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人本价值特征来看，差别更大，尤其是“现代版”的传统文人精神和优雅自在的“纯诗”精神这两点，我们实在差得太远。而我一直认为，从发生学的角度而言，正是这两点才是保证诗歌写作之纯正与久远的根基啊！生存的挤迫，时代的鼓促，“运动”的推力，都可能产生重要的诗人和重要的作品，但真要作能超越时代而深入时间广原的重要而又优秀的诗人，恐怕没有这两点精神的支撑，是很难成就其功的。很多大陆先锋诗人或成名诗人，一提起台湾诗歌就人云亦云地轻言“格局小”“语言旧”，其实并未潜心研读其文本和体味其精神的真正价值特征之所在，也由此一再忽略了此一近在身边的借鉴与反思，实在是一个一误再误的误区。
这个问题说到底，还是文化形态不一样所形成的人格差异、心理机制差异和精神气息差异。著名画家陈丹青先生曾调侃性地表示过一种看法，大意是说比起上一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一代文化人，我们在“长相”上先就输了一筹。这里的“长相”，无疑是指“精神气息”了。若拿此说法来看两岸诗人与诗歌品相，是否也有点意味深长的体悟呢？而借镜鉴照，我们自可发现，大陆半个多世纪来的诗歌历程中所出现的种种缺憾，大概总与或多或少地缺乏像上述台湾诗人之文本与人本的特征有关。
胡：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你曾先后编选《西方诗论精华》、《台湾诗论精华》和《诗是什么——二十世纪中国诗人如是说·当代大陆卷》在海峡两岸出版。请你简要概括西方与中国、台湾与大陆诗论之同异。
沈：这个问题大得有些吓人，真不知该如何回答。
若仅以《西方诗论精华》和《台湾诗论精华》相比较，我在编选中设立分辑栏目时就发现，像“诗”、“诗人”、“诗歌本质”、“为诗而诗”这四辑在《西方诗论精华》中占相当比例的语录，在《台湾诗论精华》中就没办法单列成辑，说明台湾诗歌理论中对这类有关诗歌本体的讨论少有涉及，占主要成分的是关于具体诗歌创作经验类的言说，以及对语言形式和技巧问题的关注，形成台湾现代诗论的一大特点。譬如台湾中生代著名诗人、诗评家白灵先生，先后在九歌出版社出版了《一首诗的诞生》、《一首诗的诱惑》和《一首诗的玩法》三部书，就是专门讨论现代诗创作技巧的专著，活做得非常细，多年再版长销，影响很大。九十年代中期我曾经读到过有一期《创世纪》刊发集体讨论简政珍两首短诗的发言记录，长达两万多字，逐字逐句地细抠，连标点的使用都不放过，各抒己见，毫不客气，真正的细读啊！当时就很感动，慨叹大陆诗歌理论与批评界就缺乏这样的细活。这些年好一些，大家开始注意深入文本细读的讨论了，算是进了一大步。
由此再反思大陆诗歌理论的整体状态，还是有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就是空话、大话和套话太多，有关思潮、运动、发展状况的言说太多，有的则成了诗歌政治时事报告（我自己也写过不少这方面的文章），而深入诗歌本体和诗学本体的研究成就不大。虽然也不乏这方面的提倡，问世的文本也不少，但不是隔靴挠痒，不切实际，就是套用西学，兀自空转，缺乏原创性、本土性以及与当下创作紧密联系的见解，以至多少年来真正影响到诗歌创作的一些重要观点和振聋发聩之声，反而多出自一些优秀诗人那里。这里要细究下去，可能还存在一个理论话语的言说方式问题：既没有西方学者说得那样精确而俏皮，以及逻辑美感，又没有古人说得那样微妙而感性，只是堆积学识，罗列资料，再加上缺乏才情和艺术感觉，不成文章而味如嚼蜡，你就是有所发现，也没人待见。这个问题由来已久，要彻底扭转，恐怕还有待时日。
胡：关于大陆现代诗，你对于坚、伊沙、麦城用力最多。一九九二年，于坚完成长诗《O档案》；两年后，你就借助北京大学“批评家周末”的平台，发起召开“对《O档案》发言”专题座谈会，打破了批评界的失语状态。毫无疑问，你是最早意识到此诗重要性的批评家。对于伊沙与麦城，你也有同样的推举与彰显之功。我认为，你所做的这些工作，对于确保本阶段诗歌史的深刻度与公正性具有重要意义。我想知道：是你的文化秉性和诗学观点与这三位诗人相接近——我在你的一些作品，比如《十二点》中发现了你和他们之间确乎存有一种奇妙的血缘呼应——还是纯粹出于对他们的重要性的尊重，引发了你的批评激情？
沈：自打小爱好文学艺术，到后来涂鸦入道，我都一直是一个“审美杂食动物”，学养杂，兴趣也杂，缺乏“崇一而重”的执著。但细回想起来，又并非随波逐流的被动反应，还是有隐在的立场与选择的。正如你所体察到的，至少在文化秉性上，还是有自我的取向与定位：一是反主流宰制，乐于为新生的和被遮蔽及被忽略的一些人和事摇旗呐喊，所谓“拾遗补缺”，打点边鼓；二是体制外思维，包括话语体制在内的所有被体制化了的，都不愿“入流”，想着有无另辟蹊径的可能。这种心态说白了，就是不愿做大家都在做的事，不愿说大家都在说的话，不愿挤在一起找不到自己。所以无论是写作还是批评，我的出发点都不在重要不重要，而在有没有打动我的兴趣点。这显然不是一个有为的诗人和合格的诗评家应有的态度，但天性使然，好像总是专业不起来。
我与于坚结识二十多年，行迹往来不多，但自诩是他各种作品的最恳切而忠实的热爱者。这种热爱既非友情所惑，也非其声名大小，就是喜欢读，读来有兴趣，总有新的震撼，没有审美疲劳。于坚通过各种文体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独一无二的视角与说法，在当代中国文学界（不仅是诗歌界）是最具有原创性的。尤其他的诗歌，不但有效地担负了他对存在独到的观察与体验，而且开辟了新的道路，将我们长久以来不知如何表达的种种，那些与我们真实的存在真正有关的部分，显现出真切的肌理和异样的诗性光芒，从而使现代汉诗对现实与历史的承载方式和承载力，发生了质的变化，并提升到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境地。其《O档案》与《飞行》两部长诗，历史性地完成了两个超级命名：对二十世纪中国文化专制之典型代表“档案话语”的命名，和对进入现代化之“飞行时代”当下中国文化心态的命名——这不是什么“客观评价”，而是作为一个一直在潜心读文学思考文学的文学人的切实感受。当年在北大作访问学者读到他的《O档案》时，我真的是非常震撼，可周围的人大都无动于衷，不谈及，也无评论，让我大为惊讶！一者看不下去这样的失语状态，二者想为谢冕老师主持的“批评家周末”补个漏，以免有负历史，我才多次冒昧建议，获得“计划外”的“对《O档案》发言”专题研讨会的召开。过后我整理了近万字的发言纪要，却始终发表不了，最后拿到海外刊出，影响面不大，至今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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