，原因是既非天才又后天营养不良，不具备原创性的语言意识，只是捡拾的记忆而非刻意的经营。但有一点我是一直坚守的，即力求做到不失真情实感和生命意识。直到近两年开始《天生丽质》实验组诗的刻意探求，才算找到了一点真正属于自己独创的语言形式。对此诗人柏桦认为“非常有想法，也非常特别，它简直是再造了一个文本，其意义不仅是实验，而是预示着丰富的可能性之一种”。洛夫也认为这组诗“企图从古典诗歌美学中去找回那些失落已久的意象与意境的永恒之美，是一种极具挑战性的实验”。其实这正是我绕了一大圈，最后还是回到了“勉县时期”经由古典诗歌的滋养所启蒙的对汉语诗性的初悟的结果，当然也必须要有这个“绕”的过程。我甚至想和可能的同道一起，创立一个“现代禅诗诗学”流派，来弥补当下极言现代和唯西方诗学是问的缺陷，以探求葆有汉语诗性之本源性感受的现代汉语诗歌的本质特性，拓展现代汉诗的审美域度。
至于从事诗歌批评，打一开始起，就是想写点随感性的“文章”，而不是做“学问”。我大学学的是经济专业，搞诗歌批评以及间而涉足文艺评论，完全是爱好所致，性情使然，写作与阅读中，有话想说，便随缘就遇地一路说了过来。虽然，自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高校工作，并硬是挤进教师队伍，混上教授职称，但毕竟不是科班出身、学院正宗，是以也一直未上“学术产业”的轨道，只是个“业余选手”而已。如此处境，不免尴尬，却也便由尴尬生了如履薄冰般的虔敬，且因“业余”而少了功利的促迫、学科的驯化及专业的拘押，得自由自在之言说的爽利与率意。不过有两个原则是我始终不敢疏忽的：一是有感而发，二是成文章可读。
再引申开来说。古典文论包括诗学在内，在不乏学理探求的同时，大都自成好读有味的文章或诗话，恰好应合了现代西方“批评是另一种自在的写作”的说法。这一点对我影响很深。我承认由此也带来我的诗歌理论与批评缺乏体系性和学术严谨性的问题，也尽量在不失自己批评风格的前提下，做一些这方面的弥补，力求将现代学理架构和传统文论肌理有机地融会贯通，使之更坚实更有味一些。问题是评诗与写诗一样，“怎样说”是远比“说什么”更重要的事情；诗本无达诂，只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见”得有味没味上分高下，而没有一个唯一正确的“见”的。记得五年前在温哥华与痖弦先生就此问题专门聊过一次，他也是倾向于诗歌批评要在学理的基础上，多一点批评家个在的感觉和才情才好。顺便在这里提一下，痖弦的诗歌理论与批评文章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尤其是他的点评式小文，足可与古典诗话相媲美，可以说百年新诗批评史上无出其右者。而洛夫也曾经指出我的诗评中有古典诗话的影子，别有特点和味道，并表示激赏。可惜当代大陆诗歌理论与批评的主流走向，是向西学看齐的，一时很难有什么改变。这大概也是当代诗学一再为诗歌创作界所诟病，陷入理论空转和话语缠绕之痼疾的原因所在吧。
胡：七十年代可称之为你的“汉中时期”。你在成为一个“工人作者”和“民歌诗人”的同时，开始现代诗的写作。我饶有兴趣但又深感迷惑的是：你如何在这两种界面的写作中求得平衡？主流的认可与乎心灵的享乐如果是两码事，何者成为当时写作上最大的内驱力？
沈：我们那一代开始写作时，正逢文化大革命。我的家庭出身本来就不太好，又因兄长沈卓一九六八年冬在西北大学不堪忍受批判屈辱而跳楼自杀，打成“现反”后，一直背着个“反革命家属”的“罪名”，自此从下乡到进工厂，都要为此“挣表现”以求生存，再加上对发表的渴望（潜意识里当然不乏所谓“扬名正身”的念头），故写了不少符合当时要求的诗公开发表。但私下里的主要写作，还是一些抒发个人情感的诗作，包括古体诗形式的和新诗形式的，写完后除私下同朋友交流外，主要是藏起来安慰自己的苦难人生和苦涩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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