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十年过去，我还是坚持认为这是一场发生在纯正诗歌阵营内部的、有着十分重要的诗学意义和历史价值的论争，而不是后来被一再曲解的什么“内讧”或“无聊的话语权力之争”。还是前面谈到“现代诗群体大展”时所说的，一个文学艺术事件不在于它是怎样发生的，发生得像不像样子，而在于它“就这样发生了”。“盘峰论争”爆发的时间和形式不无偶然性，但还九十年代中国大陆诗歌一个公正全面的历史真实的吁求与辩白，是迟早要发生的事。至于这场大论争的诗歌史意义何在，只能从这十年的诗歌现实来反观其影响。现实的结果是：在经过对官方诗歌批评空间的长期宰制之反抗，再经由对唯北京中心／学院中心为是的诗歌批评空间的精英化、单一化而致狭隘化之反拨后，“民间立场”试图重建诗歌批评空间的意向得到了历史性的呼应，并逐渐回到真正多元互补的健康状态，回到丰富深广的大地和共同呼吸共同拥有的天空，已成不争的事实。这个结果，这个认识，其实在“盘峰论争”一年后，我在题为《中国诗歌：世纪末论争与反思》的长文中已有所思考和论及。此文后来被连续转载十次，其中一些主要观点，现在看来还依然有效。
胡：你和当代中国先锋诗歌一起走过三十多年，一直在场守望至今。可否在此以你的经验与观察，就新世纪十年诗歌及回溯先锋诗歌三十年的历程，谈一点新的认识或总结？
沈：这个话题最近刚好有一点新的想法，这里不妨先点个题，供大家参考。
步入21世纪的中国新诗已走过整整十年的路程，并以其十分突出的文化学与美学特征，将这十年与其它阶段区分了开来，同时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它的负面问题，提醒我们适时予以总结。
自朦胧诗“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算来，当代中国大陆新诗发展历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的革命性跨越。这四个阶段，概括而言，可分别表述如下：
第一阶段，朦胧诗时期，可谓意识形态与审美形态双重意义上的革命。
这次革命，以反意识形态暴力和反文化专制主义为旗帜，一边纵向回归“五四”文学传统，一边横向接纳西方文艺思潮，重在“写什么”上开启新的道路，以求获取人性、诗性的复归而重建现代诗歌精神和现代诗歌品质；
第二阶段，滥觞于整个八十年代的“第三代”诗歌运动时期，可谓文化形态与生命形态意义上的革命。
这次革命，以“生命写作”和“反文化”为主旨，消解二元对立的、意识形态化的写作立场，从“写什么”为主的单一维度，过渡到以“怎么写”为要的多向度展开，促使当代大陆诗歌全面进入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汉诗”发展阶段；
第三阶段，“九十年代诗歌”运动时期，可谓语言形态意义上的革命。
这次革命，以“民间写作”和“知识分子写作”为主力，共时性地将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古典、后浪漫等诗歌思潮并置分进，而又对诗歌语言与诗歌表现形式的探求赋以共同的关注，并引入以“口语”与“叙事”为主的新的修辞策略，有效地扩展了诗的表现能力与表现域度。
第四阶段，“新世纪诗歌”时期，可谓诗歌生态意义上的革命。
这次革命，以“民间诗歌”立场的全面确立和“网络诗歌”的迅猛发展为标志，彻底告别延续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创作与文学传播之主流机制，全面地、毫无保留地返回民间，以体制外写作和体制外传播为新的运行方式，在“自由创作”“民间传播”的理念支撑下，集结为新的阵营，并一步步由边缘而主流，进而成为真正代表当代中国诗歌发展的方向、坐标和重力场。
这是一次划时代的剥离，一次超越文学而具有文化史意义的伟大进步。它不仅是对“五四”新文学传统的恢复，更是对以《诗经》为源头的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恢复。有了这样的恢复，便有了可以持之恒久的自信，和由这自信所保证的不可限量的未来。
经由上述四个阶段的合力奋进，作为“现代汉诗”意义上的当代中国大陆诗歌，终于形成了属于自己的精神传统，而不再左顾右盼、无地彷徨。可以说，这是新诗百年发展最好的时期，似乎已没有什么外来的力量，可以阻遏或妨碍她的正常生长。而与此同时，显而易见的是，一个造山运动的时代随之结束了，一个狂飙突进的时代也随之结束了——告别“革命”，我们无可选择地被进入到一个无中心也无边界的平面上，开始游走式的、新的行程。尤其是，在诗歌生态获得空前多元、空前自由、空前活跃的同时，也随之出现了空前游戏化、时尚化、平庸化和同志化的现象，令人颇为担忧。
无论在任何时代，诗都应该是一种尖锐而突兀的存在，一种在时代的主流意识背面发光，在文明与文化的模糊地带作业的特殊事物。这种特殊事物的终极使命，在于使个体的诗性与神性生命意识，得以从社会化的类的平均数中跳脱出来，重返本初自我的鲜活个性，由此恢复历史记忆与文化担当的责任，并适时给出理想与未来的前景，以映照现实之不足与缺陷。
从这一意义而言，无论在任何时代，诗又应该是不断超越现实的羁绊而为未来所服役的一种事物。因此，原生态的生存体验，原发性的生命体验，原创性的语言体验，是诗人在任何时代都不能忘记的法则。也只有遵从这个法则，诗与诗人才会免于被所谓的“时代精神”（在当代中国语境下，这个“时代精神”常常与主流意识形态混为一谈）所辖制，成为开放在时间深处的生命的大花。
显然，诗的发生和存在，在任何时候都非快意宣泄的“游戏”，而是一种生命的“仪式”，这是需要我们时刻提醒的根本法则。可以说，新世纪十年，中国新诗热闹了十年。比起过去的艰难，这样的热闹也算一种合理的补偿。问题是诗人是超越时代/地域局限的人类精神器官，而非时代与时尚机器的有效零件。当下中国文化形态，引诱的是欲望，追求的是流行，操作的是游戏，满足的是娱乐，刺激的是感官，造就的是“没有灵魂的享乐的人”。这是比意识形态更具有杀伤力的一种东西。诗人们必须对此有所警惕。那些和当下时代与时尚语境混为一体的诗人及其诗歌作品，将无疑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新的时代的陌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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