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伊沙认识二十年，且同在一个城市，可以说是看着他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伊沙最早的评论文章是我写的，后来又跟踪研究断续写了几篇。伊沙在诗坛上一直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我为此也承受了不少误解与压力，但他的存在在这二十年的当代中国诗歌发展中，绝对是个绕不开去的重要话题。我甚至在和别人辩论时极端化地提出过一个发问：你就说伊沙的诗是一堆垃圾，这堆垃圾又何以能带动起那么大的簇拥而拱起一座山系？仅从文化学的意义来说，这样的问题你就不得不正视。这也正是当初我刮目相看而为之鼓呼的动因所在：一个真正的异数和另类。
与麦城的结识，完全是遭遇性的。朋友介绍认识时，我并不知道他的写作情况，后来看了他早期的作品，吓我一跳：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写出那么优秀的作品而一直被埋没，实在难以置信，于是又激起我“打抱不平”和“填空白”的激情。后来熟悉了，却是打心底里喜欢他的诗，与“历史责任”无关。尤其是他的语言，在当代诗歌中可谓一绝，真正专业的阅读，大概没有不喜欢的：叙事与意象的有机整合，寓言化叙事的有效创化，对精练的守护和对意象的原创性营造，以及玄思意味与悲悯情怀，都是足以让人心仪的。而且这是一位真正纯粹的诗人，只是愿意为诗而活着，绝不希求由诗而“活”出些别的什么，实在难得。
其实所谓“推举”与“彰显”这样的活，我干得多了，还有李汉荣、杨于军、中岛、孙谦、古马、南方狼、吕刚、高璨等等，并不一定都具有你所说的“重要性”，但确乎是从各个方面打动了我的诗学趣味，觉得有话可说而说的，并相信他们在当代诗歌发展中都是有独特贡献而最终会重新为历史所认领的。不过话又说回来，当代中国诗歌的版图实在是过于辽阔和庞杂，对于像我这样边缘而业余的所谓诗评家，也只能是挂一漏万地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而已，最终能起多大的作用，也只有留待将来的历史去认证了。
至于你提到的“奇妙的血缘呼应”，也可能存在，因为我的诗歌写作和诗歌阅读本来“血缘”就很杂，“呼应”的可能性也就很大。且认为搞诗歌批评，如果没有这样的“呼应”，而仅仅只是盯着“诗歌史”“文学史”来择其重要而为之，大概也是有问题的。 胡：你所做的另外一项工作则同样重要，有可能更加重要：一九九六年，与李震等编选《胡宽诗集》出版，次年在北京文采阁策划并与吴思敬先生共同主持召开“胡宽诗歌作品研讨会”。此项工作，有效完成了对一位杰出诗人的追认。今年初，你在《你见过大海：当代陕西先锋诗选》序言中指出：胡宽“开启了陕西先锋诗歌的先声，并潜在性地影响到后来的先锋诗人写作，成为出自陕西本土的先锋诗歌精神的源头，同时也使得他个人的创作成就，获得和早期北京‘今天’派诗人的探求不差上下的历史意义而为历史所记取。”你同时指出，胡宽“有‘陕西的食指’之称。”但是我认为，胡宽和食指不可类比。食指是一位前现代主义诗人，胡宽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诗人；食指，正如多多所说，是“我们一个小小的传统”，但是胡宽，似乎从没有成为任何陕西诗人的美学上游；食指是源头，而胡宽，仿佛是来自外星与未来的大海；如果真有诗人受到胡宽影响，那么他肯定还在去胡宽的半途。不知你同意我的观点否？
沈：拿胡宽和食指比，确实有点问题。问题的关键在于食指通过后来的不断被经典化而影响广大，成为公认的“传统”部分。胡宽却一再隐匿于时代的背面而不被人了解。即或是后来被我们发掘出来，彰显于世，也好像因时过境迁而不为重视，除在理论界还时而有新的研究者光顾外，很少再影响及广泛的阅读层面和当下的诗歌写作。而且，胡宽在活着的时候也很少影响到别人，既不发表作品，也基本不和写诗的人交流，没有进入任何的诗歌团体和圈子，完全是独往独来。所以我特别斟酌地说他“潜在性地影响到后来的先锋诗人写作，成为出自陕西本土的先锋诗歌精神的源头”，强调的是“潜在性”和“精神性”，实际的影响确实如你所说，“没有成为任何陕西诗人的美学上游”。但我们在总结历史的时候，对这种孤立而卓越的个案性存在，是绝对不能疏忘的。
为此，我也十分欣慰于能在《你见过大海：当代陕西先锋诗选》这部新的诗选中再次追认这位诗人的存在价值和诗歌史意义，为将来更为全面而公正的诗歌史书写，留下一己之见。
胡：一九九九年二月，你在《出版广角》发表《秋后算账——1998：中国诗坛备忘录》，后来成为世纪末诗学大论争的导火索之一。十年过去了，你认为这场大论争的诗歌史意义何在？
沈：首先感谢你澄清了一个事实，即我的那篇“惹祸”的《秋后算账》是先发表在由刘硕良先生主编的非诗歌刊物《出版广角》，而后才出现在《诗探索》上的。但诗歌界很少有人看到前者的发表，误以为就是为“挑起论战”而直奔《诗探索》去的。再次澄清此事的原因，在于说明当时代表“民间写作”一方的“反叛”，确实不是一场有预谋的所谓“阴谋”，而是一种散点式的不谋而合。我当时到会上后一时也懵了，因为两边都是同道或朋友，突然间争执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并硬是将我的文章归入“阴谋”之作，高调批判，我也只能是被动应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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