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一个文学或艺术事件的发生有无意义，有多大的意义，不在于它是怎样发生的，发生得像不像样子，以及规模的大小或形式的标准，而在于它“就这样发生了”，并有效地产生了历史性的影响力和推动力。一九八六年的那场“现代诗群体大展”，过后看去确实有点“鱼龙混杂”“一哄而起”的样子，但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又确实起到了登高一呼而群雄并起继而狂飙突进的作用。后人诟病多在于嫌其泥沙俱下，乱立山头乱举旗，没个章法，其实这不重要，春潮突起时都是泥沙俱下的，但万物随之而勃发。
至于诗歌史意义，我真不知该做何归纳，想到的只有两点：其一，提前开启了第三代诗歌大潮的闸门，并以“青年性”、“前卫性”、“民间性”和“后崛起”为标志，集约性地公开为民间先锋诗歌鸣锣开道；其二，有效而全面地展现了一个过渡时代之诗歌现场的驳杂样貌，强调并确立了探索性诗歌写作的历史作用与历史地位，并深刻影响及后来的先锋诗歌发展。 在此需要补充指出的是，这次“大展”也衍生出后来才逐渐显现出来的两个负面作用：一是无意间遮蔽或至少是延搁了“朦胧诗”诗学的深入影响，二是引发或暗结了沿以为习的“运动情结”。对此，我在多年多篇文章中都有论及，此处不再赘言。
胡：在参加大展的同时，你在《文学家》发表了《过渡的诗坛》一文，全面评价第三代诗人，从此转入理论与批评；一九九一年后，渐次分力于台湾现代诗研究，提出“三大板块说”，专文论及洛夫、郑愁予、痖弦、罗门、张默、大荒、管管、蓉子、碧果、向明、辛郁、杨平、陈义芝、朵思、席慕蓉、詹澈、隐地、夏菁等诸多诗人，几欲自成一部台湾现代诗史。惟其如此，大家已将你视为台湾现代诗的全面审视者与重要评估者。原谅我在强加此一身份予你之后的故意刁难：余光中犹有可说，何以避谈商禽？
沈：这个问题可谓点到了我的软肋。由于学养所限和写诗与评诗两栖作业，我对台湾现代诗的研究（其实也包括对大陆现代诗的研究）基本上是随缘就遇而散点式的展开，没有系统的规划，尤其不愿受所谓“文学史”“诗歌史”的影响，故谈不上“全面审视”。具体到对诗人个案及作品的评析，更是出于爱好，基于欣赏，以一个读者的身份而非专家的立场去展开的，有如一个诗歌收藏人或诗歌美学化验师，只在认领，无涉价值判断。前面说过，这一直是我的局限和尴尬所在。这一局限还包括我一直缺乏对散文诗这一诗体的完全无认识，不具备对之言说的学理和学养储备，因此从未在这一领域发过言。我对台湾“创世纪”诗社的主要诗人都有评论而唯缺商禽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尽管我也知道他在台湾现代诗史乃至整个中国新诗史中的地位所在，但依然不敢贸然置喙。
这里不妨再举一例以做佐证：大陆诗人侯马，是我交往十几年的诗友，二零零七年在《十月》文学杂志发表长诗《他手记》并获当年的“十月奖”，后又于二零零八年出版《他手记》专集，在诗坛引起强烈反响。正如“十月奖”的评语中所指认的，这是一部“极具探索意义和文本价值的成熟力作”，是“思想之诗，命运之诗，信仰之诗，人之诗”。我读了侯马寄我的诗集，也相当震撼，深感这是新世纪十年来当代大陆诗歌创作中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其内容之驳杂、思想之深刻、诗感之明锐、内涵之丰厚，尤其是对历史记忆与现实担当的跨时空整合，以及横行无忌的形式探求，都是其它文本无法比拟的。但问题是这是一部以散文诗为主，杂糅分行与笔记的跨文类作品，完全超出了我对诗歌美学的理解范围，不知道该怎样去说，是以几次放下又拿起拿起又放下，到了还是放弃作评的打算，以至抱愧至今。
说到余光中先生，我欣慰于你的“犹有可说”的理解。关于这个问题，一九九九年我在台湾讲学时，《联合报》记者采访也提到过，在此我再做简单回答。余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学者和诗人，但要单就先生的诗歌成就来说，我个人认为基本上属于学者型诗人之作，同类诗人还有杨牧、叶维廉等，缺乏原创性的诗学价值；既缺乏生命意识的原创性，又缺乏语言意识的原创性，只是经由学养的整合和修为的丰厚而写得很精致很得体，但若要深入解析，就乏善可陈。我也知道，余光中的几首代表作在两岸影响很大，乃至超出了文学的范畴，不过总体而言，其文化学的意义要远远大于诗学的意义，不能以此作为其诗歌美学价值的判断。这一点其实两岸诗学界多有共识，只是好像少有人公开指认而已。
胡：台湾孤悬海外已有六十年，较之大陆，其对于西方文化之引进与中国文化之传承，均更为充分而完整。台湾现代诗固然在西化与归宗的两个极端，以及两个极端之间的若干过渡地段，都苞开七色之花，蒂结五味之果，提供了各异其趣的美学类型；但是，较之大陆现代诗，台湾现代诗似乎仍然具有一些共性特征。请试总结之。
沈：我在评论洛夫的文章中有这样一段话，似可拿来作为对台湾现代诗共性特征的一点指认：“得西方现代诗质之神而扩展东方现代诗美之器宇，获古典诗质之魂而丰润现代诗美之风韵，为中国新诗的成熟与发展，提供了更多有益于诗体建设的元素和特质，使之具有更明晰的指纹和更丰盈的肌理。”
这是就文本价值特征而言。就人本亦即主体精神之特征来看，又可以我整体评价“创世纪”诗人之诗歌精神的三点指认作为借用，即其一，“现代版”的传统文人精神；其二，优雅自在的“纯诗”精神；其三，多元开放的探索精神。你可以参阅拙文《台湾“创世纪”诗歌精神散论》。
就文本价值特征来看，大陆虽一直讲“两源潜沉”，其实光顾着赶补西方的课，进而赶与西方接轨的路了，古典一源，大多是在理论家那里说说而已，少有切实而突出的创作体现。像洛夫的现代禅诗，周梦蝶和郑愁予的新古典主义诗风，我们就很难找到堪可比肩而立的大陆诗人和作品。具体到语言感觉更不一样。大陆诗歌语言尽管很爽利，很明锐，表现力很强，但大多缺乏细微精致的肌理，多以思想、精神和生命意识与生存体验取胜（这一点台湾诗人尤其是中生代之后的台湾诗歌是没法比的）。尤其近二十年，不是过于翻译语感化，就是过于口语化叙事化，一直缺乏对汉语诗质之特性的发掘与再造。这里的问题是缺乏对可谓“大陆形态”的现代汉语之意识形态化、资讯化、及单一化的反思，或者说过于信任这种习以为常的语言形态，以致习为广大而难成精微。而我们知道，诗是语言的未来；人是语言的存在物——没有诗性的语言，就没有诗性的生命；没有诗性的语言的未来，就没有诗性的生命的未来。可我们常常将这“未来”变成了“当下”。若再展开来说，其实整个新诗至今都存在着因语言形式的粗陋而导致“道”有余而“味”不足的遗憾，是一个挥之不去而需要我们长期探究的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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