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篇纪念昌耀先生的文章说：“六十四岁的昌耀，在创作中，不仅未见任何这种年龄难以避免的衰退迹象，反而呈现出处于巅峰状态的沉雄与醇厚”，我们不知道这“巅峰状态的沉雄与醇厚”是该作者从何处得来的灵感，统计显示，昌耀先生被评论家拍手叫绝的作品，大部分写于八十年代中期。九十年代中期以后，先生用许多的时间、花很大的精力研习毛笔字艺术，至于诗歌作品，不仅在质量上乏善可陈，而且数量也是逐年稀少。创作衰退的迹象清楚明白，衰退的原因，大约在于内心的矛盾和痛苦，矛盾和痛苦的原因在于他愈来愈像一个软弱的俗人，在自己被神化、圣化的社会形象和世俗生活的召唤、诱惑之间失去了决断的能力，他身不由已，力不从心地扮演着中国当代诗坛最后一尊偶像的角色。这时，他已完全丧失了博纳富瓦说的那种“决心和坚定性”。我们完全能够理解，作为数不清的准书法家中的一个，昌耀先生已经没有心情、也没有必要去体会蒂波代所说的“诗仅仅是话语，而名声和光荣只是一种虚妄，存在着的只是他的躯体”这话的真正含义，他大约也没有心情、也没有必要读书了。当诗人应有的机敏最后离开后，他就无法和阿谀的评论家们拉开距离，也不能觉察奉行伪后现代主义观念的年轻人给他带来的蒙蔽，他轻而易举流露自己的情感，动辄“百感交集，潸然泪下”。当他饱含着激动的泪水接受各种各样的光荣称号时，已经完全没有契诃夫那样明智的坦然与自在了：“人们对我作了这样那样的解释，总之，各种荒诞无稽的话。而我———首先只是个人……我热爱大自然和文学，热爱漂亮的女子，憎恨抱残守缺和专横霸道。”他甚至对“圣者”、“圣徒”这些封赠中包含的危险浑然不觉。这样，他被狂热的崇拜者捧起来，越捧越高，越捧越远，终于到了看不见自己士地的虚幻之中。
最后，当昌耀先生完全置身于一群谄媚之徒中间时，他就永远不能脱身了，虽然有人说他“已具有了很高的智慧，宗教创立者的智慧”。但事实正如英明的鲁迅所说的那样，他已不能用常识来判断事理了，他失去了自己的头脑。现在，他用大半生的努力和劳动赢得的荣耀却要被分割，分给预言家、阐释家、发言人、证人和门徒，还要分给一些在暗影里走来走去、身份不明的家伙。对于希望在永恒的精神世界里占有一席之地的昌耀先生来说，这被分割的恰是至关重要的部分，关于他的命运、艺术、死和想象的部分。这是一个悲剧，一个真正的悲剧。
2000年6月·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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