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主体，两种写作，前者可谓“动手不动心”，明知是哄人蒙世的东西，只是图它现实的功利，后者才是真正发自心灵而求修身养性的东西。我从不讳言这里面有人格缺陷的问题，因为实际上并没有人逼着你去写那些迎合时代的作品，后来更知道我们这一代诗人中有很多人并未因生存的险恶而去俯就时代的认可，很是惭愧！好在心里揣着个明白，主要的精力还是放在后者的写作上，虽因地处偏远，难得得风气之先而赶上第一波即朦胧诗诗潮的开启，但很快就主动地投入到了第三代诗歌的大潮。这其中，写于一九七五年秋天的《红叶》一诗，发表在一九七九年第十二期《诗刊》上，后被选入由伊仲晞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文革后第一部《爱情诗选》，以及后来在甘肃《飞天》月刊的“大学生诗苑”和“诗苑之友”专栏上发表的作品，也大多是在这一时期所留下来的“密藏作品”。现在看来，正是有了对这一早期“双重写作”的忏悔与反思，才促使自己较早看透了体制性写作的危害，也较早义无反顾地彻底与体制诗歌分道扬镳而确立民间写作的立场，并一直为之鼓与呼——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至今，我基本上没有再在官方刊物上发表作品，并早在一九八二年就创办民间诗刊《星路》，就是一个证明。
胡：一九八一年七月，你大学毕业留校工作，此后可称之为你的“西安时期”。当年，你的组诗《写给朋友也写给自己》在甘肃《飞天》月刊的“大学生诗苑”上刊出。按照徐敬亚的观点，“大学生诗苑”可以视为后来所谓“大学生诗派”的雏形。你同意此一观点否？你认为“大学生诗派”的诗歌史意义何在？
沈：由张书绅先生主持的甘肃《飞天》月刊“大学生诗苑”和“诗苑之友”诗歌专栏，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大陆诗歌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不仅形成了所谓“大学生诗派”的雏形，而且构筑了几乎整个第三代诗歌诗人们“试声”与“发声”的大平台，其广泛而切实的影响力与推动作用，不亚于朦胧诗。
这里不妨简要回顾一下当时的背景：那时朦胧诗曙光初露，尚处于半公开传播状态，而刚刚全面恢复出刊的各省官办文学期刊的诗歌栏目，大都掌控在文革前出道，后中断了写作和发表而于文革后复出并占据要津的一批中年诗人编辑手里。这些活跃在体制内的编辑诗人们，其诗歌意识基本上还停留在“十七年”诗歌的模式中，且又急于自己发表新作以扬名正身，便很难顾及到新生力量。尽管包括《诗刊》在内，偶尔也发表一点新潮作品，但大都基于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大背景而略表姿态做点点缀，不真当回事的。我对此曾在九十年代初做过一个粗略统计，将近十年间官方文学刊物的诗歌栏目，编辑间交换发表作品的比率竟高达百分之九十多，而当时民间诗刊诗报的存在，基本上还处于“地火运行”的状态，难得发为广大。正是在这样的艰难过渡时间段，有《飞天》这样一个平台之造山运动般的崛起，可以想象，它对当时绝大部分还如“孤魂野鬼”般在黑暗中摸索的先锋诗人们的感召有多么大！那简直就是民间诗歌或地下诗歌的公开版，形成了和主流诗歌截然不同的第二诗坛。实际的结果是，后来成为第三代诗歌的代表诗人们以及其代表作品，大多都是在这个平台上首先亮相的，包括于坚在内的许多重要诗人，多年后还对此深表感慨和怀念，尤其是对张书绅先生表示极大的敬重！
当然也不可否认，由于时代所限，《飞天》的这两个诗歌栏目当时也仅只是一种新生力量的历史性集结与展示，尚缺乏明确的诗学主张，这大概也是后来渐渐被当代诗学界所忽略或看轻的原因所在吧？但仅从精神力量而言，那绝对是一次历史性的重要推动。我想，如果有有心人将这两个栏目的作品重新做一个整理编选出版，无疑是一份极为珍贵的诗歌文献。
胡：一九八六年十月，你以“后客观”为旗帜，独自一人参加了《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的“中国诗坛·1986现代诗群体大展”。请试描述“后客观”之具体内涵，并列出你自己践行此一诗学理念的代表性作品。
沈：参加那次大展，一是应徐敬亚的来信——我至今很吃惊他能向那么多诗人亲自写信邀约，二是看重他的先锋意识和民间立场。至少就我个人而言，绝非趋流赶潮凑热闹，而是郑重其事的三思而行。
“后客观”旗号的打出，基于当时已成雏形的一个对第三代诗歌尤其是以韩东为代表的“他们”诗派的认识，即后来成文为《过渡的诗坛》中的主要观点，认为这类诗歌的主要美学特征在于“真实世界的客观陈述”，以区别于此前主流诗歌之“想象世界的主观抒情”的美学特征。
韩东一九八二年大学毕业分配到陕西财经学院任教，我们很快就认识了。当时我自己的诗歌观念，还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与韩东全新的探索不能完全对上号，倒是我大学同班一起写诗的丁当与他一拍即合，成为同道。我从理性上也深知韩东们的探索是一个划时代的新路，但在具体的写作中一时转不过弯来，便想出来这么个“后客观”的思路，企图在吸收“他们”的手法中再保留点自己的东西以求区别。后来就有了这一时期的几首代表作，如《上游的孩子》、《致海》、《看山》、《十二点》、《碑林和它的现代舞蹈者》、《过渡地带》及再后来的《惊旅》、《淡季》等诗，实现了“后客观”的某些想法，即在口语加叙事之客观陈述的调式中适当保留意象与抒情的成分，走了符合自己生命体验和语言体验的路子。这也是我多年来一方面坚持为“他们”及第三代诗歌张目，一方面又较早提醒“口语”和“叙述”一路诗风一旦滥觞后可能出现的问题之所在的起因。
胡：作为一次空前的飞行聚会，“现代诗群体大展”展出了一代诗人的自由与梦想、狂欢与谵妄、嚣叫与喑哑，其影响所及，不仅仅是在文学领域成为一个重要事件。你认为“现代诗群体大展”的诗歌史意义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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