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话说回来，仅仅认为这些前后登台的评家是在议论、评估甚至“包装”、“推出”昌耀先生，那就把他们简单化了，我们也太天真了。1988年，骆一禾先生在《太阳说：来，朝前走》一文的最后指出：“昌耀先生的诗歌作品，是中国新诗运动里那些最主要的实绩和财富之一，目前这位大诗人并没有得到公正的认识”，“重要的是中国诗学和批评出现了判断力上的毛病：看不清创造”。中国是个穷国，但中国古往今来的诗坛不可谓不是一个大道场。现在这么一个摊子整个地出了问题，患了眼疾，谁来诊治？谁来拯救？谁又是度量创造力的一把尺子，此中奥妙，不言自明。2000年1月，一个称昌耀先生是其“师傅”——诗歌也有作坊——的人撰文说：“在国内许多我参加的报纸或诗歌会议间隙，昌耀都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我被要求担当的角色，则是有关昌耀及其诗歌信息的发布者。”虽然昌耀师傅是重要“话题”，但他只是一个缺席的“圣徒”，风头出尽的实际上是“角色”。在同一篇文章里，这人重弹了骆一禾先生的老调：“昌耀写出了那种古奥邃密而又灵光幻化的诗篇，中国评论界却没有相应的理论体系对其做出恰切诠释。”他还写道：“然而中国的编辑家队伍中到底不乏有识之士。90年代以来的若干年间，《人民文学》通常都以10个左右的页码，对他一年内的新作实行一次性的断堆批发”——“断堆批发”，多么粗俗的暗喻！此公撰写《海子评传》真是一个灾难！海子的语言是多么的精微啊！——在将昌耀先生每年的新作变成了蔬菜市场最不值钱的大白菜之后，此人吹了一个大牛皮：“这因此而使我对这个时代怀有一种敬意”。言下之意，要不是《人民文学》每年“断堆批发”昌耀先生的诗，这人就有可能取消对时代的敬意，缺少了这敬意，我们的时代将会多么灰暗，多么不幸，多么不值一提。
昌耀先生是否听出了明显的弦外之音？这哪里是推出昌耀先生？这哪里是对时代表达敬意？这分明是把昌耀先生作为由头，拿时代开涮！如果善良的人们还不能看出他们叵测的居心，那么下面的事实将再作证明：1988年，骆一禾先生在其文章里不无暗示地说，当时52岁的昌耀先生有“完成感”；1993年，张翔、史永旺为报纸采写的通讯里，借引用方式，公开了一个下作而无聊的流言：“但是，也有的诗人预言，如果昌耀不死，他的诗歌永远不会引起轰动……”；到了1998年，他们不屑再用暗示或借题发挥的方法表达盼人速死的心愿，而是变为厚颜无耻的坦白。有一个自称是昌耀先生学生的人写信给诗人说：“如果说《过客》还在坟的这面，那您已经到坟的那面。因为您已澄明了。这是死亡以后的生命状态。”与此如出一辙的是，1999年底，昌耀先生尚在医院积极配合治疗，日夜盼望着“奇迹的出现”，这时“中国诗歌学会”授予他“首届中国诗歌学会诗人奖”，韩作荣前往西宁，在病房里宣读了授奖词，其中最脍炙人口的两句是：“昌耀是不可替代的，如青铜般凝重而朴拙的化石，如神话般高邈而深邃的星空。”我真是难以想象，知书晓礼的韩作荣是怎样面对面，把热泪盈眶的老朋友昌耀说成是化石的？这哪里是致予活人的授奖辞？这分明是提前宣读的悼词！从1998年冬到昌耀先生去世，更是有许多怪异的人物出来，预言昌耀先生行将或必要死亡。还是前面那个认昌耀先生为师傅的人，在1999年12月5日的电话里，即听出昌耀先生“几近油枯灯灭”。要知道，这时距昌耀先生最后的结局还有整整109天，假如昌耀先生不是跳楼自杀，真正的“油枯灯灭”更不知在何时？另一个是青海的睡梦家，3月23日清晨在自己的床上做梦，梦见的却是昌耀先生终局时的形象，还有一个河南省的诗人兼摄影家，早在昌耀先生来住院之前，就拍过一张充满不祥征兆的照片，显然，他的相机比精密的医疗器械厉害，他在摄影的同时兼做摄魂的实验……
鲁迅先生在论及秋瑾的死时，说过秋瑾是被掌声推上断头台的话，这当是真知灼见。昌耀先生晚年，一些人希望着他“永垂不朽”，一些人则知道他行将就木，一些人则在预言、传言，大家都在暗示、鼓励和催促，昌耀先生是敏感之人，他当能听出上述话语的弦外之音，在怪力乱神的舞蹈中，他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只有以死谢天下。
在形形色色的专辑、专栏、专题、专访、专稿、专人把昌耀先生方方面面、林林总总的“悲剧”谈得痛快淋漓、一览无余之后，请允许我狗尾续貂，也来谈谈昌耀先生的悲剧，如果说在他的生活里上演过让人恐惧、让人怜悯的悲剧，那就是“他的生活，与其激起的神话远不相符”（加缪论兰波语）。他的诗也是如此，而他相信了这神话，相信了制造这神话的人。1988年，当有人说他是未得到公正认识的“大诗人”时，1991年，在有人将他的《慈航》一诗和《浮士德》、《荒原》，尤其是《神曲》等世界文学中空前绝后的杰作相提并论时，也是在1991年，在有人大谈特谈他诗歌的悲剧精神时，昌耀先生还有可能拒绝或纠正，有可能辨明真伪，他可以全面了解但丁、歌德和艾略特等对世界诗歌史作出的开创性的贡献，然后将之与自己的创作进行质和量两方面比较，然后像帕斯捷尔纳克那样说；“我很难想象自己是个诗人，如果说诗人指的就是普希金或埃斯库罗斯的话”。但他似乎是欣然接受了这一切。当他被“有毒的、闪光的、骗人的花环”（尼古拉斯·纪廉语）初步罩定时，他觉出了生活的普通和乏味，他改变了从前对诗歌的坚定和纯洁信仰，他萌生了用诗歌带来的声名改变生活面貌的念头，这期间，他写了不少的信，表示着感动和感谢，谈论着自己的厄运和缺少情节的悲剧，给好事之徒提供着素材。1994年，《生命之书》出版前，他拟写了一则与他一贯引以为荣的精神信仰完全相悖的订书广告，其中夹杂着愤愤不平和孤高自许的复杂情怀——此广告中的一些许诺后来亦未兑现。他还有过到兰州签名售书和到苏州做“文化差使”的念想。我们已经说过，这一切不能说明昌耀先生有错，这许多的欲念和挣扎，在每一个社会转型期的普通人那里，都是存在的，正常的，但这一切足以证明：从根本上来说，昌耀先生并不是某些人所描绘的那种“圣人”；不食人间烟火，献身艺术，超凡脱俗到“富贵于我如浮云”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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